《日本所藏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彙刊》前言
一
學界對明清科舉文體的研究,經過近幾十年來的努力,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從基本文獻到八股文史、八股文理論史,已有多種專著或叢書出版。但是,由於一些重要的科舉文獻尚未被發現、整理和使用,因而我們的研究結論與歷史真相、與明清時期的文化原生態還有相當的距離。其中有兩種現象值得注意,一是在科舉各文體中,目前的研究相對集中於八股文,而論、策等文體的研究(尤其是關於明清論體文、策體文、律賦、試帖詩等的發展史、理論批評史的系統研究)顯得相對薄弱,其他文體,如判體文、表體文的系統研究更是付之闕如。二是由於文獻的缺席,學界的一些描述呈現出跳躍式的、例證式的特點。所謂跳躍式描述,指的是一些關於科舉文體發展史或理論批評史的描述出現了斷層。例如關於清代前期(順、康、雍和乾隆前期)的賦體選本,學界所瞭解到的大約只有趙維烈的《歷代賦鈔》、陸棻的《歷朝賦格》、王修玉的《歷代賦楷》、錢陸燦的《文苑英華律賦選》、陳元龍的《歷代賦彙》、孫濩孫的《華國編賦選》、林佶的《集英閣賦選》等七八種。其中,陳元龍的《歷代賦彙》影響深遠,康熙特地爲此書撰寫了序文,强調了經世致用的賦學觀,爲康、雍和乾隆前期的賦學定下了基調。這七種之中只有《集英閣賦選》選入部分清代的律賦,其餘六種選入的都是清代之前各朝的賦文。關於清代前期賦體創作的選本,學界所關注的主要有葉抱崧、程洵的《本朝館閣賦》和法式善的《同館賦鈔》等。但此二書爲乾隆朝之律賦選,乾隆十年之前的本朝律賦,只有馬積高先生的《歷代辭賦總彙》有少量選入,係由清人別集輯出,清初賦體創作之歷史流變的脈絡依然模糊。因此,搜集乾隆之前的律賦選本,是我們展開研究的前提。
關於“例證式”描述,同樣是由於文獻的缺席而使得歷史描述具備“點”,而缺乏“面”,儘管這些“點”的選擇準確而有力,但由於文獻的缺席而使得我們對歷史原生態的認識缺乏整體性。比如對於康熙間的制義批評,往往以吕留良爲代表。而與吕留良同時且關係密切的陸隴其,其制義批評在當時及後來的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陸隴其的制義批評專著《一隅集》現藏於日本内閣文庫,且爲存世之孤本,故學界關於康熙間制義批評的描述便只能以吕留良爲例證了。從橫向的地域覆蓋面來看,學界對鄉會試的關注比較多,而對地方的歲試、科試以及學政主持下的地方教育、與之相關的科舉文體寫作等方面的關注則較少。各類《校士録》、《課士録》文獻同樣需要我們予以足夠的重視。對科舉文化生態的研究我們需要整體性視野。
因而對於目前的科舉學研究的拓展來説,科舉文獻的搜集、整理迫在眉睫。由於特定的歷史原因,中國古代科舉文獻有一大批流向了海外,有一些是在乾隆禁毁活動之前就傳到了海外,成了今天僅存於海外的珍稀之本。因而明清科舉文集除了大量收藏於國内各圖書館和個人收藏者手上之外,海外圖書館的收藏值得重視。與美國、法國、德國、越南、韓國等國圖書館所收藏多爲清代乾隆之後的科舉文獻現狀相比,日本因收藏大量明代至清代的科舉文獻而值得我們倍加關注。
二
明末清初思想家曾經對明朝的衰落與滅亡作出了深刻的反省批判,八股取士制度首當其衝。尤其是應試士子存在着不研習經典史傳、衹背誦講章的風氣,更被認爲是導致末世的重要原因。這種反省批判直接影響了乾隆年間的徵書活動。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徵書上諭中,“坊肆所售舉業時文”已經被排除在徵書的範圍之外。《四庫全書》僅收入《四書文》一種時文選集,同時收入出於科舉目的而編撰的解經讀史之書四十多種,存目者一百八十多種。這相對於晚明以來號稱汗牛充棟的科舉文集來説可謂滄海之一粟。
