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孙克强

清代词学号称“中兴”，兴盛的原因很多，词选的作用颇为值得重视。选本之学始于对六朝《文选》的研究，词史上的词选之学则滥觞于北宋对《花间集》的评议，成熟于词选本繁盛的南宋。就编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为歌妓选编唱本者，如龙榆生所言：“宋人编纂词集或选集歌词，皆以便于歌唱为主，乐章流播歌者之口” ，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 ；亦有以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的词选，将词选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 。而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清代词坛选词之风甚盛，各类词选大量刊行。既有历代词选，又有当代词选；既有唐宋词选重刊，又有对唐宋词的新编；既有断代之选，又有历代总集。以当代词选为例，仅叶恭焯《全清词抄》所引用的词选就有221种之多。清人赋予词选以更多使命，词选也就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

一

唐宋词是清人学习的典范，对唐宋词选本的批评是清代词学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清代词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为了阐扬本派的理论主张，往往采用借古鉴今的方法，对唐宋词选本展开讨论，或贬抑抨击，或推举张扬，将本派理论主张托付于对某种唐宋词选的褒贬之中，于是该词选则成为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宋词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直斋书录解题》题为“书坊编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定此书编定于南宋宁宗庆元(1195—1200)以前。《草堂诗余》在南宋末、元时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到了明代，在适宜的时代条件下大为盛行。明代《草堂诗余》的版本十分繁多，今存的明本《草堂诗余》就有35种之多，这是其他词选本远不可及的，由此可以见出《草堂诗余》在明代流行的盛况。明代《草堂诗余》的繁盛还表现在参预《草堂诗余》注解、评点、校正等工作的有许多当代的名流，据统计，各版本《草堂诗余》中涉及的参与者姓名有六十多个，这些人身份各异，除了词学名家外，还有台阁重臣、文坛主将、士人学子、山林隐逸等。对明代这种《草堂》独盛的局面，连当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
《草堂诗余》不仅在明代繁盛，清初词坛亦深受其影响。张其锦曾指出：“（清初词人）上宗南宋，然风气初开，音律不无小乖，词意微带豪绝，不脱《草堂》前明习染。”（《梅边吹笛谱序》，《清名家词》）王煜说：“清初沿习朱明，未离《花》、《草》。”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为革除词坛积弊，开创新的词风，就对《草堂诗余》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一是对《草堂诗余》由於征歌需要而形成的分类形式予以抨击：“自《花庵》、《草堂》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 二是对《草堂诗余》的选目失当进行了批评，并大力推举姜夔一派,《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言情之作，易流於秽，北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填词最雅，无过石帚，《草堂诗余》不登其只宇，见胡浩《立春》、《吉席》之作，蜜殊《咏桂》之章，及收卷中，可谓无目者也。”三，力斥《草堂》之俗，标举醇雅，《乐府雅词跋》云：“词以雅为尚，得是编(按：指《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可废矣。”
浙西词派在黜斥《草堂诗余》的同时，还推举《绝妙好词》。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激楚》、《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欣赏者自然多为“巴人”，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步其后尘，对《绝妙好词》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赴京谒选县令，途径天津，寓查为仁水西庄，于查家见到《绝妙好词》，爱不释手，遂改变行程，留下与查氏合笺《绝妙好词》，刊行后传播更广。厉鹗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厉鹗力推《绝妙好词》亦着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诗余》，在词坛提倡“雅道”（《绝妙好词笺》）。此后，经厉鹗笺注的《绝妙好词》取代《草堂诗余》而影响于词坛，正如陈匪石所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声执》卷下）
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绝妙好词》七卷，为南宋末人周密所选，共选词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词三百八十五首。《绝妙好词》的编选内容和形式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妙好词》“纯乎南宋之总集”（《声执》卷下），选词范围限于南宋，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是一部断代词选，就周密的选编意图来说，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国文献，但对于以提倡南宋为旗帜的浙西派来说，《绝妙好词》则是一部现成的范本。第二，《绝妙好词》又是一部体现了流派意识的词选。陈匪石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声执》卷下）《绝妙好词》汇集了风格相近、旨趣相类的词作，因而使此选具有流派之选的性质。而此一特点恰与朱彝尊、厉鹗竖帜立派的意图尚合，自然得到朱、厉的推崇。第三，《绝妙好词》还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审美主旨的词选，其审美主旨概括起来讲即求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曾指出《绝妙好词》与张炎的《词源》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词源》中提出的重要词学主张在《绝妙好词》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推尊姜夔，倡格调雅正，强调协律合谱等。而这些皆与朱彝尊、厉鹗的词学主张相一致，《绝妙好词》的审美特性乃浙派选中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绝妙好词》方得到了浙西词派的大力提倡。焦循《雕菰楼词话》曾说：“近世朱彝尊所选《词综》，规步草窗，学者不复周览全集，而宋词选为朱氏之词矣。”焦氏对浙派多有批评，但他对浙派与《绝妙好词》内在继承关系的认识还是颇有见地的。
