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榮幸受邀參加由臺北大學主辦的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並承主持會議的王國良教授指定報告上述論題。我在最近二十多年間，先後獨立完成了《全唐詩補編》和《全唐文補編》，並參與了《全唐五代詩》編纂的努力，做過《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的校訂，對於同時出版的與此有關的論著，也一直密切關注，曾圍繞全唐詩文的考訂和補遺，以及斷代文學總集的編纂方法和評價原則，纂寫了一系列文章。我很樂意在此報告我的研究和見解。

一、《全唐詩》和《全唐文》編修的簡單回顧。

以《全唐詩》和《全唐文》為標誌的斷代分體文學全集，雖然在清代方完成，但如果加以追溯，似乎可以提到南宋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101卷和趙孟奎編《分門纂類唐歌詩》100卷，其特點是不作選擇地網羅一代作品，務求全備於一書。明嘉靖間馮惟訥編《古詩紀》，隆慶至萬曆初年黃德水和吳琯編成《唐詩紀》初盛唐部分170卷，取得實際的成就。明末胡震亨、茅元儀和錢謙益都有志作唐一代詩歌的匯輯。茅編《全唐詩》1200卷，可能是最早以“全”字領攝一代作品的著作，但未傳世，僅存<凡例>（見《湖錄經籍考》卷六）；胡氏以畢生精力完成《唐音統籤》1033卷，僅刻出戊、癸二簽，全書以寫本倖存，近年方影印問世；錢以《唐詩紀事》為基礎輯錄唐詩，未成而稿歸季振宜，季續事搜輯，成717卷《唐詩》進呈，稿本和清本已在兩岸分別印出。

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聖祖命曹寅在揚州開館編修《全唐詩》，由彭定求、沈三曾等十名在籍翰林負責編修，僅用一年多時間， 這部多達900卷的大書就編修完成了。據現代學者的研究，當時幾乎全靠《唐音統籤》、季振宜《唐詩》二書拼接成編，所作工作大致以季書為基礎，據胡書補遺，抽換了少數集子的底本，將二書校記中原說明依據的文字，一律改為“一作某”，小傳則刪繁就簡，編次作了適當調整。閨媛、僧道以下的部分，幾乎全取《統籤》，僅刪去館臣認為不是詩歌的章咒偈頌（凡刪章咒4卷，偈頌24卷則僅存寒山、拾得詩7卷）。《全唐詩》卷八八二至卷八八八補遺7卷，是館臣據新發現的《分門纂類唐歌詩》、《唐百家詩選》、《古今歲時雜詠》等書新補的詩篇。現在胡、季二書都已經影印，學者覆按較便。比如《全唐詩》不收王梵志詩，不收《景德傳燈錄》所收僧人弘法詩歌，學者頗感不可思議。《唐音統籤》影印後，纔得以知道胡氏將此類作品全部收在《辛籤》中，被館臣一律認為本非歌詩而刪棄。《全唐詩》編纂雖然草率，但畢竟完成了總匯唐詩於一書的工作，並以其特殊的權威和普及向世人展示了唐一代詩歌的面貌，為此後的唐詩愛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據日本學者平岡武夫《唐代研究指南》的統計，全書存詩49403首又1555句，作者2576人。《全唐詩》不說明文獻所出，缺漏訛誤十分嚴重。岑仲勉作<讀全唐詩札記>指出錯誤數百處，陳尚君〈《全唐詩》誤收詩考〉指出所收非唐時詩663首又38句；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則對6858首重出誤收詩作了鑒別。