乾隆徵書過程中的焚毀書籍,首先是看其政治上是否有違礙之處。這方面,晚明科舉考試第二、三場中的論、策因涉及後金時多有違礙語而在禁毀活動中在劫難逃。這從當時各省的查禁書單可見其端倪,《翰林館課》《二三場開律》《後場名山業》《二三場玉函時務考》《二三場鴻寶》《策衡》《策式典》《策類典》《二三場論表式典》等,均名列于禁書單上。儘管禁毀書單上的書籍並非全部在禁毀活動中絶迹,但論、表、策等科舉文集顯然因此而大量喪失。
四庫館臣之反對時文,還有一個原因,即是時文的解讀方式被濫用于詩文批評之中,被認爲褻瀆了正統的詩文觀念。如對於崇禎間制義名家陳際泰的《易經説意》,四庫館臣指出:“際泰本以時文名,故其説《經》亦即用時文之法,中間或有竟作兩比者。自有訓詁以來,一二千年無此體例也。”如其評黄生《杜詩説》曰:“然分章別段,一如評點時文之式,又不免失之太淺。”評《杜詩闡》曰:“然其注如四書講章,其評亦如時文批語,説詩不當如是,説杜詩尤不當如是也。”評《讀杜心解》曰:“又詮釋之中,每參以評語,近于點論時文,彌爲雜揉”。制義的一體化、程式化、碎片化特點一旦溢出“標準化”範圍而挪用於詩文領域,就會戕害詩文的文學本性。而這種“溢出”,無論是對於制義家還是科舉時代(尤其是明清時期)一般的詩文理論家來説,都很可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潛意識過程。以我們今的觀點來看,用時文的程式化去肢解詩文的詩心文思,固然是戕害性靈;但是用詩文的獨創性去要求作爲標準化考試的八股文,則同樣不合適。制義文法固然有其與詩文作法相通之處,甚至一些制義家的理論概括給了詩學和古文理論以啓迪,拓展了傳統詩學和古文理論,但制義文法畢竟是爲“標準化”作文而設,爲場屋制勝而存在,吴懋政説:“應試之文,太高不得,太低不得,中式固自有式也。太高則聲希味淡,寥寂無歡;太低則蜂聚蟻同,膚庸可厭。要使内含韻味,外露情光,聲情極合時趨,思力迥超流俗,斯爲命中之技。”[1]圍繞着這一“標準化”“場屋性”特點,科舉文體在寫作上有它自身的規律與策略,這一點往往爲一些批評者所忽略。
清初科舉制度的變革,是導致某些科舉文獻不被重視的另一原因。據《清史稿》,(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廢詔、誥,既而令《五經》卷兼作。”[2](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詔剔舊習、求實效,移經文於二場,罷論、表、判,增五言八韻律詩。”[3]此後,作爲科舉文體的詔、誥、表、判的相關文集再也不如明代科舉那麼受到重視了,因而多有湮没者。
在這種情況下,流向海外的科舉文獻就顯得格外重要。江戶時代(一六○三—一八六八)的日本,雖然“此間未有此習(指八股文寫作——引者)”[4],但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大量明清科舉文獻。
中國科舉文獻與日本之關係可謂淵源久遠而錯綜複雜。自平安時代(七九四—一一九二)前後,直至明治時期(一八六八—一九一二),漢籍一直源源不斷地流傳至日本,大量的中國古代科舉文獻也隨之傳入日本。日本的貢舉制度止步於十一世紀,其貢舉采用策對的形式,無緣於中國的經義文傳統。不過中國的儒家經典、經學傳統以及與之相表裏的古文傳統、文章學理念卻在江戶時代被空前發揚,融入了日本自身的思想文化建構之中,並延續到了明治時代。最近有人注意到了江戶時代昌平坂學問的“學問吟味”的考試方式,其初試以小學、四書、七經爲題目,其本試分“經義科”“歷史科”“文章科”。其經義采取“章意”“字訓”“解義”“餘論”的固有順序。這種答題方式曾被認爲是“可以媲美明、清時期的‘八股文’的格式”[5]。但其經義文畢竟不是八股文,並且這種學習與考核並不是爲了選拔官員,因而它並不能算是一種科舉制度。然而中國古代的科舉文獻卻在江戶時代的儒學運動中備受重視並滲透到了幕府官學——昌平坂學問所和各藩校的儒學教學與寫作實踐之中。
