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
苏轼毕生创作了不少和陶诗,晚年还特意将其中的一百馀首结集成书。受其影响,其弟苏辙也有一些继和之作。今存宋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四卷,便收录了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的和作。[1]毫无疑问,此书对于研究陶渊明以及苏轼兄弟作品在宋代的传播、接受状况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学术界目前对此书的研讨并未能臻于细致周详,尤其是受资料所限,对于南宋时期一些《和陶诗》注本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甚至还产生过不少误解。如曾枣庄等先生合著《苏轼研究史》曾提及南宋时人傅共的注本,认为:“这是宋人唯一的《和陶诗》注,因原书早佚,不知其详。” [2]王友胜先生所著《苏轼研究史稿(修订版)》也述及此书,同样认为:“此似是宋人评解苏轼《和陶诗》的唯一著作,惜已不传,其详不得而知。”[3]实际上,不仅傅氏此书的基本情况尚可根据传世文献所征引的相关内容加以考察[4],而且该书也并非现知唯一的宋人《和陶诗》注本,在此稍后就另有蔡梦弼的《东坡和陶集注》。鉴于蔡氏注本的相关情况尚不为人所知,兹对其成书时间和编纂背景、主要特点和价值略作考述,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宋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
一、《东坡和陶集注》的成书时间及编纂背景
蔡梦弼,字傅卿,福建建安人,曾经校刻过《史记》,[5]还注释过韩愈、柳宗元文及杜甫诗,[6]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传世。蔡梦弼在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时曾参阅诸家校本十馀种,使得该书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杜诗集注本之一,蔡氏本人也因此成为杜诗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7]但现存各种宋元书目题跋却从未提及他另有《东坡和陶集》注本,惟有南宋时人史铸、邢良孠所编《百菊集谱》卷四《历代文章》录有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在其序文“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数句下有史氏小注:
愚斋云: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其中不注“九华”为菊名,惜其有阙。[8]
虽然明确指出蔡梦弼有《和陶诗》的注本,但只是指出蔡注的疏漏,并未提及其他相关内容。又旧题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录有苏轼《和渊明归去来辞并引》,[9]在注释中曾提及:
《东塾燕谈》曰:东坡《和归去来辞》“谓汤稼之终枯,遂不溉而不耔”,盖用嵇叔夜《养生论》“夫为稼于汤世,偏自一溉之功者,[10]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出三峰蔡梦弼注。[11]
也仅是从蔡注中转引一则资料,仍不足以考知注本自身的详情。但由此可以推断蔡梦弼所注《东坡和陶集》在当时应该是颇具影响的,因而才会屡屡成为同时人笺注陶、苏作品时的依据和参照。
上述中国本土文献只是略微涉及蔡梦弼注本,而在目前仅留存于韩国的宋元之际蔡正孙所撰《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则征引了蔡注本的更多内容。今人金程宇先生曾撰文介绍过韩国高丽大学所藏两种《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征引的“蔡真逸注”,但因资料匮乏,对其具体情况尚未能详述。[12]笔者近日又获睹《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的一个新残本,发现其中也引用过一些蔡氏注文,且有几条明确标明“三峰真逸蔡梦弼注云”、“梦弼云”,由此可知“蔡真逸”即蔡梦弼,“三峰真逸”当是其别号。[13]蔡梦弼在刊刻《史记》时曾自称“三峰樵隐”[14],与“三峰真逸”的名号大体相仿,应该是在不同时期所使用的缘故。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中所征引的蔡氏注文数量较多,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基本情况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其成书的大致时间,就可以此书为主要依据,再联系其他资料来加以推断。南宋曾集刻本陶集《四时》诗题下原引有小注(详见下文),但并没有署明出处。参照《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引,可知该注即出自“蔡真逸”之手。而在此之前的绍兴十年(1140)所刊苏写本《陶渊明集》中并未引录过此注,曾集本跋则作于绍熙三年(1192),故金程宇先生据此推断“蔡氏注的出现大概在绍兴十年(1140)至绍熙三年(1192)的五十年间,蔡氏为南宋时人”。现在看来,这一推论稍嫌宽泛。如前所述,“蔡真逸”即蔡梦弼,其生卒年虽然不详,但蔡氏在《杜工部草堂诗笺跋》篇末所署的时间为“大宋嘉泰天开甲子”,即嘉泰四年(1204),在该跋语中尚提及:
