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史研究的三大困境

黄 念 然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武汉  430079 )

摘  要：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历史与现实看，有三大理论困境：研究对象的困惑、由“现代性”问题带来的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以及史观和历史叙述方法的内在困境。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确立现象即本体的思考向度，树立学术自立意识、价值学分析意识和“思”的意识，破除美学史描述中的总体性渴求，才能使中国美学史研究挣脱实证性知识的谱系性研究，并开示出中国美学史学术新境界。
关键词： 中国美学史   研究    主要问题

中国古典美学史研究在20世纪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和劳作，其论域不断拓展，视野不断开阔，方法和学术理念也不断变革、调整，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为后学之致远入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研究中也呈现出一些理论困境，本文拟就内在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之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就其解决方式提出初步的设想。
这些内在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之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大多是以理论困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困惑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形成的重要基础，对象的游移不定最易造成学科体系严密性的缺失或各种论争的出现。就目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现状看，引起各种论争、美学史研究方法各异以及美学史书写风貌迥然有别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学界对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的困惑上。国内目前关于美学史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美学史即中国审美意识史。这种看法认为，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意识史，而不应该仅仅是美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审美意识有感性形态和理性形态两种表现形态。前者是指体现于人类创造的一切感性产品中的审美意识，包括物质产品和艺术产品，其中又以文艺作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在后者中，人类的审美意识则是直接以概念、范畴及范畴体系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它是感性形态审美意识的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这两种形态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却不能相互代替。完整的美学史，应是以理性思想与感性的创造相互对照，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地反映审美意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运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识到，以往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大多局限于美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的范围或者审美意识的理性形态方面，对于丰富多彩的美学感性形态不太注意，因而还不是完整的美学史，并由此提出了重写中国美学史的设想。这种看法就其学理而言，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参照或借鉴了鲍桑葵的《美学史》。鲍桑葵的《美学史》旨在着重叙述各个时期的审美意识的特征以及这些审美特征赖以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他认为，用思辨理论的方法研究美学史是不恰当的，要研究美学史必须了解这种植根于各时代生活的审美意识的发展。鲍桑葵在《美学史》中说：“我的任务是写作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他想“尽可能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并明确地指出：“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指审美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作哲学分析，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的历史，则要探讨审美意识在学术上的表现----美学理论---的历史，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忘记，需要阐述的中心问题乃是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1]从学理上看，国内持鲍桑葵这种主张的理论基点主要体现在它对审美意识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坚持上，用以证明其理论主张正确性的例证则是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黑格尔的《美学》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从审美意识入手并兼顾感性和理性两种表现形态并以此来探讨美学的历史发展的较为著名或成功的美学史著作。
2、中国美学史即中国审美理论史。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史，指的是从远古到清代的审美理论史。”[2]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明显表现出以美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为美学史研究核心的倾向，其西学渊源也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美国吉尔伯特、德国库恩在其合著的《美学史》开端就曾说：“美学与其说产生于任何纯粹的悟性活动中，不如说产生于争辩的过程中。”[3]鲍桑葵的《美学史》和意大利克罗齐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也都是以西方美学中的论辩性言论作为美学史研究的重点，把美学思想史理解为哲学思想诞生时起渗透于其中的关于艺术和美的性质的考察，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美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历史。这些论著之前的一些西方美学史也大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例如，科莱尔在其《美学史草稿》（雷根斯堡，1799）前言中就说他的《草稿》只涉及一般理论，目的是给在德国大学里学习鉴赏力批判的美的艺术的理论的青年人提出“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的一份明晰的纲要。”