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

            ——以几部批评史著作为例

黄念然

关键词：批评史   历史叙述  历史观  解释范式  话语特征   反思

    摘  要：本文以二十世纪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为例，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叙述这一为学者关注甚少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文章从历史观、历史解释范式、话语特征三个方面对此一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并给予了相应的反思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Huang Nian-r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Key Words: History of Criticism  historical narrative  historical view   interpretive pattern  discourse feature  reflection 
  Abstract: Based on some important work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written in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which, so far, has been less paid attention to but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not only analyzed this problem deeply from three aspects—historical view, historical interpretative patterns and discourse features, but also give a personal reflection of it.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描述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一文中曾指出：“‘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历史话语以其具有文化意义的形式现实化为一类特定的写作，正是这一事实允许我们去思考文学理论和历史编纂( historiography )的理论及实践两方面的关系。”[1-p43]同时，怀特进一步指出：“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这种阐释可以采取若干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或史实目录直到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表述的叙述方式（narrative  mode）的处理，要把对象作为独特的‘历史的’现象来把握，这种叙述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用克罗齐的一句名言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说没有叙述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 [2-p45]也就是说，在怀特看来，历史描述是借助特定的话语写作来完成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其历史叙述之外来把握历史，这种历史叙述就是一种话语活动形式，任何历史叙述必然包含着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的解释。
如果我们把对中国文学批评总体历史的描述或构架看作是一种有关历史叙述的话语实践活动的话，那么，对这种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活动方式及其特征作阐释与分析，将会为我们观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总体面貌、基本理路和嬗变历程提供一个迥异于过去种种角度的绝好视角。在这里，我将试图对中国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观分歧、历史叙述的几种基本解释范式以及批评史话语特征的流变等作出初步的归纳与说明，并给予相应的反思。