梦弼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三复校阅,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用舍之行藏、岁月之先后,以为定本。每于逐句文本之下,先正其字之异同,次审其音之反切,方作诗之义以释之,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从出。[15]
可见耗费的时间及精力颇多,当是在学识积累深厚且精力相对充沛的壮年或稍后方能完成的著述。如前所述,《东坡和陶集注》的问世虽当在此之前,但绝不会早至绍兴十年(1140),成书的上限至少应该向后推四十甚至五十年,即在淳熙七年(1180)甚至绍熙元年(1190)左右。至绍熙三年(1192)之前成书,前后历时短则两三年,长则十年左右。
韩国高丽大学藏 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
苏轼的诗文作品在宋代广受欢迎,刊刻频繁。蔡梦弼偏偏选择为其中的《和陶诗》作注解,实与这一部分的流播状况以及当时读者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有“《和陶集》四卷”的记录[16];清代《天禄琳琅书目》亦著录内府所藏“《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一函四册”,并云:“轼《和陶集》,宋时杭、蜀刊本皆有之,其在全集中,系别为四卷,原可单行。”[17]可知在苏轼的诗作中,《和陶集》四卷原本就自成一体,可以单独付梓行世。该书在进入宋人的阅读视野之后也受到极高的评价,如洪迈虽然认为苏轼所和韦应物、刘禹锡之作并不成功,但却强调“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18],对其和陶之作极为称赏。又如薛季宣云:“我读渊明诗,颇识诗外意。坡公继逸响,个中有佳思。取友百世上,古来独二士。陶固泉石人,苏则廊庙器。出处了无同,声名都自异。往来不可作,矧复通姓字。神交定忘形,饮食尚知味。蕤宾中声律,片铁犹应类。”[19]认为苏轼与陶渊明的经历、声名虽然存在不少差异,但其和陶诗却能希踪前贤、尚友古人。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和陶诗》无疑会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为了满足读者相应的需求,蔡梦弼才会动念为此书作注。
在完成《和陶诗》的注释之后,蔡梦弼又继续编纂了《杜工部草堂诗笺》一书,就其编纂背景而言,与宋代的文学风尚也有着直接的关联。盖陶渊明、杜甫两人在诗坛上的重要地位至宋代才开始逐步确立,[20]因而宋人或着眼于诗艺的高超,或立足于品行的卓绝,时常会将陶、杜二人相提并论:
少陵雅健材孤出,彭泽清闲兴最长。[21]
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22]
凄其义熙后,甚矣天宝间。陶杜千古心,知者良独难。[23]
古之诗人有识见者,如陶彭泽、杜少陵,亦皆有忧乐。[24]
古今浩浩多诗流,清辞丽句谁能高。大历饥寒少陵杜,义熙归去彭泽陶。[25]
陶、杜并称既然已经逐渐成为宋人的共识,陶、杜两家的诗集也就往往会被拿来一起阅读。这在宋人的阅读经历中也屡见不鲜,如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云:“杜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诗不说归。”[26]魏了翁提及其师章寅臣“为诗清婉而深醇,自陶杜讫苏黄,讽咏弗置”[27],罗大经述及自己山间生涯时也曾说:“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28]一些诗话类著作中也时常会将陶、杜的作品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比较。蔡梦弼在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时曾辑有《杜工部草堂诗话》附刻于后,其中一些条目就有陶、杜相较的内容,例如卷一引“丹阳葛长之《韵语阳秋》”云:
贤者豹隐墟落,固当和光同尘,虽舍者争席奚病,而况于杯酒之间哉?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每田父索饮,必使之毕其欢而尽其情而后去。渊明诗云:“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偕。”子美诗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于田父何拒焉?至于田父有“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之说,则姑守陶之介;“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则何妨杜之通乎?[29]
除此之外,该书卷一所引“黄常明《诗话》”、卷二所引“山谷黄鲁直《诗话》”数条也均有陶、杜合评的内容。不难想见,蔡梦弼对于此类评论是颇为熟稔的。他先后编纂陶、杜两家诗注,显然就是受到这一时代风气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
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
二、《东坡和陶诗注》的特点与价值
蔡梦弼在给《东坡和陶诗》作注时,想必与其后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时相仿,参考过前人一些注陶、注苏的成果。陶集之有注,前人多追溯至咸淳元年(1265)前后付梓的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30]郭绍虞先生则据魏了翁《费元甫注陶靖节诗序》,认为费氏注本成书于嘉熙元年(1237)之前,当先于汤注本。惜此书佚失,详情已不可考。[31]不过无论何者在前,费、汤二书付梓行世都要晚于蔡氏注本,可知蔡梦弼在注释陶诗部分时可资依凭、借鉴的成果并不多。今存蔡注佚文中有关陶诗的条目远远少于苏诗的部分,内容虽然涉及作者考辨、异文校勘、注音释义等不同方面,但大都较为单薄,与此或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蔡氏注文里还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首先,由于后世的某些陶集刊本参考、借鉴过蔡注,因此可以根据蔡注本身来订正后来刊本的某些讹误。例如曾集辑本《陶渊明诗》在《四时》诗题下有注云:
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32]
今与《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十三参照,可知此注即出自蔡注本,唯蔡氏原注“顾凯之”作“顾恺之”,“类文”作“顾文”,当据此订正曾集本中出现的讹误。其次,陶集在宋代流传的情况比较复杂,诸本之间的异文也极多。而《东坡先生和陶诗》中所载陶诗也可以提供不少重要的参考,日本学者桥川时雄对此书的版本校勘价值就极为推崇,认为“其中所录陶作,与他本陶集,多有异同,亦颇可资校读”[33]。作为该书的早期注本之一,蔡注本提及的某些异文对于考校陶诗原貌也不无裨益。例如陶渊明《有会而作》有句云:“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亚九”二字,一本或作“恶无”,但后世各家陶诗注本多以“恶无”为非,甚至认为乃是后人无知妄改。唯有逯钦立先生持有不同的看法:
亚九饭终不可通,陶注牵强。[34]三字原应作無恶饭,無恶饭与厌寒衣对举,以写衣食之缺,饥寒之切。無恶倒误为恶無,又误作亚九耳。無,古或写无,与九字形近易讹。[35]
按《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十三于此句下曾引蔡梦弼注云:“‘惄’,乃历反,饥也。‘亚九’,一作‘恶无’。”[36]蔡注虽然未对异文的孰是孰非加以判定,但却说明一本所作“恶无”并非出于后世传抄中的讹误,其来源颇为久远,可见对于逯先生之说并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该重予考察。
相较于陶集注本而言,在蔡梦弼之前的苏诗注本数量就要丰富得多了。南宋时人钱文子曾云:“书存于世,唯六经、诸子及迁、固之史有注其下方者,以其古今之变,诂训之不相通也。而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则自苏、黄之诗始也。”[37]可见宋人注本朝人诗的风气即肇端自对苏轼、黄庭坚作品的注释。据今人张三夕先生考察,宋人注宋诗共计三十五种,其中注释苏诗的就有十七种之多,更可见宋人研究、注释苏诗的风气之盛。[38]现存较为完整的注本有旧题王十朋编纂的《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及施元之、顾禧、施宿合编的《注东坡先生诗》。虽然前者刊刻时间大致在南宋中叶绍熙年间,约与蔡氏注释《东坡和陶集》同时或稍后,而后者付梓于嘉定六年(1213),更在蔡氏注本完成之后[39],但两书在编纂过程中都曾广泛参考过前代的一些苏诗注本,如王十朋云:
予旧得公诗八注、十注,而事之载者十未能五,故常有窥豹之叹。近于暇日搜索诸家之释,裒而一之,刬繁剔冗,所存者几百人,庶几于公之诗有光。[40]
施宿亦云:
东坡先生□(诗),有蜀人所注八家,行于世久矣。先君司谏病其缺略未究,遂因闲居,随事诠释,岁久成书。[41]
这些被王、施等人参考过的数量颇夥的宋人注本,蔡梦弼应当也曾经大部分寓目过。正因为有所依凭,所以现存蔡氏注本佚文中的苏诗部分,其数量及内容就都要比陶诗部分来得丰富。
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
从现存的佚文来看,蔡注对于苏诗中辞章典故的关注并不算多,不过一旦涉及,也自有其特点。例如苏轼《和〈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三有“雅志仍丹丘”句,王注本对此并无注释说明,后来的施、顾注本则注云:
《楚辞·远游》:“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42]
仅仅是从追溯语源的角度来说明苏轼所用典故的出处。而《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十一在此句后引蔡梦弼注云:
丹丘,昼夜常明之地。《尔雅》谓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屈原《远游篇》云:“仍羽人于丹丘,留不死之旧乡。”
互相比对,可见两者虽然部分内容重叠,但蔡注并不满足于查考语源、征引出典,还会对相关字词的含义详加诠说。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样细致的解说对于读者了解诗意而言显然更为便利。
现存蔡注有关苏诗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作品进行串讲,就体例而言,已经不是以注音释词为要务的笺注之体,而类似于逐句诠释文义、发挥奥旨的讲疏之体。[43]蔡梦弼在注释苏诗时所呈现出来的这一特点,或许与蔡氏在编纂此书时所预设的读者对象有关。在蔡氏所刊《史记》中有牌记云“建谿三峰樵隐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墅”、“建谿蔡梦弼校正刊于东墅”[44],由“东墅”一语可以推知此书属私家宅墅所刻。福建地区本是南宋时期的刻书中心,尤其是“自宋至明建宁书坊之多,一直为全国之冠。其中以私家宅墅名者,当亦为书坊”[45],蔡梦弼之“东墅”也属于此列,因而其编纂、刻印图书主要是出于牟利的目的,面对的读者群大多数是水平并不高的初学者。为了扩大销路,吸引更多普通读者,自然要不厌其烦地诠释字词、串讲全篇,和“诠诂不涉支离,详赡而疏通”[46]的施、顾注本相较,自然就迥然异趣了。由此也可见,南宋时期苏诗的爱好者、阅读者并不局限于文化精英阶层,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水准并不算高的普通读者。
蔡注本设定的读者对象虽是普通读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质量低劣,一无是处。在诠释诗作的过程中,有时也能显示出蔡氏较为新颖独特的诠释视角。如苏轼《和陶〈拟古九首〉》其九云:
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复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欲为中州信,浩荡绝云海。遥知玉井莲,落蕊不相待。攀跻及少壮,已矣那容悔。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八于此诗后引蔡氏注云:
此诗因芙蕖以起兴,言海峤之外,荒僻之邦,人士所不到,而乃有此华,可以为中州之信。公盖自喻抱负芳洁,求忠于君,而鬲绝云海,无路以自通也。然此花结根琐细,托于尘寰,亦未足贵。因思太华玉井十丈之莲,瑰伟奇特,卓然孤生于万仞之表。宿昔欲采而未之遂者,今已摇落而不我待也。言不及少壮之时攀援采折,今岁月已老,虽悔而无及也。公少年筮仕即有尘外之趣,其见于诗文者,未尝不欲归休求道,而不幸罹于世故,不早自拔,自伤迟暮,不获遂所求。前和《饮酒》诗“芙蓉在秋水,时节自开阖”,亦此意也。
李仁荣《清芬室书目》著录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
这段注语有不少地方启人疑窦,值得进一步讨论。其一,蔡氏称小芙蕖“结根琐细,托于尘寰,亦未足贵”,而玉井莲“瑰伟奇特,卓然孤生于万仞之表”,但寻绎东坡诗意,似难以得出贬低小芙蕖而尊崇玉井莲的结论;其二,原诗仅云“遥知玉井莲,落蕊不相待”,蔡氏则将攀援采折“玉井莲”指实为“归休求道”的象征,却并未说明有何理据。这些都令读者颇感困惑。不过蔡注在最后道出如此阐释的缘由,即阅读此诗时应当联系苏轼另一首《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九:
芙蓉在秋水,时节自阖开。清风亦何意,入我芝兰怀。一随采折去,永与江湖乖。断丝不复续,斗水何足栖。不如玉井莲,结根天池泥。感此每自慰,吾事幸不谐。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复逝,抵曲吾当回。