齐默尔曼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维也纳，1858）第一卷叙述的是“从希腊人到通过鲍姆嘉通的著作而形成的哲学美学”，第二卷叙述的是“从鲍姆嘉通斯到美学的变革---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三卷论述“从康德到唯心主义的美学”，第四卷论述“从唯心主义的美学到798—1858年的美学”，总的来看，也是以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卡斯莱尔的《美学批判史》（柏林，1872）中，作者称其历史只是理论的准备，是“为构成一个新体系的最高原理”。梅嫩德斯—佩拉约的《西班牙美学思想史》（马德里，1890—1891）主要论述的则是美的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和爱的神秘主义的思辨、散见于哲学家关于艺术的理论和所有有关美学的理论（如诗学、修辞学、绘画、建筑）等。[4]前苏联美学家B•П•金斯塔科夫在其《美学史纲》序言中更说：“美学学说史是美学极为重要的篇章。”他引述前苏联哲学家阿斯穆斯的话说：“美学史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富有成效：以往历史上所产生的和出现的理论能够成为讨论当代美学问题和当代各种美学思想斗争的催化剂。”[5]这种研究理念甚至还出现在国人所写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中，如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就说：“严格地讲，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任何一部比较完备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分期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才写得出来……编者只能介绍一些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主要论点。”[6]
3、中国美学史即中国美学范畴史。例如，国内学界就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抓住范畴的发展、演进这个核心环节。”[7]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有其西学渊源。波兰美学家W•塔达基维奇在其《西方美学概念史》中就认为，美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在一些孤立的美学原则的推演上，也不能局限在个别的、有突出成就的美学理论的逻辑模式中。历史学家不仅要考察那些涉及或谈论到美与艺术的历史文献，而且还要注意人类审美活动的具体实践以及以这一实践为背景的特殊的审美观念，也就是要把美学史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因此，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以概念或范畴为线索来进行美学史研究。在国内以这种学术理念进行美学史书写比较成功的是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大纲》试图创立一种既能展示中国美学发展线索和规律，又能全面体现中国美学特点，把握住每个时代的主要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的体例，因而并不拘泥于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一位美学家的全部美学观点，而是抓住他在中国美学史上有贡献、有创新的美学命题以及每个时代提出的新的美学概念、美学范畴加以分析，以期有助于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美学的特点。还有学者从针对审美意识史书写中理论形态和感性形态走向结合显然过于理想化的这一隐忧出发，提出在目前的状况下，首先应该抓住中国美学的基本方面、主导方面，即抓住它的主潮，搞清其基本性质、特点和发展的主要线索，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这一主潮则主要体现在各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审美理想上，即体现在关于美和艺术（广义的艺术美）的理想上，因此应该抓住各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主导理想。[8]
4、中国美学史即中国的感性经验史。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显然依据的是鲍姆嘉通最初对美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界定，即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等于“感性学”。鲍姆嘉通的这种研究主张在西方的美史学书写中也有直接的承接者，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正是这样一部美学史。作者将这段时间的美学流派分成主观的和客观的两大部分，共介绍了十四个流派。在他在看来，美学“是关于人类各个方面，各种以及各个领域中的美感经验的科学和哲学。”（着重号为原有）[9]在国内学者看来，如果把中国美学史的任务规定为研究中国人的感性经验，而事实上中国哲学史家们对此领域又尚未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它将向当代美学研究者展示一个相当开阔的学术前景。
5、中国美学史就是中国审美活动史。例如洪毅然认为，美学史应该是美学这门“科学”的历史，即：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美和主观审美活动诸规律不断深化其认识之整个进程的历史。其中自然包括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之审美意识的发展史在内。因此，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十分广泛的，（1）人和物的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进程；（2）人对物的美及丑的认识的深化、广化的进程；（3）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各历史时期中人的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规律。其中包括自然美、社会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10]细究之下，亦可发现，这种研究理念的基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即依据人类实践领域的不同来划分美所存在的领域并以此展开美学史研究。
6、中国美学史就是中国艺术本质的思想史。例如，易中天在《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一文中就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美学史只能是人类对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理性规范即不断探索、研究和界定美和艺术本质的思想史。”[11]他将中国美学史分为三个时期：一、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二、封建中期艺术哲学。三、封建后期艺术心理学。这种研究理念很显然来自于黑格尔的《美学》，在《美学》中黑格尔曾明确地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学”。