據昌平坂學問所相關文書,其考試分初場和後場。初場考《小學》,後場考《禮記》,其試詩則爲七言律一首。其所出《小學》題或四書五經題(如《“士相見禮曰”章》、《“凡學之道”至“所以尊師也”》),均屬完整的句、節、章。在截搭題八股文風行於中國的時期,可見昌平坂學問所的這種出題方式與明清時期的八股文旨趣(尤其是截搭題所引發的旨趣)相去甚遠。
昌平坂學問所所講授的漢籍典籍範圍甚廣,除四書五經、《左傳》、《國語》、《史記》、《漢書》之外,還講授《三國志》、《後漢書》、《明史稿》、《通鑑》、《歷代君鑑》、《通鑑綱目續篇》、《歷朝綱鑑全史》、《賈子新書》,還講授韓文、《文體明辨》、《三魚堂四書大全》。(昌平坂學問所曾經講授過陸隴其的《三魚堂四書大全》,因而現存陸隴其所選評的《一隅集》孤本曾爲昌平坂學問所所收藏,似乎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昌平坂學問所的前身弘文院的創立者是林羅山,林羅山還曾創辦自己的私塾——上野忍岡私塾,昌平阪學問所的儒學講習、科考形式在忍岡私塾已開其端。忍岡私塾每月舉行門生講會式,由門生十人組成,講《論語》字義。每月進行月課的考核,每月出題,使諸生寫作詩文,包括經、史、子、集的知識。林羅山之子林鵝峰爲家塾設立規式(即規章),規定家塾的學習内容包括經、史、文、詩、倭五科,分十等評定門生成績,家塾之教員即依據此成績而選拔。
作為古義學派的開山祖師,伊藤仁齋在京都堀川創辦古義學堂,講學近四十年,號稱弟子二千。“自寬文辛丑(元年,一六六一)至元禄丁丑(十年,一六九七)凡三十餘年,設問策諸生。”[6]他模仿許衡每月課士的教學方法,建立了課士制度,每月朔日為會課日,於《論語》、《孟子》及五經中出題考諸生。“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課文,月率以為常。”[7]會課之日,諸生各懷墨卷,置案上,推諸生中通識文法者對墨捲進行點評,評出次第,呈于會長。會長作最後評定,諸生再將墨卷和評語抄錄成冊,由會長輯為一冊。這些經義文究竟是采用八股文的形式還是策論的形式,不得而知。但伊藤東涯説過:“其教導生徒未嘗設科條,嚴督察”,[8]“時命經義,直述主意,不務華藻,或從舊説,或用己見,各任其便云。”所謂“不務華藻”“各任其便”,不僅是內容上抒寫諸生自己對儒家經典的認知,而且是形式上没有專門的要求,則諸生之墨卷在形式上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限定。
在各地藩校中,儒學以及子、史典籍同樣備受重視,並形成相應的、基本與昌平坂學問所相同的考試制度。在文久二年(一八六二)長崎的試卷中,分“小學”、“四書”、“五經”、“史科”諸科。四書考題是:《大學》“詩云穆穆文王”節,《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章;五經的考題是《易》“九四或躍在淵”一節,《書》堯典“咨四岳”云云;史科考《左傳》、《國語》、《史記》、《漢書》。[9]然後以上上、上中、上下等九品評定考生成績,如第一號小藥屋駒太郎之大學題名次爲“下下”,論語題名次爲“下中”。考試結果以《試卷品等》的考試録形式發行。佐渡的考試形式與長崎完全相同。其試題爲:《小學》“君子之事親孝”章,《論語·述而》“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書·康誥》“王曰嗚呼小子封”一節,《詩經》“泉水”篇,歷史科考《史記》、《漢書》。[10]
一方面,由於八股文在寫作範式上的高難度,所以儘管有日本漢學家試寫過(伊藤東涯寫過四十四篇八股文)[11],但因“不諳其式,多不得體”,便據朱熹斥制舉文爲“妖中之妖”、“賊中之賊”的説法而放棄嘗試;另一方面,正因爲儒學教育遍及日本(不僅僅是昌平坂學問所),中國科舉文獻實際上一直滲透在日人的漢學研習歷程中。