一、  历史观的分野

历史观与历史叙述方式之间是决定与体现的关系。换言之，历史话语的活动方式是受制于话语主体的历史观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历史观主要有三种：历史绝对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绝对主义要求理解历史文本或历史事件务必同作者原旨或历史本来面目相符，评判历史文本或历史事件应尽量能够重现原时代作者或读者的心理状态，唯其如此，才能忠实于历史。历史相对主义认为每一时代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产生于另一时代的文本或事件，而且任何一种诠释都不具有权威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则要求历史阐释主体在阐释历史文本或历史事件时不仅要意识到自身同它们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涉及到历史文本或事件出现的那一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那一时代以后一切历史时期的价值观），而且还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立场出发来描述历史的真相和发掘历史的价值。
这三种不同的历史观导致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法。历史绝对主义要求尽可能减少主观介入以回复历史本真面目，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历史客观性，方法上主要采用“以古释古”（“我注六经”）；历史相对主义认为，由于“前理解”的存在，主观的介入势所必然，因而强调个人主观阐释与时代意识干预的重要性，方法上主要采用的是“以今释古”（“六经注我”）；历史唯物主义在方法上主要追求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三种基本方法又形成了历史叙述中话语活动的三种基本方式：“以古释古”强调历史叙述主体的“缺席”；“以今释古”中主体呈现出一种公开叙述的姿态；“古今互证”则追求一种隐蔽叙述。
绝对主义的历史观及其历史叙述方式在二十世纪早期古代文论研究者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著作中表现得较为明显。陈钟凡称其著是因为历代诗文评“概无系统可寻”，故而“捃拾宏纲，觇其辜较，著之于篇，并考其评论之准的。” [3-p9]纵观陈著，虽尚无自觉而明确的历史观，但总体的历史叙述方法却基本上是较为粗糙的编年式历史文本编纂，大体上倾向于“以古释古”。这不仅体现在陈著的编年式史述体例中，也体现在陈著述多评少、材料铺排的特点中。难怪朱自清批评这本书是“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历史绝对主义表现最为突出的一部著作。这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有明确的绝对主义的历史观。作者在自序中坦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份，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即使对于昔人之说，未能惬怀，也总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他的主张，和所以致的缘故。因为，这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①基于上述历史观，郭绍虞认为历史事实的真实还原尤为重要，因此他特别强调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他的批评史研究就是从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入手的，其搜罗之广、辨析之精，令人叹为观止。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称赞说：“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② 二、通过对具体事实的精细考订进入到历史叙述之中。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出版之前，郭绍虞已撰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文气的辨析》、《诗话丛话》、《文笔与诗笔》、《〈文章流别论〉与〈翰论林〉》等专文。上册出版后，郭绍虞又对文笔说、声病说、永明体到律体的变迁、杜甫的论诗绝句、两宋诗话的考证与辑佚、朱熹的文学批评、元好问的论诗绝句、明代文学批评特征、竟陵派诗论、神韵说、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订与分析。诸如“文”、“气”、“神”、“道”、“声律”、“文笔”、“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等重要文论概念或范畴都得到了详细的考察。因此，在郭绍虞的批评史中，几乎看不到叙述主体主观猜测或臆断的地方，其历史叙述基本上都是在精考史料与事实的基础上通过材料自身的有机联系得以形成的。
