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宋元骈文批评的观念与体系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侯体健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 陶 熠

　 宋代是骈文发展的重要时代，宋元骈文批评因此也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强势话语影响，骈文批评长期被学界忽视。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宋元骈文批评研究暨资料汇编”（18BZW096）在全面梳理宋元相关批评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发掘骈文批评的时代特征与学术价值，为建设本土文学理论体系提供新的资源和视角。

　　宋代是骈文的重要发展期和转变期，陈寅恪曾说：“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宋代骈文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并获得了“宋四六”之专名。与此相应的是，宋代骈文批评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批评话语和批评焦点有了新的风貌。而元代承袭宋代余绪，出现了刘壎、陈绎曾等骈文批评家，记录整理了诸多宋人骈文理论资料，虽然本身并无显著的新变，但仍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学者已经指出宋元时期是“作为专门文体学的骈文批评”的时代，故而两代自然可以整体统观。宋元骈文批评除了大量散见于笔记、序跋、书信的论述外，还诞生了四六话，涌现出专门性骈文类书，加之大量结集的四六别集和选本，由此呈现出层次多样、观念丰富的互动性批评生态。

　　然而，面对如此丰沛的骈文批评资源，学术界长期忽视其价值和意义，骈文批评在通行的批评史著作中几乎是缺席的。少数著作即便为宋四六批评留下一席之地，也很少给出正面的评价。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都认为，宋四六批评不涉根本，停留于字句，谈不上文学批评。至于其他常见的文学批评史更是往往对宋四六批评未置一词，其地位之边缘化可知。实则只要我们平心看待宋元文集、笔记、文话中的相关言论，以及其他类书、选本等批评实践行为，就会发现一个新的世界，可以重估宋元骈文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修辞诸方面的地位与贡献。

　　宋元骈文“应用”观念与批评焦点 

　　要准确理解宋元士人的骈文批评观念，首先必须准确了解他们的“骈文”观念，只有将批评行为和观念置于创作的语境中，才能较好地还原批评生态，把握宋元骈文批评的整体图景。宋代古文对骈俪文风的压制，是与当时的思想潮流与表达需求相适应的。

　　在“古文运动”之后，骈文退居到特定的公文领域，并依然广泛地参与政治机器、社会生活、礼仪制度的具体运转，承担了独特的政治社会功能，由此就产生出“应用”的观念。骈文在宋代上至朝廷两制，下至日常启状，都有广泛使用，具有特定的应用场域。这些文体所依赖的“四六之艺”具有一定的规矩定式，和自由的古文颇不相同。它们还必须与应用的场景紧密切合，起到实际的应用效果。正是有了这样的骈文生态，相应的批评方式和批评话语也就产生了。

　　首先是“敏速”。宋人通常认为，制诰表启等四六公牍是“敏博之文”，并追求其作文之敏速，且尤其推崇能够立就两制的词臣。这种对敏速的追求与宋世诏诰等四六公牍的文体功能有关。其次是“得体”。对“得体”的强调，本质是要求文学写作契合王言的功能诉求，以保障君主举措的权威性和合理性，对“得体”的特别重视，源自应用的需要和礼仪的诉求。最后是“精切”。如果说“得体”是应用场域与书写方式在整体上的契合，那么“精切”更偏重具体文辞与具体情境的般配。“精切”期待着所用事典与相关人物事件的精准契合和精妙剪裁，是对作者综合能力的莫大考验。对事典的熟悉，对应用语境的把握，以及令事典切合语境的剪裁功夫，以上三者缺一不可。而以上三点批评焦点都源自“应用”的功能性。

　　以四六为应用的观念更是直接决定了宋元四六批评的公共意识。批评家们清楚地意识到四六公文的公共属性，这些作品将广泛流通，并接受士人们的公开审视，其结果直接影响作者的文学声誉乃至政治生命。对“得体”“精切”的正面关注和对“时忌”“类俳”的刻意回避无不基于这种公共意识，进而产生了四六叙事“不可无实”、颂德不应比附前人等具体的批评标准。可以说，应用观念和公共意识是宋元骈文批评的出发点。

　　宋元骈文批评的主体与载体 

　　宋元骈文批评家的身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批评趣味。宋代热衷于骈文批评的文人通常是需要日常撰写四六文书的骈文作手，针对不同文体的丰富写作实践使他们在批评上也存在着不同的侧重。我们可以将宋元批评家大体分类为两制词臣与幕职文人两个群体。他们在学习四六时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两制词臣往往需要诸体兼善，尤其要专长制诰等拟代王言的庙堂文书；而地方文人虽然也需要拟代文书，但服务的对象则是阃臣与州县长官，故而拟代的文书主要是表启。这导致了两个群体对骈体文书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序列。“两制词臣”与“幕职文人”两种身份虽然尊卑悬殊，但并非判然二分、不通消息。对于绝大多数宋代知识人来说，州县幕职是他们政治生涯的起点，早年入幕代书，最后端坐玉堂的名公确实代不乏人，周必大便是个中代表。当然，并非所有研习四六的士人都像周必大一样幸运，毕竟就连周益公自己都感慨虽有天机云锦之妙手，却一生游荡，不曾步入京官序列的南宋士人大有所在。可以看出，宋代骈文批评的双重主体之间既有政治地位的天壤之殊，又有循资而上的晋升途径，经由这种相别而相通的对照关系，我们可以对宋代骈文批评中的一些特征作出合理的解释。