《全唐文》于嘉慶間應詔編修，由董誥領銜，實際主其事的則是徐松、孫爾准、胡敬、陳鴻墀等人。其工作底本是海寧陳邦彥于雍正、乾隆間初編的的所謂“內府舊本《全唐文》”，徐松等人又據得見的四部書、《永樂大典》、方志、石刻和佛道二藏，作了大量的遺文網羅和校正工作。歷時六年，先後有五十多人參與編修，終成書一千卷，存文20025篇，作者3035人，除首列帝王外，臣工均以時代前後為序。《全唐文》成于樸學既盛時期，主事者又頗具學識，在搜羅遺佚、錄文校訂、小傳編次諸方面，應該說均優於《全唐詩》。但不注所出則兩書相同，漏收重收、錄文缺誤、事蹟出入等問題也所在多見。其實總纂官之一的陳鴻墀，當時對于修書的學術質量即頗多堅持。其<獨坐館中校閱《全唐文》制誥類遲平叔不至作詩簡寄且促其到館>長詩云：“胡為宋五慣坦率，張目不見千珠璣。有時強作解事語，武斷若判公案詞。古人飲泣後人笑，餐前月給真虛糜。鯫生持論少同調，賴有孫楚堪我師。糾謬時時恕吳縝，列銜往往容臣祁。”可以說將文館中為編脩事宜而發生的激烈衝突，都表達了出來。錢儀吉<抱簫山道人傳>云：“道人性伉直，職文館，巨公總其事，氣燄赫然。道人意不合，輒振袂去。”雖然爭論的細節不太清楚，但焦點無疑是《全唐文》編纂中涉及體例和具體取捨的問題，陳并因此而辭官。在乾嘉樸學鼎盛的氛圍中，學者確實會有較高的學術追求，但主事的巨公必然也有其他方面的壓力。對于《全唐文》的缺失，清人勞格作<讀全唐文劄記>，匡謬正失得130則，又補遺文目于文末；岑仲勉作<續勞格讀全唐文劄記>，又得310則，偏於小傳訂誤；陳尚君<再續勞格讀全唐文劄記>，沿其例而重在辨偽考異，又指出600多處。《全唐文》所收石刻文本，優劣相差很大。其中如昭陵諸石，《全唐文》的錄文大約是各種文本中最殘缺不全的。

二、《全唐詩》、《全唐文》校補的成就和批評。

《全唐詩》成書不久，朱彝尊作<全唐詩未收書目>，有所批評。但朱氏所列書目來自宋人書志，多數不存，沒有太多實際意義。最早從事補遺的日本人市河世寧，據日本所存《文鏡秘府論》、《千載佳句》、《遊仙窟》等書，補錄128人詩66首又279句，編為《全唐詩逸》三卷（有《知不足齋叢書》本）。清代雖以樸學稱盛，學者可能懾於欽定的權威，始終未有人作增補。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始有學者從事此項工作。聞一多似曾關註於此，其遺稿到九十年代方發表，未曾定稿，故錯誤頗多。王重民利用敦煌遗书輯錄佚詩，编成《补全唐诗》，收诗104首，1964年發表於上海的《中華文史論叢》第三輯。他就敦煌寫卷中所見錄出，大致以有名作家之詩為主。孙望輯錄佚詩開始較早，主要利用石刻文獻、《永乐大典》和新得善本如《張承吉文集》等，编成《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830首又86句；童养年利用文獻的範圍比較寬，涉及四部群书和石刻方志，作《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得诗逾千首。三书合编为《全唐诗外编》，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就以上三家之輯佚成就來說，各有側重。王氏為敦煌學名家，其錄詩在敦煌縮微膠捲發行以前，錄詩大體忠實，偶有細節出入。孫氏治學審慎，取資較廣，於互見詩有鑑別，但多數情況下存而未作案斷。童書篇幅最大，所得稱富，但鑑別考訂較粗疏。該書出版時，筆者剛碩士畢業留校工作，偶然發現三家取資文獻遠未窮盡，唐詩遺珠尚頗多孑存，乃發愿依傍唐宋書誌和存世典籍目錄，有系統地披覽群籍，在八十年代前中期古籍圖書利用還較困難的時期，大約通檢了唐宋存世四部書，翻了2000多種方志，查閱了各種石刻碑帖書，利用了《道藏》、《大正藏》和《續藏經》，凡得诗4663首又1199句，作《全唐诗续拾》六十卷；并删订《全唐诗外编》，增加王重民录诗62首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重编为《全唐诗补编》，共存逸诗6300多首。當時最大的遺憾，是上海沒有敦煌膠捲，《敦煌寶藏》較後纔見到，無法全面取資，因而仍只錄了有名作者的詩。此書出版後，徐俊廣泛調查敦煌詩卷，編成《敦煌詩集殘卷輯校》，大約尚可補唐人逸詩近千首。