罗根泽在其批评史著作中显示出的历史观及其叙述方式同郭绍虞基本上大同小异。相同之处：一、罗根泽也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在其著作中，凡与文论有关的史料，涓滴无遗，穷搜欲尽，甚至旁及经、子、史和佛、道二典。其搜捡之勤，连郭绍虞也赞叹说：“他搜罗材料之勤，真是出人意外，诗词中的片言只语，笔记中的零楮碎札，无不仔细搜罗，甚至佛道二氏之书也加浏览。……当文学批评史这门学问正在草创的时候，这部分工作是万万不可少的。而雨亭用力能这样勤，在荜路蓝缕之中，作披沙拣金之举，这功绩是不能抹煞的。”③林分亦称罗著“在材料之供给，可谓博大矣，详尽至于无以复加……实材料之宝藏，文评之秘府。以前各书无出其左右。”④二、在以具体事实的考订进入到历史叙述这一点上，罗、郭二人也极有相似之处。在罗氏的批评史及各分册出版之前或之后，诸如诗文评的缘起、魏晋鉴赏论、文笔说、唐早期古文理论、唐代文学批评、晚唐五代文学论、五代前后诗格、诗句图、唐史学家的文论与史传文的批评、两宋诗话存佚、宋初古文论、王安石的政教文学论、苏轼及苏门弟子的文学观、黄裳的性理文学论、黄庭坚的诗学方法、朱熹的文学批评观、叶适及永嘉学派的文学批评、魏了翁的文学合一论、王柏的正气说、浙东派楼钥的文学观及至笔记文评等诸多问题，罗氏都曾作过详尽的专文论述。不同之处表现在：罗氏的历史观更为明晰。首先，他对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之间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文学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真象，文学批评史的目的之一是探述文学批评真象，文学批评真象不即是文学真象，所以文学史不必采取甚或必需驳正的解说，文学批评史上却必需提叙，且不必驳正。” [4-p12]其次，对史家的责任也有清醒的认识。在罗氏看来，编著历史者“必需要祛除成见。否则虽立志‘求真’。而‘真’却无法接近。” [5-p24]再次，罗氏有明晰的历史叙述标准，即：一、“述要”（“不只胪举大纲，且需探寻要领”）；二、“述创”（“有创造意味者则予以论述，只是因袭承用者则概皆从略”）。[6-p26-30]
不少学者认为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是“批评的批评”，似乎作者的主观介入过多，“公开叙述”的姿态过于明显。实际上，这种看法是十分偏颇的。虽然方氏自称“本书的目的，是要从批评学方面，讨论各家的批评原理”，且在实际的解释中也大多在每节标题上“立片言以居要”，但方氏的“横推义蕴”，却仍然建立在客观的历史还原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极重推阐与发挥，却“不是拿着某种现成的模式框架，把古人剪裁了往里面填”，而是用的“这一家自己的术语范畴，循的是这一家自己的门庭蹊径。”① 也就是说，方氏虽重理论的阐发与批评原理的探究，却并非是建立在“以今释古”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之上的。
胡伦清在称赞罗根泽有“较为清澈”的历史观的同时，批评朱东润的《大纲》缺乏清楚的史观。②事实上胡氏对朱东润的批评有失公允。在《大纲》自序中，朱东润就曾明言：“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又说：“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③这说明朱东润不仅清楚意识到史观问题，而且认识到绝对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如果单从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上看，朱东润比郭、罗二人还更为深刻。不过从具体的历史叙述来看，朱东润的《大纲》还是倾向于客观分析。关于这一点，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一文中曾作过评价：“朱先生的史观，似乎也只是所谓‘释古’，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不见其特别是朱先生主观的地方。”① 朱自清还引述了大量例证说明朱东润的这种“慎思明辨”的客观分析态度。此处不贅。
历史相对主义强调“前理解”存在的合法性，主张“以今释古”，这一点有其合理性。就连反对“历史决定论”的卡尔•波普尔也说“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 [7-p119]应当说，在历史叙述中，历史相对主义的个人化书写和“以今释古”方法的运用，更能打破历史绝对主义“以古释古”的自足性解释模式，更能通过一种个体理解使“历史”回到“今天”，更能使沉寂的历史散发出一种现实价值。但这种个人化书写和“以今释古”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历史事实为前提，否则就会沦为一种价值或认识上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全面渗透时，历史相对主义还会沦为一种实践上的实用主义。而这恰好在50—70年代的批评史书写中变成了现实（如郭绍虞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后有分析）。个体写作让位于时代的政治意识，时代政治意识则对历史事实进行穿凿附会，是这一时期批评史书写的主要特点。
从历史观看，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话语主体大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十分注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联系和比较的方法来探索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研究各类文体的兴起、演变及其理论的消长，注重结合社会历史和学术思想背景来阐述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重新审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阶级分析法、世界观等问题，力求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础上对影响古代文学理论孕育、滋长和嬗变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罗宗强等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注重文学创作同文学理论之间辩证关系的探讨，实际上贯穿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性原则，从历史事实出发，将历史与逻辑、理论原则与具体批评、批评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如此等等，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已经内化到新时期以来批评史话语主体的实际学术操作（历史叙述及其话语表达）中。