在清代词坛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词选还有《乐府补题》。康熙初年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时期的常州词派亦极重，当然各派欣赏的内涵各有不同。同一部词选被具有不同词学倾向的词派所欣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十四家遗民词人的唱和之作，共咏五题：龙涎香、白莲、莼、蝉、蟹，借咏物以抒写宋末遗民的身世之感。关于此书主旨的认识颇有分歧，夏承焘先生考证乃为南宋景炎三年（1278）杨琏真伽发掘会稽高宗等帝后陵而作。亦有研究者认为此书是元初词社唱和的味物词集，可能暗含一定的身世之，但并无可以征实的言外之意。此书在元、明两代未见流传，清初朱彝尊于常熟吴氏见到抄本，过录后于康熙十七年（1676）携至京师，然后由蒋景祁镂版行世。
朱彝尊对《乐府补题》颇为称赏，《乐府补题序》云：“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除了亦是南宋选本的因素之外，《乐府补题》文人雅士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仪的原因。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对《乐府补题》的感受与朱彝尊又有不同，在《乐府补题序》中陈维崧还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词的影响：“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作也。” 陈维崧强调《乐府补题》乃“遗民”之作，认为故国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才使这部词集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历数百年而不泯。经过朱、陈二人的推扬，《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刻瑶华集述》，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
清代中期之后，词学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常州词派突出了词体“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作用，对《乐府补题》的认识亦随之变化。张惠言《词选》指出《乐府补题》中“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对《乐府补题》的解读重在寄托寓意，王树荣《乐府补题跋》记：“周止庵《宋词选》于唐玉潜《赋白莲》曰：‘冰魂犹在，翠舆难驻。’曰‘珠房泪湿，明铛恨远。’以为当为元僧杨琏真伽发宋诸陵而作。又《赋蝉》曰：‘佩玉流空，绡衣剪雾。’曰：‘晚妆清镜里，犹记娇鬓’，疑亦指其事。” 可知周济认为《乐府补题》中唐珏词〔水龙吟〕、〔齐天乐〕皆为宋陵被盗毁之事而作。可见周济对《乐府补题》的重视乃在于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其后常州派词人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活》卷三中也指出《乐府补题》皆是有寄托之作：“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责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饲，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按：即《乐府补题》）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谭献对《乐府补题》亦十分推重，他认为浙西词派虽然欣赏《乐府补题》但未能窥见其精髓所在：“《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复堂词话》）晚清常州派词学家陈廷焯对《乐府补题》所载词作的内蕴也从比兴寄托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碧山〔天香〕《龙涎香》一阕，庄希祖云：‘此词应为谢太后作。前半所指，多海外事。’此论正合余意。惟后叠云：‘荀令如今渐老，总忘却尊前旧风味。’必有所兴。”（《白雨斋词话》卷二）以上种种评议皆可看出常州派词论家以比兴寄托认识《乐府补题》的特点。
《乐府补题》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视，但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赏其高雅的气质和咏物技巧；阳羡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到心灵、情绪的沟通；常州派推重其比兴寄托。《乐府补题》与其他几部唐宋词选一样，由清人不断阐发其意蕴，并对清代词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选词标准论》《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二号）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的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清代的词学流派还把编纂词选本作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现本派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这些词选也就成为流派的重要标志。