为《全唐文》作补遗的工作，以曾参与《全唐文》编纂的阮元和陈鸿墀为最早：阮元有《全唐文补遗》一卷，录文141篇，多有重出误收，较草率，未刊，抄本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陈鸿墀亦作有《全唐文补遗》，不传，在其作《全唐文纪事》中略引及一些逸文和零句。真正有所成就的是清末吴兴藏书家陆心源，以其丰博的个人藏书编成《唐文拾遗》七十二卷、《唐文续拾》十六卷，补唐文逾3000篇。陸氏作補遺涉及文獻面很寬，舉凡《冊府元龜》、《唐會要》、《五代會要》等基本典籍，日本傳歸的《文館詞林》、《蒙求》等古籍，地方文獻和善本碑帖，都曾充分參攷，網羅遺文，故有極豐富的收獲。

笔者于1985年完成《全唐詩補編》後，即開始辑纂《全唐文补编》，最初的想法當然是就現有文獻作全面的蒐羅。但在工作開展後，獲悉周紹良、趙超編《唐代墓誌彙編》已經交稿，為避免重復，乃決定凡近代以來發現的墓誌一般不收。廣採四部群書、敦煌文獻、道藏佛典、碑帖方志、域外古籍而成，至1991年得文近6000篇，編成160卷。但在廣搜文獻的過程中，覺得地方文獻和稀見典籍中的墓誌不錄，也很可惜，因此也兼採一些。其後在1996年處理鉛字排版校樣時，刪掉與《彙編》重復的墓誌，又採錄後見遺文為《全唐文再補》八卷。2003年改用電腦排版，又補充訪日期間所得資料，編為《全唐文又再補》十卷。總計所補唐文，大約接近7000篇，遠遠超出最初的預期。

在我的工作進行的前後，有關唐文校補的另外兩套書，都是主要依靠石刻补录唐文的著作。一是周紹良等編《唐代墓誌彙編》和《唐代墓誌彙編續編》。前者錄墓誌3676方，所錄以出土墓誌為主，包括宋明以來有拓本傳世者，而以清末至1949年以前出土者為主。其體例為忠實記錄墓誌文字，凡誌蓋、誌題、書撰人署名以及墓誌原文，均全文錄出。雖與《全唐文》系列無關，但十之七八為《全唐文》和陸補所未收。後者續收墓誌1564件，絕大多數是五十年代以來新出土者，彌足珍貴，仍沿前書的體例，只是校錄質量稍遜於前編。這兩套書都編有極其周密完整的人名索引，使用方便。二書以墓誌刻埋先後為序，與《全唐文》系列以作者編次的體例不同。拙著《全唐文補編》時，曾編有《唐代墓誌彙編》的作者索引。二是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十冊（包括一至九輯以及《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1994至2007），所取石刻占十九以上，存文超過6000篇。這套書大量依據石刻拓本輯錄唐人文章，許多碑誌文字為首次發表，錄文也嚴肅認真，很可珍貴。缺點是隨得隨錄，不說明文本來源，各冊間自成單元，體例不甚規範，檢索比較痲煩。