二、三种基本解释范式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们通常发现，‘历史’一词在两重意义上被使用着。一方面，它意味着过去的事实、事件、行为举止。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我们对这些事件的重组和认识。……知识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联系，在历史中比在任何自然科学部类中都更紧密。” [8-p14]的确，历史学家在其历史叙述中，总会采取特定的叙述形式或释义方式来重组他所面对的历史内容（史实或事件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正如美国学者弗•詹姆逊所说，“总是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 [9-p152]因此，历史解释（或释义）在历史叙述中所显现出来的认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解释范式的选择。这种解释范式也就是一系列历史事件被解释后它们所显现出来的基本模式。换言之，解释范式的选择主导着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及其效果，也主导着历史话语的基本活动特征。
在二十世纪众多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历史叙述及其话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解释范式大致有三种：还原型解释、机械型解释和有机型解释。
所谓还原型解释，指的是批评史家认为只要他用详尽的考订和精确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中国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他的历史叙述任务就算完成了。这种还原型的历史释义态度在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大都主张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应作客观事实的重现，强调尽可能排除主观介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范畴、现象、思潮、运动等更多采取的是“以古释古”态度（或方式），虽然也在其历史叙述中涉及到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相关的各种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分析，但这些分析主要还是为了达到历史还原的目的。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第四章虽然论及学术思想风气对文学观念的影响，却主要是为了印证文学观念的演进过程，为其“三期”说作历史还原的注脚。罗根泽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旧序中亦称“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蒐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衊古人，贻误来者。”① 后来他在1958年所作的重印序中，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还一度自批其客观主义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称自己“只是喜欢追求某一文学理论批评历史过程的必然性现象”，却没有想到“还要说明到底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提供这一过程以内容，到底哪一阶段决定这一必然性。更没有能揭露阶级矛盾，并决定自己的观念。”相反的，恰巧是“常常纠缠到替这些事实辩护的观点上去”，认为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向。”②这种“自我批评”却反过来说明了罗氏客观还原性的历史态度及其解释方法。
机械型解释是指批评史家从某一局部的基本法则（如政治法则、宗教法则、道德法则、经济法则甚至“路线斗争”法则等）来确定某种特殊“条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影响。这种解释范式在郭绍虞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和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两部著作都用了“路线斗争”法则来解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郭著一改过去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为线索的历史叙述方式，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线索来贯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十分明显。黄海章也认为“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 [10-p3]他的简史基本上也是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路线斗争”法则为解释范式并进行历史叙述的，诸如王充之于汉代“华伪之文”、班固与王逸之于《离骚》、古文运动之于骈骊文风、公安派和竟陵派之于前后七子、叶燮之于清初复古主义、袁枚之于格调说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被放在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对立中来加以了解释。
有机型解释是指批评史家强调对批评史的叙述（或解释），应将各种与中国文学批评相关的内、外部条件相互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解释范式往往追求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因而，在其历史叙述中也相应地示人以多角度、多层面、多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话语姿态（或特征）。这在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仲翔等合著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王运熙与顾易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史》、张少康与刘三富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等各有特色的代表性著作，虽然或注重于理论阐发（如敏泽著、蔡仲翔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或侧重于历史真相的描述（如七卷本批评史），或另辟研究视角（如罗宗强著），但总的来看，其解释范式都是有机型的（当然各自的成就与特点又另当别论）。这些著作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与立场的前提下，批判了机械型解释范式中的“路线斗争”法则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吸收了还原型解释范式中客观释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把对中国文学批评发生发展历程的描述放在更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既考虑到哲学、宗教、道德、学术风气等外律性因素的影响，也考虑到文学具体创作、作家倾向、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等内律性因素的影响，还考虑到中国文学批评同古代音乐、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之间的有机联系，甚至一些西方现当代的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也被批判地加以吸收，参与到其历史叙述或解释实践中来，形成了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前提、整合中国文学批评的内外律因素、寻求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有机型批评史解释范式。