明清的科舉文獻(尤其是科舉文集)是在一種特殊的語境中進入日本漢學的,這個語境就是日本的儒學進程。古文,是日本漢學家研習儒家經典的途徑,而“古文”這一概念原本即因與時文的對峙而産生,王守仁説:“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12]明清時期很多古文之選本或研習古文之專書,其目的仍在服務於舉業,故時文之理念、方法、範疇也滲透於這一類以“古文”爲名號的書籍之中。這些理念、方法、範疇也伴隨著日人經由古文而研習儒家經典的過程。明清科舉文獻或多或少、或自覺或不自覺地被使用於日本人的漢文學習的過程中。在大量由日本人所撰寫的“漢文作法”類的書籍中,八股文法的影響隨處可見。明治間安田敬齋即以八股文的“柱”、“扇”範疇去梳理、歸納唐宋古文之文法。
三
本輯主要收入文集類科舉文獻,其中,八股文集四種,明代三種,清代一種。明代三種中,《新鎸翰林評選歷科四書傳世輝珍》和《新刻張先生批選四書程墨清商》的主體部分爲隆慶、萬曆間之四書程墨選。隆、萬是明代制義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歷來對於隆萬時文,評價不一。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從聖學、文風、士習的立足點看制義,對於隆、萬之機法大多持否定態度。清代李洛認爲隆、萬時期“穿插埋伏之法生,尖巧峭拔,刻削已甚,雖開後無限法門,而渾厚之氣漸且衰薄矣。”[13]商衍鎏也認爲“隆、萬間兼講機法,專事凌駕,輕剽促隘,務爲靈便,雖巧密有加,而氣體頹然矣。”[14]褒之者则立足於八股文實際寫作技能之運用或傳授而以隆、萬爲典範。戴名世説他自少時從事制舉文字,即於隆慶、萬曆兩朝諸先輩之文心摹手追,奉以爲程式。之所以奉爲程式,是基於他的這樣一種認識:
有明一代之文盛矣!當其設科之始,風氣未開,其失也樸遫而無文。至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趨於文矣,而其盛猶未極也。迨於天啓、崇禎之間,文風壞亂,雖有一二鉅公竭力搘拄,而文妖疊出,波蕩後生,卒不能禁止。故推有明一代之文,莫盛於隆、萬兩朝,此其大較也。當是時,能文之士相繼而出,各自名家,其體無不具而其法無不備,後有起者,雖一銖累黍毫發而莫之能越。在天啓、崇禎中,休寧金氏,臨川陳氏兩家,奮然特興,橫絶一世,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出於先輩者。[15]
在戴名世看來,隆慶、萬曆之文體具而法備,爲明文之極盛。
由於隆、萬八股文的典範意義,故歷來不乏選家選本。關於明代的八股文選,今天較爲常見的有俞長城《可儀堂一百二十名家制義》、陳名夏《國朝大家制義》、佚名《名家制義六十一家》、何焯《慶曆小題文行遠集》、汪份《慶曆文讀本》、方苞《欽定四書文》和高嵣《明文鈔》等。前三種以“名家”爲綱,且不以隆、萬爲限;方苞、高嵣之選本以朝代爲綱,也不以隆、萬爲限。何焯、汪份之選本則特別冠以“慶曆”(隆慶、萬曆)。康熙間理學家陸隴其所選編之《先正制義一隅集》,所選的“先正”絶大部分爲隆、萬名家。這些選本都以各自的價值觀選擇隆、萬制義,如汪汾的《慶曆文讀本》以《史記》文法爲準繩去選文,以彰顯他的慶曆文法源自太史公的論斷。方苞《欽定四書文》選文近八百篇,明代至清初之優秀制義多爲選入,具有一定代表性。但該書以清真雅正爲準繩,原則上不選小題文(事實上選入了部分小題文),不僅明代優秀制義多有不入選者,即其所選隆、萬制義,仍不能囊括隆、萬之整體面貌。