在此，我還願意稍微介紹一下近年來唐代石刻遺文發現和發表的情況。日本明治大學氣賀澤保規教授《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初版資料截至於1994年，凡著錄唐代墓誌5482品，另誌蓋344品。新版資料截至於2003年，收錄唐代墓誌6459種（另誌蓋369種），是迄今為止收錄唐代墓誌最完備的記錄。在此後數年間，較大宗的墓誌發表，則有趙君平《邙洛碑誌三百種》（中華書局2004年7月），收錄作者在洛陽一帶收集的唐代墓誌233種；楊作龍、趙水森等編著《洛陽新出土墓誌釋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10月），所收為洛陽師範學院圖書館自2000年起徵集到的墓誌47種，並附新出土墓誌目錄，其中唐代148種，但除前列47種外，均未錄文；《新中國出土墓誌·河北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12月），存唐五代墓誌106種，半數左右為首次發表；同書《江蘇常熟卷》（文物出版社2007年），存唐五代墓誌34方；同書《河南卷三·千唐誌齋一》，收錄唐五代墓誌336方；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八輯（三秦出版社2005年6月），收錄唐五代墓誌523篇，其他文體20篇；同書《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收錄唐五代墓誌526種，多是新安千唐誌齋最近十多年在洛陽一帶收集而得；同書第九輯（三秦出版社2007年7月），雖以輯錄敦煌遺文為主，附錄部分也收錄了135篇墓誌，首次發表者有山東淄博拿雲博物館的藏品48方；《西安碑林新入藏墓誌彙編》（線裝書局2007年10月），凡收唐五代墓誌多達353多方，其中約半數為山西長治地區出土；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7月），收錄洛陽一帶近年出土唐五代碑誌433種，包括大量私人收藏的石刻，大多亦屬首次發表；喬棟、李獻奇、史家珍編著《洛陽新獲墓誌續編》（科學出版社2008年3月），收錄唐墓誌260種。此外，還有一批地方文物考古專書和各種文物、書法雜誌以及地方類學報中，近年也有數量可觀而具有極其重要學術價值的墓誌發表，其中尤以《文物》、《碑林集刊》、《書法叢刊》、《唐研究》以及洛陽一帶的多種大專學報為重要。此外，各地公私收藏的未發表墓誌，估計還有一二千種。

總結以上的介紹，從陸心源迄今為止整理發表的唐人遺文，總數已經接近兩萬篇，接近《全唐文》的收文數，確實是很驚人的收獲。對于唐代文史研究來說，這部分遺文的價值，怎么估價都不會嫌高。

三、重編全唐詩文的進展和遺憾

1956年12月，李嘉言在《光明日報》副刊發表《改編全唐詩方案》，提出校訂、整理、刪汰、補正四項工作。他的主要想法，還是在《全唐詩》的框架內作改編。為此他從六十年代初期開始，在任教的開封師範學院組織師生做《全唐詩》首句索引，據以查核重出互見的作品。此一工作因為文革而中止。到八十年代末，重修之議再起，至九十年代初獲實際展開，書名定為《全唐五代詩》，由周勳初、傅璇琮、郁賢皓、吳企明、佟培基、陳尚君任主編，到1997年已經接近完成杜甫以前詩歌的編纂。其後因為各方認識的差異，始終未能定稿出版。筆者九十年代前中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此書編纂工作上，對此深感遺憾和痛心。《全唐五代詩》的學術目標是“按照新時代的要求，充分反映我國唐詩研究整理的新水平”，因此而力求做到“備征善本，精心校勘”、“備註出處，以求征信”、“全面普查，廣輯遺佚”、“刪刈偽訛，甄辨重出”、“重寫小傳，務求翔實”、“合理編次，以便檢用”，能夠達到可以為學者提供很豐富可靠的研究文本。筆者參與其間，並負責凡例、工作細則和樣稿的起草，所承擔的部分自信在平生學術工作中達到了期待的水平。世事多舛，也無法預料今後有無問世的機會。謹將我在最初為該書所草<凡例>和王之渙部分的樣稿，作為本文的附錄，以存鴻跡。