三、话语特征的流变

批评史话语的特征同批评史话语主体的历史观及其解释范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坚持历史绝对主义的批评史话语主体大体倾向于在其历史叙述中采取还原型的解释范式，其批评史书写表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以史证史”、“以古释古”的自足性话语特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史话语主体更愿意亲近有机型的解释范式，其批评史书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超越自身眼光来审视和整理自我，甚至顺应或同化其它学科优势的浑融性话语特征；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批评史话语主体则更多选择的是能够充分展示个人主观姿态或时代意识介入的解释范式。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对历史叙述活动的强力渗透，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书写活动中，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批评史话语主体的个性化书写实际上常常由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某种带有强烈政治化色彩的时代意识）的介入而被褫夺了，这使得相对主义历史观下的批评史叙述在其解释范式上实际上采用的是前述的机械型解释范式，因之，其批评史书写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借鉴批评史外某一特殊的学科或认识论（如庸俗社会学或机械反映论）来进行历史理解与历史诠释的单相性话语特征。
批评史话语的自足性特征在新中国成立 前的批评史书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自足性从解释倾向上来看，主要是强调“以史证史”、“以古释古”。如郭绍虞就自称“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方孝岳虽重“横推义蕴”，却是要“做叙述的义例。” [11-p5]朱东润的《大纲》，被人批评“有时不免加以主观的判断”，但平心而论，其重史实、重客观叙述的著述取向却已通过讲义的特点和“以人物为纲”的体例显露了出来。罗根泽虽有藉批评原理的获得“以透视过去文学”，“以指导未来文学” [12-p11]之说，但其客观还原的“释古”的总体倾向却早已为朱自清、林庚等学者作过定评。① 从学科规约上看，这种自足性又体现在批评史的建构主要是文学与历史（如思想史）两大人文学科之间的互动或相互调适，哲学、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并未有机渗透于其中，与自然科学的理论及方法之间则更多了一层隔膜。这种自足性还表现在早期批评史的书写目的中，它更多的是为了印证文学史或者描述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原貌，而不是面向当代的文艺理论建设或者着意探求古今中外所共有的文学规律。当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处于草创或确立期时，其话语的自足性特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必须有相应的自足性才能确立自己的学术视域并保持同其它学科之间的距离，但如果这种自足性坚执成了几乎僵死的限定时，批评史的研究就将陷入困境，我无意否定陈、郭、罗、方、朱等前辈的开创性贡献，但这种自足性确实有使批评史变成象牙塔中的一门纯粹学问的潜在危险，因为，当一种学科把自身与其它学科的特殊兴趣相隔离开来之时，它就有可能丧失融汇普遍兴趣的能力，或者说，这个极端专业化的学术群落时常会错过一些具有广泛意义的基本问题，而只是以一种与世隔绝的方式来对待它们。
批评史话语的单相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史书写中，这一特征的呈现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机械反映论）和社会学直接干涉的结果。从学科规约上看，这是文学同政治之间的一次共谋，是政治对文学的一次僭越，是批评学对政治学的一次妥协。而政治要确保它在文学批评史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又怎能容忍其它学科对文学批评史的窥视或进入这一学科格局中分享它的支配地位呢？因此，作为一种逻辑必然，上述意识形态的干预不仅将批评史变成了政治斗争史的次文本，同时还削弱了早期批评史话语的自足性。
