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9日，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010中国古代文论讲座”第十二期，邀请到了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做题为“被冷落的经典——论《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在王国维词学中的终极意义”的讲座。郑利华教授主持了该讲座。

长久以来，《国粹学报》本64则的《人间词话》被学界当做研究王国维词学论的最重要考量资料。自1926年俞平伯先生将之从《国粹学报》抽出标点，由朴社单行出版后，引发了80余年的研究热潮。而手稿本《人间词话》也因其代表了王国维撰述词话的最初学术理念，而渐受研究者的关注。由于大量专家学者不断地对其进行增补，致使《人间词话》的篇幅不断膨胀。但代表了王国维词论终极状态的《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却自其面世至今鲜有人关注。除了少量研究《人间词话》的专著略有提及之外，专题研究至今付诸阙如。因此彭玉平教授的讲座即以“时报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手稿本”和“学报本”的对比研究，试图由此展示王国维已然定型的词学思想。

彭教授首先回顾了“时报本”《人间词话》的再次发现与刊布过程。据考证，“时报本”首则刊于1915年1月13日出版的《盛京时报》上，末则刊于1月21日，共31则，分七期。最早揭载《盛京时报》本《人间词话》的是陈杏珍和刘烜二人，将其刊发在《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上，共23则。2000年，赵利栋辑校的《王国维学术随笔》中收录《二牖轩随录》的《人间词话选》31则，始在当年《盛京时报》刊出之后再次全面问世。但即便是“时报本”全文已面世多年，学术界的反响依然是波澜不惊，其重要价值并未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当中。实际上，“时报本”作为王国维词学的“终点”，并不应被忽略，而理应以一种“经典”的姿态活跃在学术研究界中。

在第二部分，彭教授又就“时报本”对“手稿本”和“学报本”的合并、修订和增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通过逐条比对字句、各则排列顺序等可以看出，“时报本”不仅条则数目较“学报本”有所精简了，而且结构上也有了一些改变，显得更为合理；从学理上的变化来说，以其对“隔”与“不隔”的论述变化为例，可以看出王国维在更加理性化的前提下，愈发注重言说的紧凑和理性，注重理论陈述与批评实践的结合，注重词史的完整性，注重诗词曲之间的文体嬗变，避免用词激烈，观点偏颇，显得更为谦虚、平和与慎重。这种变化也许是与其年龄的与日增长和学术的逐年积淀分不开的。

在第三部分，彭教授的着眼点在于“从‘时报本’对‘学报本’的删减看其‘去西方化’的倾向”。众所周知，王国维早年深受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数年钻研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因此，对于他来讲，将现代西方的哲学美学话语以一种“参证”的方式融入进《人间词话》并非难事，在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的取舍上也略显随意。但“学报本”的刊发与“时报本”刊发相隔了七年，而这七年正是王国维从词学到曲学再到经史、地理、文字、音韵考证的学术转型时期，或者说是向中国古典深度推进的时期。因此，我们看到了“时报本”将“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理想家与写实家”、“主观与客观”等条目一并删略，毫不保留。这明显地体现出了王国维“去西方化”意识的直接与强烈。当然，“时报本”对于其西方化思想只能讲是“删略殆尽”，而并不可能完全删除干净。但不可否认这种删除是与王国维学术思想的转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在第四部分“王国维词学与曲学之关系”中，囿于时间的限制，彭教授并未来得及做详细而深入的讲解。但在最后“余论”部分，彭教授对于“手稿本”、“学报本”和“时报本”的比较做了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总结。他认为，从行文风格来看，“手稿本”满怀着意气，“学报本”流露着自负，而“时报本”则趋于沉静。“手稿本”中对境界说的自信基本保留在“学报本”了；但“手稿本”中对自我创作的高度评价则大体消隐在“学报本”之外了；而“时报本”中王国维对理论的自信虽然依旧，但语气上的自负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归于理性的研究态度，实际上也是“去西方化”的一种表示。作为一种理论的终极形态，“时报本”的理论内涵是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沉淀、过滤而成，自然更具经典的意味，也因此更能代表王国维词学的终极意义，更具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