要真正了解隆、萬制義之豐富多彩,自然是需要對隆、萬時文作品有更全面的了解。《新鎸翰林評選歷科四書傳世輝珍》和《新刻張先生批選四書程墨清商》選入各省鄉試、會試之程録和墨卷,既可見出各省之特點,也可對照程文與墨卷之間的微妙關係,從而使讀者對隆、萬制義的豐富性有更加全面而具體的認識。《新鎸翰林評選歷科四書傳世輝珍》和《新刻張先生批選四書程墨清商》爲弘治至萬曆的首場程墨,其選文絶大部分爲上述的制義選本所未曾收入者。這兩種程墨選本比起俞長城、陳名夏等的選本來,更能呈現隆萬制義之相對完整的面貌以及場屋之現場性。比如,由於明末艾南英、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猛烈抨擊,隆、萬間“以二氏入制義”的一些名家名篇就不爲後來的選家所收。但在這兩種程墨集中則可以見到這些以二氏、以子書入制義的名篇,如焦竑、楊起元、陶望齡、袁宗道、范應賓等人的制義。這對我們今天重新認識隆、萬時文風貌乃至明代時文流變來説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獻。《新鎸翰林評選歷科四書傳世輝珍》一種中既選入焦竑等人之墨卷,也收焦竑等人對其他墨卷的評點。如萬曆甲午(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廣東亞魁羅弘諤的《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題文,焦竑評曰:“色相俱無,是本來面目。玄風禪諦,蔚爲儒宗。”朱之蕃評萬曆甲午四川鄉試《君子中庸》題之程文:“點精光照破諸天寶相。”焦竑評王錫爵《事君能致其身》文:“徹篇出入秦漢子史而筆鋒雄健,可以敵萬人。”此文以一“身”綰“君”“父”兩倫,“君”“父”互文,“君即吾身之元首”,“身即吾君之股肱”,從而闡明純心以事君的心志與道理,在思想内容和論證方式上並未出獨特之處,只是以誠摯之心平易出之以動人。但該文平易文句實來自秦漢子史和唐宋文。“純臣”、“蹇蹇”、“啓沃”、“贊襄”等詞來自五經,“有所畏而不爲”來自蘇軾。卷三湯霍林(湯賓尹)評萬曆甲午《其知可及也 二句》廣東程文曰:“百煉真丹,與藻繪爲工者不類。”佛道子史既出現於墨卷中,也出現於評點之中。
清代八股文選集《制義體要》爲乾隆間著名制義名家和批評家陳兆侖所編選,其編選蘊含著特定的理學目的與制義寫作理念。其選文自明末章世純、陳際泰、金聲至清初熊伯龍、儲欣、張玉書、儲在文等,光緒間孫依言稱:“自望溪先生明人、國朝人文選外,大抵專讀此選。”[16]該選本不選隆、萬,而集中選取天啓、崇禎至順治、康熙之名家。在八股文之流變史上,這一時段正是劇變時期,以子、史入制義演成洪潮,明末艾南英等人的激烈批評並不能阻止它在清初之依然盛行。清人(如陸隴其)所膜拜的“先正”“先輩”大多指這一時段的八股名家。這批名家對清代八股文寫作有著直接的典範意義。
徐奮鵬的《筆洞山房新著知新録》和張鼐的《新擬科場急出題旨元脉》屬於講章性質的“延伸性”讀物。這類講章旨在講解四書五經各章、節、段、句的真正含義,尤其是各章、節、段、句與其上下文乃至全文、全章的内在關聯。真正嚴肅的串講者往往通過這種逐句逐段的講解,化整爲零,合零爲整,從而達到幫助考生理解經典的目的。陸隴其的《四書講義》《松陽講義》,何焯的《義門讀書記》、王步青的《四書朱子本義彙參》都是這方面的力作。然而這類書串講的目的是爲考生的應試服務的,具有較强的應試目的性,容易爲書商之漁利所利用。
像張鼐的《新擬科場急出題旨元脉》,是典型的“擬題”之作。全書的講解基本上是在表達對經典的理解,但“新擬科場急出”顯然是書商之廣告詞。這也是這類書飽受詬病之處。顧炎武説:“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乎擬題。且以經文言之,初場試所習本經義四道,而本經之中,場屋可出之題不過數十。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於家塾,將此數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題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較之風簷結構,難易迥殊。……成於勦襲,得於假倩,卒而問其所未讀之經,有茫然不知爲何書者。”[17]本書選入的徐奮鵬、張鼐兩書屬於對四書有深入透徹的理解者,可歸入經學之範疇。