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各异。林同华先生曾将目前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方法归纳为四种：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渗透法；审美范畴、审美命题系列法；审美文化起源法与文艺思潮衔接法；审美文化与审美思想印证法。[1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研究方法的花样翻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我以为在这一困惑上，不妨尝试一种现象即本体的思考向度（即不妨将各种美学形态视为“现象”，将各种美学思想视为一种对现象的“本体”性思考），这种思考向度其实十分适合中国古典美学的本有特征，现象即本体这种不离不弃的关系可以使研究者更妥贴地处理美学思想与美学形态之间的辨证关系，从而释放出更大的解释学空间（吴功正先生通过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的分析和把握，以及自身几部断代美学史著研究撰写的经验概括，特别指出当前最需要克服的是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即美学理论的史的偏向，应当将美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结合作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点，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现象与本体相脱离的痼疾。参其《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一文，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二、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

从上述有关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的论争来看，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西方学术为最高标准的，由此又引发了以西方学术为标尺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理念和书写方式在主体视界方面的内在困境。它主要表现在中国美学史书写主体始终处于“历史的眼光”与“现在的眼光”的相互纠结中。“历史的眼光”作为美学史研究的学术本位，是显在的一种学术姿态，它是对传统美学历史的清理与爬梳，主要是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美学史的学术方向感，而“现在的眼光”则是通过一种新的整理意识和新的知识背景（主要是西学）来重写或重认“过去”，进行“价值重估”，它主要在于通过放眼于现代世界和西方美学资源，或者通过某种“现代”的接轨，来实现民族美学的某种复活（或激活）。这种纠结导致了以下三种困境：
一、中国美学史定型的困境。由于西方美学学术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新与发展，它从古典美学到现代美学再到后现代美学，在形态的变化上不断地直接给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更新造成各种横向冲击；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对西方美学的理解也是不断更新的，这又促使他们必须不断地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对中国美学史的固有理解，其结果是它使得中国美学史研究一方面要不断符合现代美学学术体系的规范和要求，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中国古代美学内在的固有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美学史一直处在一种未定型的状态之中。
二、理论建设中的西方资源依赖和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由于美学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门叫做美学的学科，现代中国的美学理论建设基本上要靠西方思想资源立足，而中国美学史的建构也在体例、内在构架、史述模式甚至研究理念上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美学学术资源，其结果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与美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互不相干的局面。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古代事实上存在着各种审美创造、美学思考或美学理论，并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审美精神或审美风貌，这又使得研究者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审美事实架空立论，而必须以发现本民族独特审美精神为旨归，其结果是：中国美学“有美无学”的特点使得古代中国的那些过去并不称为美学的思想资料被称为“中国美学”，并被看作是民族化的某种表征或民族化诉求的对象，而中国美学史研究则面临着在将中国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知识体系时必须解决自身的学科理论资源匮乏与内在的民族化诉求之间的矛盾。
三、解读与重构之间的内在困境。由于中国美学著作的形态与西方不同，缺乏一般美学理论和范畴专论的形态，这就使得现代西方学术视域下成长起来的中国美学史研究者一方面要对中国美学的整个历史演进、各朝代的美学特色、中国古代审美的基本把握方式、中国美学的范畴体系等问题进行符合现代人知识趣味的重新解读，并以此作为重写中国美学史的重要语境，同时又必须考虑在书写中国美学史时如何重新想象中国美学世界的未来，并重构出既符合现代学理与知识趣味又保持民族美学本真面貌的中国美学史。这种重读与想象，分属历史还原和诗性思考两种不同质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视域和研究手段上同时制约着中国美学史研究主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们内在视界上的困境。
这些困境，究其实，又都表明中国美学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现代性”这一基本视域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代性”是近现代以来汉语知识界所遭遇的“新问题”，它集合了“道”与“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盲视与洞见等诸多矛盾，在审美体验、美学学术资源的配置、美学史观的形成、美学批判意识的勃兴以及美学学科意识的确立等诸多方面成为了研究和理解中国美学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向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美学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中国美学界对美学现代性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美学史书写的思考，一直充满了焦虑，甚至挟带着一种葛兰西所说的“臣属性”，即那种“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化的经验之中”并发展和形成的精神自卑感。[13]质言之，“现代性”这个悖论式概念本身包含的各种内在张力和矛盾才是横亘在中国美学史学科建设中必须正视的首要问题，并且中国美学史书写有且只有在“现代性”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够获得它的历史叙事形式。