《全唐文》的改編，提出來較晚。大約是九十年代初由西北大學韓理洲提出，目標是新編並編年，在校對文本、精心勘正、交代出處、糾訂訛誤、補充逸文等方面都有一些規劃。這一工作似乎已經全面鋪開，我所熟知的一些朋友都曾參與其事，但後來消息漸渺，估計早已經停止。1999年開始見到由周紹良任總主編，欒貴明、張錫厚、馮惠民、葉樹仁、田奕主編《全唐文新編》的征訂廣告，到2001年見到吉林文史出版社一次推出。該書《出版說明》自譽為“一部全新的資料匯輯、編纂整理和研究考訂三位一體的巨典”，具有“作者的權威性”、 “編纂的科學性”、“資料的完整性”、 “考訂的嚴謹性”和“裝幀的精美”五大優點。但只要通翻全書，即可以發現其實是一部毫無新意、不負責任的大拼燴。首先，從勞格、陸心源算起，一個半世紀來中外學者對《全唐文》存在問題作了大量研究考證，《新編》對此很少理會，從勞格、岑仲勉以降幾十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幾乎全未採用。所收《全唐文》是用中華書局影印本照排，仍用句讀，沒有校任何文本，更沒有交代文獻來源。其次，該書所稱補充逸文的成績，其實也只是對已有的幾項唐文補遺成果的簡單粗糙的拼接。所據主要是：甲、清末陸心源的《唐文拾遺》和《唐文續拾》，存文三千多篇，注所出，但不規範。原獨立成編，《新編》將其與《全唐文》剪貼拼接到一起。乙、補錄了一批石刻文獻，所錄全據《唐代墓誌彙編》、《唐代墓誌彙編續編》，以及三秦版《全唐文補遺》中前二書未收的部分。丙、敦煌文獻，似據幾種資料彙編抄進去的，契約文書一氣堆上，全無文章的取捨和處理。丁、據史籍補錄者，主要輯錄了一批唐代君臣間的談話。編者似乎沒有為本書作什麼具體的輯逸工作，近幾十年來有關唐文的大量具體補遺都沒有用，最顯著的如王績、王勃、沈佺期、張說、白居易幾家別集的大宗補遺都沒有用，至於散在四部群書、海外逸書、地志碑帖、佛道二藏中的大量唐人逸文，更全未顧及。再次，清編《全唐文》對文章收錄有嚴格的規定，即不收專著，只收單文；不收談話，只收寫成的文章；不收勅目，不收名錄帳籍之類的文書。《新編》既無力去作新的補輯，又極力希望有大量新的補錄可供標榜，以上幾方面的禁忌可說都打破了。如從兩《唐書》和《冊府元龜》補錄的部分，大半是將君臣談話作口諭補了數百篇，另外一部分是將《全唐文》已收文章的史書不同節引改寫文字另錄為一篇。將《舊唐書》的《天文志》、《曆志》分補于李淳風、一行下，極不可理喻。還有根據《永樂大典》錄出的一些包括存逸古書的片段。敦煌文獻中的大量契約、帳籍、簿錄之類經濟文書，有其特殊的意義，但其中大部分不應該收入僅錄單篇文章為主的《全唐文》。該書雖號稱新編，其實很少新意，只能視為以學術為名的商業操作。

四、對以往全唐詩文校補的反思。

臺灣前輩學者于大成曾發表<理想的古典詩集>，從輯佚、校勘、箋釋、辨偽、有關作者的資料等方面展開論述，箋釋部分又從訓詁、名物制度、人名地名、史實、典故、音律、詩話等七方面加以論列。他認為：“要整理一部古典詩集，使之可讀，並非易事，因為那關涉到許多詩以外的知識與工具。而此等知識與工具，又往往不一定為研究詩的人所共有。”他的意見雖非對於《全唐詩》一類大型斷代全集而發，但就詩集整理來說，碰到的問題則是共同的。“全”字頭大書由於囊括一代文獻，所涉及的問題遠比一般個人詩集或者選本更複雜。新編的《全宋詩》和《全宋文》出版後，都曾引起學者的一些討論或指謬，甚至予以激烈的否定。我則始終認為這些問題雖然確實存在，也應該訂正，但批評者指出一二出入不難，編纂者則要從浩瀚如山的古籍中處理數萬人的數十萬篇作品，每篇作品都有其特殊的流布和研究史，要處理穩妥談何容易。對於此類著作的批評原則，應該與個別作者別集或專著整理的標準有所不同。我認為應該從搜輯追求全備、注明文獻出處、講求用書及版本、錄文準確並備錄異文、甄別真偽互見之作、限定收錄範圍、撰寫作者小傳及考按、編次有序等八個方面予以衡量，而不必因為個別作品的誤識或作者局部事蹟的失考而輕易否定全書的質量。