无论是对古代文学批评意旨的诠释还是对古代文学批评现象的描述，都要求寻找相应恰当的话语基础，以提供一种既具有批评穿透力又兼具历史有效性的逻辑表述，随着时代的变迁与人文科学观念的革新，这种基础显然已不再是旧有的自足性历史叙述或单相性历史叙述所依赖的那种基础，相反，它来源于一种在各种观念纷呈的人文学科中加以汲取并经过某种有机融合过程而最终成为批评史话语的“合力”中，来源于一种亲合当代学术之协同精神与主导趋势的研究立场中，来源于一种既能立足于自身的自足性基础又能破除意识形态霸权主义话语的理性的自我批判中，而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研究正体现了对这种新的话语基础的追寻。应当说，这种追寻（或努力）首先突出表现在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研究主体对批评史自身的深刻的不断的理性反思中，例如：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的运用现状问题（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蔡仲翔等的《中国文学理论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学创作倾向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如罗宗强的《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史实描述与规律总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张少康等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分期与历史分期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张少康著、罗宗强著、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真相的描述与价值的发现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等。这种反思促使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话语主体不再仅仅满足于以足够充分的历史叙述来坐实人们对古代文学批评发展过程的再认，而是期望能通过一种泛学科联姻下的更为开放的历史叙述来将批评史话语导入一个更为引人入胜的境界，以诱使人们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认识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种反思，正如当代美国艺术史家马克• 罗斯基尔所说的那样，它“使得人文学科的各个分支至少反省自身与以往实践以及形而上原则的关联，重新估量研究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的累积性智慧的价值，并且意识到特定研究途径与话语手段作为走向真理的通衢大道的片面性。” [13-p92]
从新时期以来批评史书写的实际情况看，上述反思至少在两方面使批评史话语空间得到拓展：
一、历史观问题在审慎的争论中得到重新认识，历史绝对主义的尊重历史事实和客观分析的求真态度得到合理的吸收，并被恰当地运用到批评史的具体操作（如考证史迹、爬梳范畴、钩沉辑佚、订伪辨误）中；与此同时，也否弃了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历史相对论以及“以今铸古”的主观批评。应当说，将“以古释古”和“以今释古”两种方法进行辩证的吸收并融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方法中，这是新时期以来批评史话语主体在历史观上的重大进步，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观转变。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不仅改变了“以古释古”、“以史证史”的自足性话语和以政治统率文学的单相性话语笼罩批评史书写的局面，也为批评史话语主体深邃的“史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例如，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中，作者将近代文学批评同古代文学批评进行了思想与观念上的对比，归纳出“十点”主要变化① ，最后以一个“变”字来提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总体特征，这种卓越的“史识”在单纯的历史绝对论或历史相对论中是很难获得的。而该著在共时性层面从容游弋于社会、政治、文化、文学、哲学、美学等学科，在历时性断面贯通古代文学批评史、近代文学批评史以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批评，则又非历史与逻辑达到高度的有机统一不可。
二、从新时期以来批评史话语活动中的学科规约看，通过对批评史的自我反思，去重审罗斯基尔所说的“特定研究途径与话语手段作为走向真理的通衢大道的片面性”，也使得新时期以来的批评史话语主体开始注意异类学科对促进自身研究得以深化的借鉴作用或启示作用。譬如，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对公安派与七子派的“真”的观念的比较研究，就将传统“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同现代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有机融合了起来② ，“清代卷”中借鉴现代西方接受美学来诠释金圣叹小说批评的自由阐释特点，也显示了作者较强的理论吸收能力。
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的批评史话语活动中的历史观、解释范式及其话语特征作一个逻辑整合的话，下面的这个图示或许大体能反映出二十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中这一最为突出的历史话语的总体流变态势及其基本特征。必须说明的是，这一图示也只是一种大体的近似的概括而已，实际情况则更为错综复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话语活动图示