我以为，由“现代性”问题带来的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其解决出路最终应落实到三种意识的确立上：一、学术自立意识的确立。即应将中国美学史研究从各种外在的权威（包括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控制霸权、刻意制造“中国特色”作为西方普遍性的“他者”的肤浅的反西方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古典崇拜或“中国中心主义”论等）中解放出来，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从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普遍性之间僵硬的紧张（以及由此而扩展而为理论与材料、模式与文献、中心与边缘、本土与域外等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二、价值学分析意识。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情境高于使然作用，亦即中国文化一般总是将每一个情境的关系型式的独特性作为其入思的基本前提，因而，中国文化中的实用理性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特点表明价值观的分析和研究在一个以实用理性为文化主导倾向的文化传统中就显得十分重要。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价值学分析意识的树立既有助于在营构中国本土特色的美学智慧之知识谱系的同时去发掘传统美学的内在生命精神，也有助于中国美学史研究者较好地处理“照着讲”（即中国美学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和“接着讲”（即寻求对原典客观诠释的突破以及理论形态的创造自新）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避免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由于理论意识和反思意识的缺乏，而将中国美学史研究变成艺术文化学意义上的文本分析，将“史”的思考完全代替“诗”性的思考，将学问和研究化约为材料的爬梳与整理或者考证的处理，进而导致历史形态呈现过程中诗性思考严重匮乏、坠入绝对的历史还原主义或历史实景主义的重大学术缺陷。当然这种价值学分析意识还必然包含一种价值多元观念，即承认不同民族对于自己的美学形态与美学思想的思考都有自己的历史“书写”方法、权利或能力。三、“思”的意识的确立。历史研究中的“思”是不可或缺的。对真相的追求是历史学的基本任务，对过去的反思与诠释则是哲学发展的动力。真相当然是重要的，但想象与个性化的诠释也并非没有意义，并且，只有在“思”的眼光中，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历史。那么，历史研究中的“思”从何处开始呢？历史本身并非绝对清晰，相反，它往往是我们产生疑问与惊奇的场所。真正的“思”意味着从它在传统所处的位置上跳开，并调整各种话语主体之间的距离与角度，甚至呈现出阐释的“难题局面”以供我们反思。这种“思”就其实质而言，极其酷似于一种“身体感觉”，也就是体验和发现。凯•埃•吉尔伯特在《美学史》中曾指出：“仅仅把大师们的精神的生命血液输入到接受者的心灵中，还不能构成真理。……单单在各种思潮的循环过程中，即在本源和探索者之间川流不息的交往过程中，就存在着异常充分的道地的变化。对于一切接触古典言论的人们来说，……首先就必须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 [14]这种在“本源和探索者之间川流不息的交往过程中”去“把古典言论彻底变成自己心灵的要素”，就是一种内在体验。就中国美学史研究而言，这种“思”乃是当下的体验而不仅是历史的归总，是时空关联性的“在场”式思考而不是主体的“历史的眼光”与“现在的眼光”之断裂的实证性知识的累积。当然，它的确不是一桩易事，却正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必须努力的方向（吴功正先生在回答“史”写什么这一问题时曾将之概括为：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我以为这正是对中国美学史研究主体内在视界困境特别是面对美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极好的学理开示。参其《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一文，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三、史观及历史叙述方法的内在困境

当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在《“描述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一文中曾指出：“‘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怀特看来，“历史话语所生产的是对历史学家掌握的任何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的种种阐释”，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表述的叙述方式（narrative  mode）的处理。”[15]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受制于某些深层的历史归类系统的符码和主题，受制于历史想象力和政治潜意识”，[16]因此，历史解释（或释义）在历史叙述中所显现出来的认识形态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家对解释范式的选择。这种解释范式也就是一系列历史事件被解释后它们所显现出来的基本模式。就现有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看，其历史叙述及其话语活动中所显现出来的解释范式大致有三种：还原型解释、机械型解释和有机型解释。在还原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认为只要他用详尽的考订和精确的描述客观地再现了中国美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事实，他的历史叙述任务就算完成了。在机械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往往从某一局部的基本法则（如政治法则、宗教法则、道德法则、经济法则甚至“路线斗争”法则等）来确定某种特殊“条件”对中国美学史的影响（如施昌东先生的《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79年）和《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中华书局，1981年）两著以唯物与唯心、朴素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神学与反神学的斗争为线索，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以政治观念统率历史观念的特点）。在有机型解释范式中，美学史家强调对美学史的叙述（或解释），应将各种与中国美学相关的内、外部条件相互联系起来考察。这种解释范式往往追求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或“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统一，因而，在其历史叙述中也相应地示人以多角度、多层面、多结构的、“立体”的、“全方位”的话语姿态（或特征）。但是，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虽然解释范式各异，但已有的中国美学史著作大都是站在一种历史一元论演进的观点来书写的，依此展开的美学史书充分体现出一种总体性渴求。这种渴求，首先表现在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模式或观念史方法中。也就是说，美学史常常用旧与新、传统与原创、常规与变异等二元对立形式来看待其历史发展过程，美学史被建构成新旧之间两极对立的描述与分析，诸如独创性与继承性、原创者与修正者、创新与平庸之间的等级评判也是在这一观念史方法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其次，表现为对历史连续性的追求。即美学史建构主体总是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中寻找那些能使审美话语达到统一的连贯性原则（诸如：在分离的美学史事件之间应当建立什么样的联系？如何在审美现象之间确立一种因果关系？不同的美学史史实及现象之间拥有什么样的连续性或总体意义？等等），美学史现象中那些不连贯的、断裂的、偶然性的、矛盾的或者不能被某一系统同化的因素总是在这一连贯性原则下被化解、被整合，甚至被归类到一些先验预设的共时维度或类型学中。