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古代文论讲座”第十六期，邀请到了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韩国东方诗话学会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张伯伟教授，做了题为“域外汉籍与古代文论研究”的讲座。陈广宏教授主持讲座。

张教授首先对“域外汉籍”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域外”即“禹城之外”，而“汉籍”则指“以汉字撰写之典籍”。因此“域外汉籍”就是“在中国之外用汉字所撰写的典籍”。具体包括以下三种：1、历史上域外文人用汉字书写的典籍；2、中国典籍的域外刊本或抄本，以及域外人士对中国古籍的选本、注本和评本；3、流失在域外的中国古籍（包括残卷）。继而他以市河宽斋于《半江暇笔》和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卷十三中对《文镜秘府论》的相关记录为例来说明域外汉籍在国内外失传与流传的情况。紧接着，张教授提出了一个目前学术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他认为百年来的中国学术，除去文献、人物和历史的考辨以外，其学术方法、理论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而中国自己本土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却“芳踪难觅”。这里他列举了胡适提倡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洋人做学问方式的赞赏和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的肯定等三则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性的存在。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学术界的目光逐渐由“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转移、聚焦的时候，作为汉文化圈中心的中国，却不能再重复过去那种强调证明自身“文教之盛”、“四方慕华”的心理优越，坚持“中心——四裔”的二元化区隔，而是应以除却“看自己”与“看别人”的“第三只眼”来看待异域汉文学。所以，张教授认为研究域外汉文学的价值在于其不仅是中国典籍的域外延伸与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现，而是作为中国文化的对话者、比较者与批判者的“异域之眼”，是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而研究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汉文化，更好地解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最终更好地推动东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那么，如何以汉文化圈为方法进行研究？张教授提出“以汉籍文献整体为基础，以汉文化圈为视野，以综合与比较为手段，寻求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结构”的方法。具体即：文献基础、资料参证、综合研究。他从古文论入手，分别以朝鲜半岛与日本两地的诗文评文献的开掘总体情况，以及《唐宋分门明贤诗话》、《诗人玉屑》等文献个案为例来说明“文献基础”部分；又以唐代诗学畅销书，即“诗格”的流传空间、著作数量与作用来介绍“资料参证”的部分；最后以“中国文学史上诗人骑驴意象”的核心蕴涵，以及其分别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后所引发的朝鲜、高丽“从骑驴到骑牛”的发展和“骑驴与骑马”、“骑牛与骑马”的对立和日本人关于“骑驴与骑马”的态度为例，从诗格与绘画两种艺术形式入手，详细介绍并对比了不同国度在不同政治背景的影响下对于同一意象的接受、继承与发展的情况，有力说明了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颖性及重要性。

“域外汉籍与古代文论研究”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张教授在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选取大量文献案例，条理清晰，举重若轻地将这一问题用易于接受的方式择其重点做了介绍，使在座者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