  话语活动的基本内容

时期 历史观 解释
范式 话语
特征 例著
新中国成立前 历史绝对主义 还原型 自足性 （陈、郭、罗、朱、方）著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 实用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 机械型 单相性 郭著新编上册、黄著
新时期以来 历史唯物主义 有机型 浑融性 （敏、蔡黄成、王顾、张、罗宗强）等著

四、几点反思

以上我们以20世纪几部重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为例对其中的历史叙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同时这种分析和比较也为进一步的反思提供了契机。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是否有着明晰的批评史本体观念？批评史到底是什么？是在实证主义的宁静的自足性中来进行批评史实的累加？还是将批评史视为一种对开放的、未完结的、常变的发展过程的描述？批评史这一学科的诸种原则（相关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倾向）是否还需要进一步评判与反思？
批评史书写需不需要理论？在那些已将批评史“学科化”、“体制化”的人们看来，理论的介入往往导致一种对宏大体系的奢望，他们宁可将批评史看作是一种与理论无涉的自足的学术行为，在思想的深度与历史的深度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后者。考证学、编年体、纪传体、时间维度以及进化论的历史连续观为他们的选择提供了保证。而在他们的反对者看来，“实际情况远非是说，有关历史可理解性的研究似乎已告终结；其实正是历史才被用作任何一种对可理解性进行探索的出发点。” [14-p348]因此，理论的介入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在这些反对者看来，批评史话语主体很少去阐明他们借以展开其研究却又确信无疑的那些理论（诸如历史变迁的理论、形式作用的理论、相关性理论及其检验理论等等），只是因为这些话语主体局限于自己的“学科”土壤中并将其批评史研究体制化的结果。这二者之间，对立起来？折衷起来？还是协调起来？如何协调？
我们已经注意到批评史话语活动的主体及其受众主要集中在大学或高等研究机构，知识场域的自足性及其话语的学院化已使得批评史话语活动有着严格的对象域、学术规则、范式信仰或术语壁垒，这些学术水泥似乎总在浇铸着批评史话语自我防卫的碉堡，对此，我们不妨质疑：批评史这种内在的自我保护姿态是否具备一种学术通兑性亦即具备一种以其现有的专业手段与学术操作方法去融通异类学科的内在可能性？批评史研究如何与当代的文化变迁有所呼应？批评史话语又如何或在哪里去重审它自己安身立命的历史性境遇？
如果我们还承认批评（本身）是文学经验的触角，并将之看作是一种与探索文学经验有关的、既表现思想又体现乐趣的活动，那么，批评史就不应仅仅是一种枯燥无味的编年史或者罗列批评家及其经典著作与言论的“光荣榜”，而应当还是一种融通了文化的、审美的、社会的等多种眼光与趣味的心灵史。基于此，我们有理由发此一问：文学批评史的互诱性（即它对异类学科如艺术史、美学史等的启示程度）是否可以看作是批评史书写活动中一项不可缺少的指标呢？
在二十世纪的批评史话语活动中，我们还注意到批评史话语应对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问题的三种基本倾向：其一是坚持学术活动的纯洁性，标榜实证的客观的历史叙述，极力排除意识形态的干预；其二是向意识形态投怀送抱或者“眉目传情”，利用意识形态谋求话语主导权（当然也不否认它作为一种学术尝试的可能）。其三是意识到前二者的片面性而坚持意识形态批判。，对于第一情形，我们可以直接回答：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超历史性（或意识形态）的绝对的思维方式与理解力。对于第二情形和第三种情形，我们则不妨设问；既然我们总是身陷意识形态之中，那么，我们是否在意识形态批判中把自己作为意识形态的参与者而进行了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呢？
批评史书写中历史解释的绝对客观性是否可能？我们注意到不少批评史话语主体期待其批评史书写能够免除任何个人主观意见的随意曲解而保持一种绝对客观的姿态。实际上，这一期待与努力潜伏着一种难以克服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历史的客观性建立在超越或克服了任何个人主体意识的假定上，另一方面，历史解释又必须通过个人的主体意识来实现，结果，个人的主体意识又成为衡量历史客观性的尺度。为解决这一二律背反，不少批评史话语主体把历史本体理解问题置换成方法论运用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历史本身实际上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于是，批评史越写越多，越写越大，手法与角度也越来越新。这一迷恋于方法论运用而漠视历史本体理解的学术操作是否有利于批评史的进一步拓展呢？
最后，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们注意到，历史维度中展开的批评史书写还充分体现出一种总体性渴求。这种渴求，首先表现在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或观念史方法中。也就是说，批评史常常用旧与新、传统与原创、常规与变异等二元对立形式来看待其历史发展过程，批评史被建构成新旧之间两极对立的描述与分析，诸如独创性与继承性、原创者与修正者、创新与平庸之间的等级评判也是在这一观念史方法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其次，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的追求。即批评史主体总是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中寻找那些能使批评话语达到统一的连贯性原则（诸如：在分离的批评史事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如何在批评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因果关系？不同的批评史史实及现象之间拥有什么样的连续性或总体意义？等等），批评史现象中那些不连贯的、断裂的、偶然性的、矛盾的或者不能被某一系统同化的因素总是在这一连贯性原则下被化解、被整合，甚至被归类到一些先验预设的共时维度或类型学中。这正如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所说：“历史学家拥有一些供其支配以用来构成归纳性、解释性论断的概念。……这一层面的其它概念是平等、同一性、差异、影响、事件、偶合、原因、结构、制度和成规。” [15-p82]结果，连贯性原则成了一种启发式规则、一种程序性约定甚至一种研究中的道德限制，时间的连续、先后以及进化论的先验图式构成了批评史书写的内在骨架，批评史书写在一种理想的连续性中变成了一场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进化过程的描述。再次，批评史书写活动中种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也似乎大多是为了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整合性的话语秩序，并且常常依赖于主体的历史连续性意图。我们承认人类心智中确实存在对历史运转模式的总体营构倾向（或总体性渴求），但对这一渴求的实现如果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先验的历史连续性或进化论心理图式的基础上，那么，因果性思维、历史决定论与目的论以及总体化的乌托邦构想就会褫夺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并掩盖这一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断裂、差异、矛盾、分化、非连续性、偶然性或独特性。结果，总体性的、连续的、同一性的话语就成为一种主导话语、霸权话语。这也许正是批评史话语活动中最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

  [ 参   考   文   献 ]

[1][2]（美）拉尔夫•科恩 .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译本）.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  陈钟凡 .中国文学批评史 . 中华书局，1927
  [4][5][6]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年
  [7]（英）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
  [8]（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中译本.东方出版社，1988
  [9]（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译本）.三联书店，1997
  [10] 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1]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
  [1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卷.中华书局，1962
  [13] Mark  Roskill：The  Interpretation  of  Pictures， Amherst，1989
  [14]（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
  [15]（荷兰）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022年10月20日 根据有关要求修改部分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