这正如荷兰著名学者佛克马所说：“历史学家拥有一些供其支配以用来构成归纳性、解释性论断的概念。……这一层面的其它概念是平等、同一性、差异、影响、事件、偶合、原因、结构、制度和成规。”[17]结果，连贯性原则成了一种启发式规则、一种程序性约定甚至一种研究中的道德限制，时间的连续、先后以及进化论的先验图式构成了美学史书写的内在骨架，美学史书写在一种理想的连续性中变成了一场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进化过程的描述。再次，美学史书写活动中种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也似乎大多是为了在比较中获得一种整合性的话语秩序，并且常常依赖于主体的历史连续性意图。我们承认人类心智中确实存在对历史运转模式的总体营构倾向（或总体性渴求），但对这一渴求的实现如果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先验的历史连续性或进化论心理图式的基础上，那么，因果性思维、历史决定论与目的论以及总体化的乌托邦构想就会褫夺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并掩盖这一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断裂、差异、矛盾、分化、非连续性、偶然性或独特性。结果，总体性的、连续的、同一性的话语就成为一种主导话语、霸权话语。这也许正是美学史研究活动中最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实际上关于这一点，已经有学者清醒地意识到了。例如，吴功正先生在《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一文就指出，在美学史研究中，“历时性解读更具有史的本体性意义，包含有承绪与变异，或同化与‘异化’的两种发展方向，而异化更应给予学术重视。异化表征了历史发展的曲折经历，使其更真实地体现出历史的演变情形。”这一观点同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福柯重视发掘那些被忽视的“边缘历史”、“断裂历史”、“缺席历史”等也极为暗合。该文载《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当然，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还存在着学术感觉模式上的二元对立、以艺术中心论涵盖审美形态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向度之反思的阙如等问题，但我以为，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只有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学会在学理思考与美学史实证知识的中间域或关联域中去感受和体悟，才能使我们在美学史知识不断本体化的迷惘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挣脱实证性知识的谱系性研究，并开示出中国美学史学术新境界。

[参考文献]

]1[ （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页。
 ]2[ 参张法《中国美学史五题》一文，载《东方丛刊》2001年第1期。
[3] （美）凯•埃•吉尔伯特、（德）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4] 参看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一著“附编”中的“一般参看书目”，王天清译、袁华清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313页。
[5]（前苏联） B•П•金斯塔科夫：《美学史纲》序言，樊莘森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序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7] 参潘知常《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一文，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8] 参周来祥《〈中国美学主潮〉序》一文，载《博览群书》1989年第8-9期。
[9] （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朱光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5页。
[10] 参马鸿增《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纪要》一文，载《美学》1984年第8期。
[11] 参易中天《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一文，载《武汉大学学报》1990第1期。
[12] 参林同华《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一文，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2期。
[13] （美）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32页。
[14] （美）凯•埃•吉尔伯特等：《美学史》“序言”，夏乾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5] （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第45页。
[16] （美）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2页。
[17] （荷）佛克马：《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On the True Problems Inherent in History and Reality of  Study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
Huang Nian-ra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llege, 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True Problems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Inher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 Study mainly find their expression in the undefined object of study, the puzzlement of subject vision brought about by “modernism” and also the puzzlement arising from the view of history and its narrative mode. Only when we become fully aware of these problems, setting up a phenomenon-as-nature thinking dimension, establishing a consciousness of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value analysis, and also discarding the desire of totality in the historic description of aesthetics can we achieve an inherent turning from the pedigree study of the positive knowledge to the opening-up of a new academic vision in the history of aesthetic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study; major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