課士爲科舉時代學校培養人才的重要方式,爲學校教育的日常事務,課士録則是學政、地方官考核士子之記録。課士的内容既是時代的風向標,也是學政、地方官教育思想的體現。以往學界對明清科舉的關注大都集中在會試、鄉試上,翰林館課近年開始受到關注,而最基層的地方教育與考試(如歲試、科試)尚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本叢書選入最高學府庶常館之館課《同館課藝》和最基層的縣學課藝《婁江課士録》。
《同館課藝》編者爲鍾衡,學界曾經從葉抱崧、程洵《本朝館閣賦》和法式善《同館賦鈔》二書的序文、凡例以及張廷玉的《同館課藝序》瞭解到,在葉選和法選之前,鍾衡曾編有《同館賦選》,選入了自順治至乾隆七年(一七四二)的館閣律賦。葉選和法選是在鍾衡選本的影響下進行的,是其增編或續編。至於鍾衡此書本身,學界一直不曾寓目,馬積高先生主編的《歷代辭賦總彙》、《歷代辭賦研究史料概述》、出版於二○一七年的蹤凡、郭英德先生編輯的《歷代賦學文獻輯刊》均未提及此書。一些學人甚至認爲此書“今已不存”。事實上,鍾衡的律賦選本現藏于日本内閣文庫,因書名爲《同館課藝》而不爲治賦的學者所關注。該書選入的是庶吉士的課藝,這批庶吉士後來都成爲各級官員,在政治、軍事、文化各方面産生其廣泛的社會影響。
課士是學政或地方長官觀風施政的常規内容。學使按臨各郡,主持歲試、科試,往往編有《課士録》或《校士録》,以考核生童,引導學風,也是標示其政績的一種方式。府學、縣學之日常課試也有由知府或知縣主持者。《婁江課士録》為縣學生員顧晋琦所編,其序跋作者爲當時頗有政聲之官員,審閲者祝耀祖爲萬曆三十五年(一六○七)丁未科進士,於萬曆三十五年至三十九年(一六一一)曾任昆山縣知縣。作跋者王志堅,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進士,崇禎五年(一六三二)督學衡州,王夫之即由其選拔入學。有制義入選的這批生員中,後來有很多人或爲顯宦(如顧錫疇),或成爲頗具政聲的地方官員(如顧咸建、張魯得、葉國華等),或成爲明朝之忠烈(如顧咸建、顧咸正、張魯傳、朱國輔、胡甲桂、夏萬亨等),在晚明的歷史上留下了耀眼的一筆。在晚明的制義史上,顧錫疇成爲制義名家,其制義爲明、清選家所樂於選評。張魯唯、葉重華、顧咸正、何謙也在後來的制義史上有過爲人稱道的作品。而作爲稀見的時代地方課藝選集,此書尤有助於我們對晚明科舉史(如四書文命題方式的演變)、地方教育史和八股文史的了解。
本叢書還選入六種明清科舉二三場論、策文選,均爲存世之孤本。
爲科舉應試而編纂的書籍固然具有鮮明的實用性,即爲應試而編纂,但對這種“應試目的性”卻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把應試理解爲套題、解題的技術性操作,以最經濟的方式掌握應試的要領,以最大的實效中式及第。這種理解對於科舉考試作爲一種標準化考試形式來説有其合理性,即它致力於最大限度、最高實效地確保每一位應試者發揮自己的最高水準。自官方的選拔目的或正統的道學立場看,出於這類編纂目的的科舉用書懸置或忽略科舉的真正目的,因而往往對之持批評或否定的態度。
