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困境：论新世纪古代文论的转型研究

吴建民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古代文论现代研究在过去的近八十年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有代表性的成就是批评史的创立和完善。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问世，标志着批评史的创立；1996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八册本巨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完整出版，标志着批评史的完善。在此间的七十年中，陆续出版的规模不等、线索框架相似的批评史不下数十种。批评史的撰写代表了过去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最高成就，也预示着古代文论研究困境的来临，因为古代文论的研究不可能只是围绕批评史展开，局于批评史撰写的古代文论研究其前途是极其微茫的。进入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必须走出批评史撰写的困境。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是展开古代文论转型的研究。因为转型研究着眼于古今文论的联结和融合，而不象批评史研究仅仅囿于古代文论自身。
转型研究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重大课题，它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古代文论走向当代，让古代文论的思想理论在当代实现其价值，并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完善当代文论的建构。而这正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的最迫切任务，因为古代文论研究必须面向当代，必须以开放的态度和创新的精神，在当代的文化学术发展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囿于自身是没有出路的。
实际上，古代文论的转型问题早在1979年3月在昆明举行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大会上已经提出来了，本学会的宗旨就是要“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实现这一宗旨的关键，就是古代文论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当代，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实现向当代文论的转型。由于这一宗旨意义重大，所以，几乎每次古代文论年会都以转型研究问题为大会议题。
虽然此课题已成为古代文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迄今为止研究成果并不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起步较晚，真正对转型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直到九十年代才逐渐多起来，大多是讨论转型的必要性或必然性。另外因为此课题难度较大，因而对于如何转型及具体方法的讨论不多。古今文论在思想观念、术语范畴、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差距。找出二者共同的思想原理、辨析二者能共同接受的术语范畴，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古代文论没有显在的理论体系，而当代文论的理论体系相当明晰。所以，转型的具体操作确实是难度极大的。正因为此，有不少学者反对转型研究。认为古今文论缺乏对应性，古代文论是对古代文学的理论表述，是一种杂文学理论，而现代文论以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不同，古代文论面对新的研究对象，其理论应用是有限的。认为古代文论不可能成为今后中国文论的主流是历史之必然，“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只能在小范围内发生” ，诸如对古体诗词的研究等。
我们认为，虽然古今文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古代文论的转型、古今文论的融合不是不可能的。理由是：古今文论具有相通的一面，二者存在着共同的思想精神。黄霖先生曾说：“文学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产品，全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学及文学理论之间无疑具有一种共同的特点。” 这种“共同的特点”也就是各国家、民族文学理论的基本规律和思想原理，这些基本规律和原理总是相同的，如文学的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之性质、文学对语言的独特要求、作家的基本条件、风格的一般原理、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等。这种“共同的特点”是融通世界各国文学理论的基础。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具备“共同的特点”，并且能够融通，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论更应能够融通。古代文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很多具有规律性的思想理论，这些思想理论不但揭示了古代文学活动的规律，而且适用于阐释或指导当代的文学活动，如创作过程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作家的精神、艺术修养问题；创作的思维方式问题及发愤著书、著文自娱的创作动力问题等都是古今相通的。古今相通的思想理论是古代文论转型的根本依据。
既然古代文论中具有通用于当今的思想理论，当代文论的建设发展就应对其吸收利用，古代文论的研究亦应着眼于当代，只有通过对古代有价值的文论思想进行全面地挖掘整理，使古今文论结合起来，才能建立起完备而有特色的当代文论体系。而我国当代（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论受西方文论的影响太大，缺乏民族特色，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曾批评当代文论的“失语症”现象，就是因为我国的当代文论过于接受西方文论而忽略了对传统文论的吸收，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思想精神和话语方式。一个民族，忘掉文化传统是可怕的，只能带来可悲的后果。“失语症”现象正是这种可怕可悲的后果之一。在古代文论中，从来不存在“失语症”现象，古代文论家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并形成了古代文论的独特特色。