我在前面詳盡交代了到現在為止全唐詩文校補的情況。如果不是專門研治唐代文史且對史料積纍極其關註的話，相信很難理清頭緒，也很難方便快捷地加以利用。也就是說，今後仍需要有人花大氣力來編纂值得信賴的、滙聚全部作品的新書，以滿足學者的需求。需要更深一層發問的是，這類“全”字頭大書的體例是否是最好最穩妥的處理文獻的方式？由于大陸學者比較看重這一類規糢弘大且會引起較多關註的所謂標誌性成果，我想特別要指出此一類著作的局限所在。

求全總是讀者的願望，更是研究者在確定課題後盡力要達到的目標。但就一書來說，其實很難達到。我在前面提到的八項標準，其一搜輯追求全備和其五甄別真偽互見就是很難兩全的矛盾。歷代名家如李白、蘇軾都有許多偽託、傳誤的作品，這些作品搜輯不難，但要確認如何致誤、偽託者為誰，幾乎無法做到。此外，限定收錄範圍，我在<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曾從空間範圍、時間範圍、語言範圍、單文與專著的區分、文體限定等方面加以論述。同時，我認為，詩、文、詞在文體區分上還不太複雜，但如小說、筆記等，由于其本身界定就相當含糊，古今的體認又有很大差別，要求全恐怕很難做得穩妥。當然，一些學者在這樣的名義下，系統整理一個時期的作品，其努力還是值得肯定的。

我以前認為文的界定還比較清晰，現在則越來越感到困惑。從《文選》到《全唐文》，收錄的著眼點還是在於傳統文章學範圍內的文。從傳世文獻的立場上來說，這樣的處置并不太難。我在做《全唐文補編》的時候，大致掌握以下幾項原則：一、與詩詞區隔，凡傳統文體分類中劃定為文而不視為詩的各體韻文，作文收錄。二、與專著區隔，僅收單篇文章。少數曾在書志中著錄但仍具備單篇文章特點者，如皇甫松《大隱賦》，《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一卷，仍可收入。三、與談話區隔，只收成文的文章。兩《唐書》或《貞觀政要》裡面的君臣談話都不收。四、書儀不收，僅錄有實際內容的文章。五、戶籍契約等不收，以其已自成系列，而且篇幅太多。六、程式類文字不收，如敦煌題記中的“某某人一心供養”之類都不收。七、詔敕而僅存敕目者不收。八、題名僅收略具文意者。凡此都是盡量限定範圍，避免濫收。曾有學者做嚴可均《全上古三代兩漢三國六朝文》的補編，將《甲骨文合集》和《兩周金文集成》全部錄文復製黏貼以成編，被出版社退稿。即便作了以上的限定，其實很難完全做到。比如《冊府元龜》卷一○八所收哀帝天祐二年四月，勅：“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為定制。”《全唐文》卷九三收錄。但《冊府元龜》同卷如長慶四年二月丁亥，詔：“宜令三月三日御丹鳳樓，仍令所司准式。”大和四年十一月壬辰，勅：“隂雪未晴，其明年正月一日朝賀宜權停。”同光四年正月乙亥，勅：“風雪稍甚，宜放三日朝叅。”是不是也要收呢？其實類似文字很多，脫離了原來的史文，既沒有欣賞價值，也減損了史料價值，完全沒有必要另錄。再如《通典》卷三四：“武徳元年，詔以軍頭為驃騎将軍，軍副為車騎将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将軍五員，車騎将軍十員。”《冊府元龜》卷四八六：“唐高祖武德二年十二月七日，勑：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課役。”同書卷四八七：“唐髙祖武德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自兹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今人或即據以補為四篇文章，而且指出《全唐文》等未收之失當。這類文字可能也略具文意，但僅交代政策條令的實施內容，只能視作敕目吧。

