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在第五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今天迎来了这么多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来一起交流，来传经送宝，十分高兴，非常感谢！这不能不使我想起2000年我们复旦第一次举办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会议。在那次会议之前，我们复旦在1984年也曾举办过一次中日学者一起讨论《文心雕龙》的学术会议，但那次《文心雕龙》会邀请的人员比较少，正式代表只有30多人，日本有冈村繁、兴膳宏等9名学者与会。而2000年开的文论会的代表就多了，记得当时邀请了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海外学者就近30人。后来预想是五年开一次，结果开了四次。一晃眼25年过去了。好多曾经参加过我们会议的老前辈如我校的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校外的如王元化、蔡鍾翔、陈良运及日本的兴膳宏、美国的王靖宇、台湾的黄锦鋐等等先生都离开我们了。当时年青的也渐渐老了。记得第一次会开幕式上，我主持会议请吴承学先生代表“年轻的学者”发言时，吴承学先生立即说“我也不年轻了”。当时他才45岁上下吧，到现在也差不多真正要到“老”的境界了。

岁月在不断的流逝，这25年来，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论是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还是有关文体、范畴、方法或形式的研究，以及其他或宏观或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但最令人关注的，无疑是关于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与话语的研究。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引发了传统文论是否“失语”与“现代转换”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关系到我们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体系，有没有价值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性问题，也可以说这是关系到我们学科生死存亡的问题。

正当这场讨论逐步深入之时，习总书记与党中央连年强调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号召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到去年，党中央明确号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深化改革，“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总书记与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特别是关于“失语”与“现代转换”等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热烈响应，陆续推出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成果。最近，我们在修订马工程第三版《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时，教育部教材局也十分强调这一点。

而今天这次会上，我们看到了众多的先生，如董乃斌、吴承学、蔡宗齐、李建中、胡晓明、赵敏俐、张晶、刘勇强、何宗美、左鹏军、汪群红、周兴陆、姚爱斌、李桂奎、闫月珍、韩伟、刁生虎、龚宗杰、王涛等先生的论文都从宏观或相对宏观的角度，直接讨论了不同的范畴、话语和体系的问题，其他先生，或者从不同的时代着眼，或者对具体作家作品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我国古代文论的中国性、自主性作出了努力。我匆匆拜读了各位先生的论文之后，深深地认识到中国古代的文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自有其精粹，自有其体系，自有其话语，自有其传统，且能和合中西，兼收并蓄，因时通变，生生不息。

当然，目前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自主体系的自觉的研究，实际上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读到更多、更精的研究成果，希望我们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能为构建既具有中国精神，又能顺应世界潮流的现代文论体系作出贡献。

最后再说一句：期待着五年后我们再相见！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