开风气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如前所述，朱彝尊的《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词综》二十六卷，汪森增补十卷，共计三十六卷。全书收录唐、五代、两宋、金、元词2253首，词人659人。为了彻底改变明代以来的词坛风气，浙西词派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意欲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并取而代之。《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词学主张，《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词坛丛话》）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声执》卷下）《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阕也”（《词综•发凡》），《词综》全部收入。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也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倾向。《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词人们跳出北宋偏重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 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词综》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三）还把《词综》比作词家的“金科玉律”（《听秋声馆词话》卷十四）吴衡照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洵词坛广劫灯也。”（《莲子居词话》卷三）“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实上，《词综》成为了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国朝词综序》）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国朝词综续编序》）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另一部对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词选是张惠言的《词选》。《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词选》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词选》之后，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道光十年（1830），张惠言的外孙董毅又编《续词选》，形成了《词选》系列。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张惠言写下了著名的《词选序》，《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词选》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首先，《词选》是第一部以思想内容为标准的词选，正如施蜇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词综》影响最大，但《词综》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种风格特色，在词的选取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定审美指向。张惠言的《词选》则是词学思想明确、具有现实针对性的词选。张惠言针对“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的词坛现实，为了改变人们对待词体“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认识，从而提高词体的地位。这种编选思想在其弟张琦的《重刻词选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距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乃与余校录唐宋词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为二卷。”《词选》中选取的都是张氏认为有“比兴寄托”的词作，他对所选词作的评语亦皆从“比兴寄托”立论。谢章铤说：“（张惠言）用意可谓卓绝，故多录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与，学者知此，自不敢轻言词矣。” 潘曾玮也说：“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窃尝观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词辨序》）与以往以存人、存词，或以选家之偏好为标准的词选本不同，《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
其次，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内涵和意义。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如认为张氏就有意标举北宋乃是对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动：“翰风（张琦）与哲兄（张惠言）同撰《宛邻词选》（按：即《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复堂词话》）又如认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张炎，张氏则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 金应珪把《词选序》中批评的“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进而发挥成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词选跋》）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金针也。”（《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后来又有学者认定“‘跌荡靡丽’，谓竹垞；‘昌狂俳优’，谓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别于朱、陈而起也。” 由以上诸说可见，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将周济更将词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前后曾选编了二部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通过词选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词辨》旨在分辨词的正变源流，原作十卷，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书成后，交由弟子田端带往京师，不幸于舟中将手稿遗落黄河，原书就此亡佚。