　　除了主体的不同，批评载体（著述形态）也具有不同的批评倾向和模式。最受关注的是四六话，它集中了许多明确的骈文批评主张，而传统笔记、文集序跋、史传碑志、公私书目也都分别沿袭着自身的文体传统，以或引述，或评骘的方式建立着当时四六文写作的标准。除了正面的品第，蕴含着批评观念的文学活动也同样应被纳入批评史的考察范围，正如郭绍虞先生所说，整理是一种批评，选择也是一种批评，南宋以来兴起的专收或兼收四六的文章选本以及指导四六写作的专用类书亦是宋代四六批评的重要载体。这些载体各自的文体传统使得它们观照四六文时采用了不同的视角，或着眼警句，或留心本事，或钩沉统绪，或判明风格。宋代的笔记和早期四六话延续“论诗及事”和“以资闲谈”的批评传统，特别重视四六文章产生的具体语境和公共效应。文集序跋以揄扬文集作者为主要目的，因此，在宋代“尚统”观念的影响下，往往会梳理骈体文章的“文统”。南宋流行的四六类书虽然缺乏直接的文学批评，但可以体现晚宋四六程式化的具体表征。批评史家之所以轻视宋代的四六批评，多半是由于未能全面地认识到批评载体的多元性。如不能整体把握宋代四六批评不同载体间的视角差异，也就不能全面地把握宋代四六批评的丰富样态。

　　骈散交互与分途：宋元骈文批评话语体系 

　　宋代的骈文批评缺少《文心雕龙》般高度理论化的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宋代骈文批评不存在理论框架。宋人对四六的本质有着不同的认识，有些批评家强调四六与诗赋间的亲缘关系，有些则强调四六作为应用文体的本质属性。而最为主流的认识则体现在批评术语的隐喻系统中，他们将四六看作一种可以被雕镂纂组的“工艺品”。宋人在归纳本朝作家的四六风格时，习惯使用“奇与正”“朴与丽”“清与重”等风格范畴。

　　宋代的骈文批评使用了丰富的批评语汇，其中一些也见于散体文或诗赋批评之中，并在骈文批评中获得了独特的含义，另一些则为骈文批评所独有。不同于宋代诗古文“文气论”中对作家修养的强调，骈文文气论更注重文章舂容正大的风格。宋代骈文批评不使用玄思妙悟一类的范畴，而重视讲论技巧，乃是由于宋人将骈文视为一种有关国家之治的“应用”，既然是应用，就必须能够通过学习来掌握。由此，他们必须使用通用的、易于中下层士人理解的直白话语来归纳骈文写作时必须使用的诸种技巧。宋人讨论骈文技巧时最关注的话题就是“对偶”与“用事”，它们如同宋代骈文技法的两翼，主导着宋代士人群体学习、评判骈文的价值标准。虽然“宋四六”与前代骈文一样都重视属对和用事，但在具体趣味上则有不小差异。“宋四六”偏好使用“天然属对”和经典“成语”，前者指以人名、地名等日常语言中的固有词汇作对，后者则是徽宗朝尊经黜史背景下形成的，以使用经书成句作四六的独特风潮。

　　当然，宋元骈文批评对文章的整体性效果的关注颇显不足。因此，与同时的古文批评相比，宋人几乎不讨论骈文与“道”的关系，也基本搁置了传统文论中“言志”“缘情”“物感”等重要话题。他们更倾向于要求四六能善于“叙事”，要以准确的用典真实地描述文书当事人的境遇；同时强调四六应当具有“感动人心”的公共效果，以便在特殊时期实现四六作为政府公文的宣示功能。除了从正面提出骈文的诸多标准，宋人还提出了一些创作骈文时应当避忌的文病，这些“文病”也是骈文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和文体特点。

　　总之，通过全面梳理宋元各类文献中的批评材料，我们可以初步搭建起宋元时期骈文批评的基本构架，勾勒出宋元骈文批评的时代特色和主要焦点，呈现出不同群体之间对骈文各类体裁的批评观念，尤其是各自的话语模式。由此，可以重新认识骈文批评在整个古代文学批评体系中的位置，为厘清宋代文章学版图提供新的路径和视角。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报》总第1872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