自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以來,首場的經義考在各場各科中最具重要性。但其他科舉文體(如策論)並未被忽視,如元代試士三場並重。關於三場試士的目的,元代吴萊説:“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善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18]明代正德戊辰會試副主考官梁儲也説:“經義求其醇以正者,論判求其明以暢者,詔誥表求其能宣上德、達下情者,五策求其能學古適用者。”[19]至明代中期開始直至清代,出現了“三場專重首場,首場尤重首篇”[20]的情形。明中葉以後,由於考生人數的增加,的確存在着重首場、重首篇的現象。顧炎武説:“國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重輕。乃士子之精力多專於一經,略於考古;主司閱卷,複護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於捷得,不過於《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之全文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衰,心術由此而壞。”但事實上,明清時期之鄉、會試録取並非如此簡單,影響録取的因素不僅有首場的八股文,還有專經録取、通觀二三場成績的録取,還有因地區配額(專經現象與此有關)的録取。考生如果在科舉的道路上要走得更遠,只重首場、首藝,是不可能做到的。進士的殿試,試的就是策對,除了極個別的首輔作弊外,非具真才者難以魚目混珠。
爲了真正掌握三場的要求,考生必須加强經、史、子、集方面的修養。即使是首場的經義,個人的經、史、子、集方面的修養對其制義的優劣成敗具有決定性意義。鄭獻甫説:“時文之題,不外《四書》。時文之人,必博羣書。否則斷無是處。今學者動謂十三經、廿一史何與此事?特詩古文家藉以見才耳!然試問《關雎》合樂,執圭聘禮,不考《儀禮》,能動一字乎?庶人在官,八家同井,不考《周禮》,能動一字乎?又況周、召二南國,見《汲冢書》;淇、澳二水名,見《博物志》,世之論地理者或略焉。滅明故有父,見《左傳》文;子思必有兄,見《檀弓》語,世之考人物者或駭焉。他如顔淵度轂之仁,曾子架羊之義,仲弓含澤之諺,冉畊芣苢之歌,雜見諸書,尤難枚舉。”[21]錢振倫説:“時文題出於經,體則近集,如章(世純)、羅(文芷)之奧衍則出於子,陳(大力)、黄(耀淳)之豪邁則出於史。”[22]都在强調制義所考核的是考生的經史百家的綜合素質。
本叢書所收入的五種論、判、策文集中,《新刊龍飛歷科鄉試程策》是一殘本,但它選入嘉靖間策文,自足珍貴。王嘉言《新鍥翰林批評註釋錦繡策抄》收録了自弘治至萬曆之程策,並詳加批注。《皇明表衡》爲茅維所編“三衡”(即《皇明論衡》、《皇明策衡》、《皇明表衡》)中之一種,曾被誤認爲已經失傳。《時務捷書》爲天啓、崇禎間之論、策文選,其時遼東情勢緊迫,此書多選軍務、邊事之題,突顯“時務”二字。《標律判學詳釋》爲第二場判文選,由於乾隆二十三年罷判體科目,此後判體文獻受到了空前的冷落。本叢書選入此書,旨在强調二三場文獻之重要性。
據《清史稿》,“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廢制義,以三場策五道移第一場,二場增論一篇,表、判如故。行止兩科而罷。……七年,復初制,仍用八股文。”[23]儘管廢制義僅兩科,但卻得到了一些人的擁護與響應,尤侗便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就在廢制義的當年,尤侗即編了《制科古文律書》,選入的主要是漢、唐、宋的論、表、判、策(論部分也選入一些元代之文),試圖以此聲援新的科舉制度,爲新制度提供文本方面的典範。
本輯由我與侯榮川君共同主編,我們的具體分工如下:全書的篇目由我擬定,前言及各書的提要由我執筆。各書的授權及複製事宜由侯榮川君負責,文獻分藏於日本東京、京都、名古屋各圖書館,多年來,榮川君風塵僕僕,不辭辛勞,始有此叢書之編成。在此過程中,榮川君發現了《婁江課士録》這一稀見文獻,經我們商議後即編入本叢書。自二○一五年十二月我們邂逅於日本内閣文庫,多年來一直在日本所藏漢籍文獻方面多有交流,本輯是我們首次合作的一個結晶。