二年后的嘉庆十七年（1812），周济“稍稍追忆，仅存正变两卷，尚有遗落”，即为今本《词辨》。《词辨》继张惠言《词选》之后，选词标准亦以“意内言外，变风骚人”为准，正如谢章铤所评：“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 潘曾玮《词辨序》亦说：“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由《词辨》可以看出周济的词学虽然多受张惠言的影响，“辨说多主张氏之言” ，但并不盲从，有自己的见解和论析。例如周济的正变论即与张惠言有所不同。周济阐述的正、变二体仅为风格形态不同，然皆为周济所设立的学词典范。在对待正变的态度上，虽有主次之分，却并无太大的轩轾。《词辨》标志着周济在继承张惠言词学理论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建树。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词选》 以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标志着周济确立了自己独立的词学思想，建立起包括入门、途径，以及最高境界在内的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这一时期周济对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宋四家词筏序》指出：“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呜乎，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 这里周济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词坛之“陋”的原因在于独尊南宋姜、张，而造成“千躯同面，千面同声”。在此基础之上，周济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词统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并做了详细的阐发：“学者务逆而溯之。先之碧山餍切事物，言今指远，声容调度，一一可循。学者所由成章也。继之以梦窗，奇思壮采，腾天潜渊，使夫柔情憔志皆有瑰伟卓荦之观，斯斐然矣。进之以稼轩，感慨时事，系怀君国，而后体尊。要之以清真，圭方璧圆，琢磨谢巧，夜光照乘，前后举澈，能事毕矣。”周济主张学词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达到无寄托的周邦彦词的浑化。周济将唐宋词人分为四派，又将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远、由浅而深结构为系统，示人以途径，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施蜇存先生论及周济《宋四家词选》的意义云：“词选之以流派分者，又为周氏独创，然亦用张为《唐诗主客图》之意也。” 《宋四家词选》表明周济具有更为明确的立派意识，以常州派与浙派相对立，周济说：“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 周济这里明确提出以“江（江苏）浙（浙江）”分派，与浙派相对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称）派的领袖为张惠言、恽敬，论词宗旨乃风骚之旨，由此竖起常州派的旗帜。
晚清词学家陈廷焯也具有用词选表现词学主张明确的意识。他早期习从浙派，曾选编有《云韶集》；后来改宗常州派，又选编《词则》，二种词选词学宗旨迥异，体现了他词学思想的变化。《词则》分为四集：《大雅集》、《放歌集》、《闲情集》、《别调集》。“《大雅》为正，三集副之，而总其名曰《词则》。求诸《大雅》，故有余师。即遁而之他，亦即可于《放歌》、《闲情》、《别调》中求《大雅》，不至入于歧趋。” 充分体现了重视词体意格、重视社会效果的思想。这部词选也是以张惠言的“意内言外”为宗旨，继承发扬《词选》思想的选本。晚清四大家亦重词选本，朱祖谋编有《宋词三百首》，亦蕴含有丰富的词学思想。为了弥补张惠言《词选》“既狭且偏”之失，其“内容主旨以浑成为归”（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自序》），且“力破邦彦疏隽少检、梦窗七宝楼台之讕言”（吴梅《宋词三百首笺注序》）。郑文焯也有编词选的计划，并曾拟出选目 。可以看出，在常州词派的崛起、壮大、嬗变的过程中，词选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三

清人重视唐宋词选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指导当代的创作，因而当代词人词选同样受到重视。以康熙初年为例，各种当代词选本纷纷问世，即以影响较大的就有：王士祯、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陈维崧吴本嵩的《今词苑》，蒋景祁的《瑶华集》等。选编者或为词坛繁荣所感奋，心存记录一代词史的宏愿；或为创作走向而忧心，针砭时弊。当代词选的编纂刊行对词坛风向的引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倚声初集》在当时就起到了“转移风气”、“词格之变”（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的作用。清代的词学流派亦十分重视当代词选的作用，清代词派多以本邑本乡词人为基本阵容， 各派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的词选本，如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西泠词人有《西陵词选》，松陵词人有《松陵绝妙词选》，梁溪词人有《梁溪词选》，柳州词人有《柳州词选》，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后吴中七子”词派有《吴中七家词》，常州派有《词选附录》、《国朝常州词录》等等。收录当代词人作品的流派词选编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场，也为本邑本乡词坛的成就、声势和特色起到了宣传造势的作用。