苏轼在此诗中明言“芙蓉”“断丝不复续,斗水何足栖”,因而不如“玉井莲”之能“结根天池泥”;且其后“醉中有归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复逝,抵曲吾当回”云云,也确实蕴有“归休求道”之意。苏轼晚年贬官惠州、儋耳,心境已由早年的意气飞扬、刚直无畏转向恬淡内敛、超迈自适,因而对陶渊明其人其诗有了更多的共鸣和追慕。其和陶诗大多作于贬谪期间,自然也就有着一以贯之的主旨。蔡注在诠解时并不只就某诗而论某诗,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关注到苏轼的众多和陶诗之间具备了互文的特性,作品与作品之间构成了相互渗透、彼此补充的交叉关系,唯有将这些不同的作品加以牵引参证,方能揭橥其中蕴含的深意。
蔡梦弼有时还会联系诗人的生平,进一步剖析作品的创作主旨。如苏轼《和陶〈杂诗十一首〉》其五云:
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天方斫汉室,岂计一郗虑。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难久住。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
《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卷九于此诗后引蔡氏注云:
此诗言融之遇祸,直以资性刚直,负其高气,而又有海内重名,故不容于奸雄之朝。“细德险微”乃贾谊《鵩赋》中语,盖言世路狭隘,岂有容公之处,宜其卒至于杀身也。然已行者不可悔矣,庶几来者之知惧乎?公平生慷慨大节与其刚大不屈之气,大略似融,故每喜称道之。而一时遭罹口语,为小人怨疾构陷,以至得罪窜斥,流离岭海,其遇祸亦大略相似,故作此以自警云。
与前一例相同,蔡氏在具体评说时对苏轼的为人极为推崇,这自然是和南宋时期开始逐步为苏轼恢复名誉有着直接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蔡注在疏通诗意之后宕开一笔,联系起苏轼的生平遭际和性格特征,指出其“大略似融,故每喜称道之”。看似游离主旨,实则颇能发皇诗人深曲的意旨。苏轼对孔融确实赞赏有加,如云:
孔北海志大而论高,功烈不见于世,然英伟豪杰之气,自为一时所宗。其论盛孝章、郗鸿豫书,慨然有烈丈夫之风。[47]
有时甚至会将自己与孔融相互比较,如云:
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伏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闇人,是以遇钟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48]
可见蔡注所言确有所据。在此基础上,蔡氏最终抉发本诗的创作初衷,认为并不能把它单纯视作是对陶诗的效仿模拟,而应视为苏轼自抒怀抱的“自警”之作。可见蔡氏并不是就诗论诗,而是将“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等原则贯彻在其阐释的过程之中。其注语虽有对苏诗所用古典的说明(如谓“‘细德险微’乃贾谊《鵩赋》中语”),但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能更进一步结合诗人身世,对诗中所蕴“今典”进行分析诠说。清人冯应榴在广泛吸取诸家注本之长的基础上,对苏诗做过细致精审的考辨。他也曾特意指出:“此诗以文举自喻也。”[49]他虽然未尝亲见蔡注本,意见却与之不谋而合,从中亦可见蔡氏论诗之独具只眼。
在给其弟苏辙的信中,苏轼曾不无自得地说道:“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50]这番话足以展现他对陶诗倾倒备至,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自己的大胆尝试相当自信。事实也证明,苏氏兄弟此举不仅进一步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一股肇端自两宋、下迄于明清的和陶风气。诚如有论者所言,肇端自苏轼的这种和陶之举“是一种很特殊、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而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吸引我们进行研究”[51]。包括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在内的一些早期注本,实际上已经充分说明这种有意味的文化现象早在南宋时期就开始引发时人的关注,并已将相应的研究工作付之于实践,而其对于诗意的探讨分析也确实达到相当的深度。
【本文原载《学术界》2014年第3期,感谢杨焄老师授权发布。】
编辑:汪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