陳維昭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日於復旦大學
[1] 吴懋政《八銘塾鈔二集》“闈試總論”條,漁古山房藏板,道光間刻本。
[2]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一四九頁。
[3]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一五一頁。
[4] 吉田松陰《幽室文稿》卷一,明治十四年序本。
[5] 吴光輝,熊娟《日本“科舉學”的轉型與評價》,《廈門大學學報》二○一九年第三期。
[6] 伊藤不涯跋語,伊藤仁齋撰、伊藤長胤《古學先生文集》卷五,享保二年(一七一七)京都古交堂刻本。
[7] 伊藤長胤《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伊藤仁齋撰、伊藤長胤編《古學先生文集》卷首,享保二年(一七四二年)京都古義堂刻本。
[8] 伊藤長胤《先府君古學先生行狀》,伊藤仁齋撰、伊藤長胤編《古學先生文集》卷首,享保二年(一七四二年)京都古義堂刻本。
[9] 《壬戌長崎試卷品等》,文久二年(一八六二)。
[10] 《壬戌佐渡試卷品等》,文久二年(一八六二)。
[11] 見陳維昭《江戶時代日本爲何拒斥八股文》,《文匯學人》二○一九年一○月一八日(第四○九期)《文匯學人》、《一位日本人空前絕後的八股文寫作》, 二○一九年一一月一五日(第四一三期)。
[12] 王守仁《重刊文章軌範序》,吴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二○一○年版,第九一六頁。
[13] 李洛《制藝說》,《民國鄭縣志》下冊,第六一一-六一二頁。
[14]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録》,三聯書店一九五八年版,第二三九頁。
[15] 戴名世《慶曆文讀本序》,王樹民編校《戴名世集》,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第一○六頁。
[16] 孫依言《制義體要序》,陳兆侖《制義體要》卷首,湖北崇文書局光緒三年刊本。
[17] 顧炎武《擬題》,顧炎武著、黄汝成集釋、欒保群校注《日知録集釋》第九五七-九五八頁。
[18] 吴萊:《跋吴君程文集後》,載李修生主編《全元文》,江蘇古籍出版社二○○○年版,第一四冊第六○八頁。
[19] 正德三年戊辰會試梁儲《會試録後序》。
[20] 吴懋政《八銘塾鈔二集》“闈試總論”條,漁古山房藏板,道光間刻本。
[21] 鄭獻甫《制藝雜話》,同治十年有重刻本,見陳維昭編校《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九年版,第一五一六頁。
[22] 錢振倫《制義卮言》,清末錢氏稿本,見陳維昭編校《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十五種》,復旦大學出版社二○一九年版,第一五四六頁。
[23]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選舉志》,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三一四九頁。
【本文原載《日本所藏稀見明清科舉文獻彙刊》卷首,感謝陳維昭老師授權發佈】
编辑:汪宇航 李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