《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的兴起。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的好友龚翔麟将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词》一卷、李符《耒边词》二卷、沈岸登《黑蝶斋词》一卷、龚翔麟《红藕庄词》三卷合刻为《浙西六家词》，打出浙西派的旗帜。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由此浙西词派广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居于词坛主流。陈对鸥说：“自《浙西六家词》出，瓣香南宋，另开生面，于是四方承学之士，从风附响，知所指归。”（《词苑萃编》卷八引）再如张惠言《词选》面世之后，认同其词学主张，追随其后者日众，尤其以常州词人为多，常州词派由此形成并日益壮大。继《词选》之后，二张弟子歙县人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一卷，郑氏《叙》云：“《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益以张子之词为九家。金子彦郎甫者，学于张子，为词有师法，又次录焉。”以上十家加上郑善长本人之作，共得十一家，所谓“几于古”，即能得到古人之精神，实指认同张惠言词学宗旨者。《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谢章铤云：“二张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郑，则歙产也。合十家。或一二阕，或十数阕，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附录》配合《词选》，形成了古代与当代的结合，构成了以“比兴寄托”为主线的词学传承，二张等十一人形成了常州词派初期的大体轮廓。《词选》的再三翻刻，董毅《续词选》的增补，扩大了《词选》的影响。张琦、金应珪、张百禥的序跋继张惠言《词选序》之后，不仅起到了推扬《词选》的作用，也使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更加丰富。
清代词学史上的论辩往往由词选引发，甚至直接将词选作为靶的。前文曾述及，朱彝尊的《词综》刊行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昶（述庵）追摹朱氏又选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选择宗旨和标准亦规步朱氏。对此谢章铤论云：“述庵一生专师竹垞，其所著之书，皆若曹参之与萧何。然竹垞选《词综》，当时苏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国朝，则“铁板铜琶”与“晓风残月”齐驱并驾，亦复异曲同工。划而一之，无怪有遗珠之叹。”（《赌棋山庄词话》卷一）对王昶以宗派宗旨为选词标准的做法予以批评。晚清的文廷式则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词综》：“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云起轩词自序》，《清名家词》）文氏之言不免过于激切，然而倒是深刻地指出了后期浙派颓靡衰微与其早期作为流派经典的《词综》之间的内在关系。
再如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随着《词选》传播愈广，影响愈大，开始有人对《词选》提出批评。或批评《词选》选词太少，标准太严，如陈廷焯云：“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白雨斋词话》卷一）；或批评其选目失当，如樊增祥云：“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阕，梅溪、玉田，仅尝一脔。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微云榭词选自叙》）在对《词选》的批评之中，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名气最大。潘氏对《词选》的批评主要针对“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即选词不当而发。潘氏认为当选而未选者，如李白的〔忆秦娥〕及其他五代、北宋佳词，“张氏亦多恝然置之”；不当选而选者，如苏轼的〔洞仙歌〕。潘氏尤其对被视为“雕琢曼词”的温庭筠词在《词选》中的显著地位表示不满。整体来看，潘德舆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对《词选》的主旨并无异议，只是认为所选未合其旨而已。所以谭献《复堂词话》说潘德舆：“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凡此种种，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对《词选》未能尽善尽美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批评，因而这种批评反而使《词选》的名气更大，影响更为远播。
清人编撰词选，往往以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而为之。如朱彝尊的编《词综》，选择、编辑、校勘等各个环节皆可与其治经治史相媲美，以实际行动与词为“小道”、“卑体”的观念决裂。《词综》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在词学史上是空前的。汪森《词综序》介绍编纂过程说：“计览观宋、元词集一百七十家，传记、小说、地志共三百余家，历岁八稔，然后成书。”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详细列出了所引用书目及版本来源，举凡别集、总集，甚至稗官小说的名称无不详列，对词人姓氏爵里的考订也甚为认真，“考之正史，参以地志、传记、小说，以集归人，以字归名，得十之八九。”并对词的字句音韵做了考订，以求精当。郭麐说“《词综》一书，鉴别精审”（《灵芬馆词话》卷一）诚非虚言。陈匪石说：“朱氏搜求佚书，不遗余力。凡明人未见之本，多经朱氏发见。例如专集之《山中白云》，总集之《绝妙好词》、《元草堂诗余》皆是。读其例言，凡所见之本及旁求而未获之本，一一罗列，后人按图索骥，藉以觅获久佚之籍，其功为多。”（《声执》卷下）

“作词难，选词尤难”（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是清人的共识。正因为词选的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家十分重视对词选本特性的分析。清初的《梅墩词话》将词选分为“文人选词”和“诗人选词”两种（沈雄《古今词话•词品》下卷引），并指出二者的不同特点。金应珪指出对词学史上词选的优劣要有区别，如果“雅正无别，朱紫同贯”则会产生不良影响（《词选后序》）。陈廷焯指出选词要“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白雨斋词话》卷八）。清初王晫曾写有《与友论选词书》，对当时词选中存在的以偏好为取舍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反对“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霞举堂集》卷五）诸迟菊《词综续编序》曾指出词选的“五弊”：一弊为淫艳，二弊为豪莽，三弊为寒乞，四弊为不守律，五弊为惑于虚名。清人对词选中的诸种弊端认识清晰，可以见出清人对词选要求之高。词选体现了清人的词学审美理想，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对词风的嬗变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