古代文论转型研究的关键是如何转型，首先是对转型理解，即何谓“转型”。我们认为，“转型”就是清理出古代文论中与当代文论相一致的思想理论，并运用到当代文论中来，使之成为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古代文论之所以有“转型”、“转换”等说法，主要是因为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话语表述方式与当代文论不同，而在思想精神方面则与当代文论有很多相通一致之处。古代文论所积累的大量的具有普遍规律性的思想原理，在当代仍然具有强旺的理论生命力和普遍的适用性，这些文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于古今文论来说，是相通一致的，这种相通一致的思想原理使古代文论的转型成为可能。
古代文论的转型应是全方位的，主要包括：其一，范畴的转型。古代文论家在创建文学理论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表述体系，这种语话表述体系主要由一系列范畴术语构成，这些范畴术语完全不同于当代文论的范畴术语。其中一部分范畴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内涵，包蕴着深厚的文学思想，因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旺的理论生命力，如意境、气韵、含蓄、风骨、趣味、豪放等，都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被人们普遍用于文学批评活动中，成为中国人展开文学批评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范畴概念。这些范畴概念也已经广泛地被用于当代文论中，并成为当代文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中，这些范畴概念被大量地使用。这些范畴直接进入当代文论，对于这些范畴而言，实际无所谓转型不转型。古代文论中有一些不适宜当代文论的范畴，如体性（指风格）、神思（指想象）等则可用当代文论的范畴代替。这类范畴在当代文论中也有对应的范畴术语，主要是名称不同。古代文论中的这些范畴术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较为陌生，用今天的术语替代亦未尝不可。
其二，观点的转型，就是把古代文论中古今相通的理论观点“转”入代文论中来，用于当代文论的建设和发展。古代文论中有大量的理论观点包蕴着重要的内容，体现着文学活动的某些基本规律，如物我感应说、知人论世说、发愤著书说、著文自娱说、文气说、物化说、妙悟说、意象说等，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内蕴着文学的基本规律，所以可直接用于当代文论的建设。如物我感应说揭示了审美感情产生的基本原理，创作发生基于审美感情的产生，通过物我感应而产生审美感情从而最终导致创作发生，这一原理对于古今文论来说都是一致的，因而，物我感应论对于创作发生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直接用于当代文论的创作发生理论的建构；发愤著书说、著文自娱说则揭示了创作动力的一般原理，发愤与自娱是古代作家创作的两种基本动力形式，而这两种动力形式对今天的作家创作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今天作家的创作动力同样是以此为基本，所以，这两种创作动力是古今通用的，这两种观点可用于当代文论中的创作动力论的建设。此外，知人论世说、物化说、妙悟说、文气说、意象说等也都包含着重要的理论内容，这些重要观点对当代文论来说，也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能够运用当代文论的不同理论层面，从而丰富和深化当代文论的建设，促进当代文论的发展。
其三，方法的转型，方法论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古人研究文学所运用的方法是多样的，古代文论家所提出的方法论也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文学创作方法、文学鉴赏批评方法及文论研究方法等。其中很多方法具有古今通用性，因而能够用于当代文论中。从创作方法看，古人论诗文词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都提出了很多创作方法。如诗歌创作的赋比兴法，对仗法、用典法等；小说创作的方法更多。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文论的创作方法，主要指技巧，同当代文论中的文学创作方法不同。在当代文论中，创作方法主要指创作原则。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类，是从西方文论中引进来的。而对于中国古人所大量论述的创作技巧方法，当代文论家则很少论及。这实际上是当代文论的一个缺陷，因为创作技巧方法也是文学理论所应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文学创作的根本不在方法技巧，但是，任何创作都不能脱离方法。古代文论家对创作方法技巧的重视，是值得当代文论借鉴的，也是古代文论的一个优良传统。从鉴赏批评方法方面看，古代文论家所提出的诸多方法仍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如“知人论世”的历史批评方法，在今天仍为人们所普遍地运用着。我们无论是展开文学欣赏还是批评，无论是进行作家研究还是作品研究，都离不开“知人论世”的基本方法。再如“以诗解诗”的客观批评方法，也是文学欣赏和批评所不可缺少的。这一方法要求鉴赏者或批评家必须从作品自身评判作品，以保证评判的客观性，评判者只有从作品自身解读、评价作品，才可能有公平、客观的评判。再如“识兼诸家”的横向比较方法及理论表述的象喻法等，都值得当代文论吸收利用。
其四，体系的转型，这是最根本的转型。古代文论本无显在的体系，中国古人不擅长宏观体系的建构，古代文论中自成体系的著作寥寥无几。但古人对文学各层面理论问题都有大量的论述，这些理论层面包括文学本体论、创作发生论、艺术构思论、表现方法论、审美体验论、审美心态论、创作动力论、作品构成论、文体论、作家论、风格论、文学发展论、文学价值功用论、鉴赏论、批评论等。若以当代的理论为指导，对这些层面的理论进行系统地整理，则可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所以有学者说，古代文论具有“潜体系”特征 ，即古代文论体系潜在地存在，将古代文论潜在的体系转变为显在的体系，是当今古代文论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转型研究包括对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并使之与当代文论体系“接轨”。体系转型主要包括，以情志为本的古代文学本体论转型；以物我感应为本的创作发生论转型；以“神思”说为主的艺术想象论转型；以“发愤著书”、“著文自娱”说为主的创作动力论转型；以“活法”说为主的艺术表现论转型；以“情采”、“文质”说为主的作品论转型；以“德才学识”说为主的作家论转型；以“通变”说为主的文学发展论转型；以“文气”、“体性”说为主的风格论转型；以“政教”功用、审美“娱情”说为主的文学功用价值论转型；以“入情”、“意会”说为主的文学鉴赏论转型；以“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说为主的批评论转型等。就理论体系而言，古今文论是大致相近的。因为无论古代文学还是当代文论甚至是外国文论，其基本原理总是“本同而末异”的。这也正是古今文论、中外文论能够沟通融合的原因所在。
以上所论是本文对古代文论转型的理解。转型研究是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也是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此课题涉及古代文论在新世纪的生存、发展，极其重要。但由于目前的研究成果太少，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所论也只是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