同時，我也感覺到，從《全唐文》開始的錄文規範，與現代學者的研究需求有很大的距離，遵循規範未必能夠滿足學者的要求。《全唐文》錄文時，一般僅錄文章的正文，其他部分如撰書者的署銜、石刻所附相關人員的職銜署名以及文章寫作的時間等，一概刪去，失去了大量對于研究者來說很重要的研究綫索。如卷三○四崔逸《東海縣鬱林觀東岩壁記》，提及“我東海縣宰河南元公”及“其列座同志次而鐫之”，所指為誰，并不明白。《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五一錄此石刻，後有題名：“司馬男清河崔逸文。朝議郎行海州司馬崔惟怦字踐直。朝議郎行東海縣令元曖字徽明。丞閻朝賓。主簿孫克友。尉苟抱簡。尉上官崇素。司賓竇晏。”對于理解文意無疑很重要。一些有名的大碑，如大足的《韋君靖碑》、正定的《李寶臣紀功碑》、西安的《郭氏家廟碑》，其碑陰題名內容都極其豐富，歷來為研究者重視，對于解讀碑文也有價值，但《全唐文》都不收。我在作《全唐文補編》時，對此有所彌補，但畢竟限於體例和篇幅，不可能兼取。讀者或許可以提出質疑，但編者很清楚，這一體例如果一改變，就要收錄造像記和陀羅尼經幢中的大量篇幅極其繁複的題名文字，遠遠超出了增補唐文的工作範圍。現代學者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石刻錄文中，在保留行格和闕文痕蹟方面都已經形成了很好的規範，但就唐文校錄來說，則很難完全按此操作。

就學術批評來說，指出前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并不太難，但從事文獻建設而要達到力臻妥善，確實極其艱難。就《全唐文》舉例來說，即位赦文或南郊德音經常都是大文章，且以《唐大詔令集》和《冊府元龜》所收較完整，後者有關各卷僅存明刊本，錯誤極多。幾乎每一篇赦文都曾被正史、政書或類書多次引用，或節錄，或改寫，文本差異很大，可以據以校訂文本的地方也很多。這就需要學者很認真地蒐集資料，校勘文本。我在做《全唐文補編》時，特別關註石刻文本的校訂，如昭陵諸碑，都曾參校過許多碑帖和前人錄文，并據傳世文獻補充，自信是迄今有關碑石錄文最全的文本。但經常仍會感到未能臻善的遺憾。比如蕭鄴《高元裕碑》，《全唐文》卷七六四和《金石萃編》卷一一四的錄文缺誤很多，我據《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七五和《洛陽名碑集釋》所附拓本校補。增加三百多字，自感已經很不易。但閱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卷九<輯考三上·吏尚>據史語所藏拓本，錄文仍有增出的文字。

五、對于今後全唐詩文或全唐文獻新編的期待。

至今為止，全唐詩文的訂補當然已經有了很鉅大的成就，今後還可以陸續有所新的積纍，但如果要做新編，就要有新的考量，要達到在學術質量上真正的提升。就全唐詩來說，一些有文集傳世的大家，能夠選擇有代表性的善本，適當校勘，做好集外詩的增補和互見重出的甄別，也就夠了。關鍵是沒有別集的詩人及其詩歌，應該逐一說明其來源，交代文本的差異。至于全文，則要復雜得多。來自傳世文獻的文章，應該盡可能地利用各書的善本仔細校勘。一文而有不同來源或曾形成不同文本者，一定要互相比勘，然後寫定一本。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寫本文獻，則應參考原卷和今人的校讀，重新寫定。石刻文本最為復雜。從道理來說，石刻從原石到拓本到錄文，似乎有規律可循。其實不然。大緻石刻有早晚完殘的區別，拓本有精粗初晚的不同，錄文更有各家辨認能力的差異。即便晚出的千唐誌齋藏石，一時拓本分售各處，完殘也有些微區別。學者沒有很好的識力和長期文本處理的積纍，很難達到超越前賢的目標。不能超過原本，當然也沒有新編的必要。

幾年前在討論《全宋詩》存在問題及脩訂辦法時，我曾提出：“現代科技已經為傳統的大型古籍文獻編纂提供了極其便利的操作空間，這就是利用網絡以展開編纂修訂。比如《全唐詩》、《全宋詩》這一類大型總集的修訂，書面出一個新版，幾十年內可能都難以實現。但如果在網絡中進行，幾乎每天都可以有一個新版的推出，前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現在是可以做到了。”這是現代學者比古代或前代學者的優勢所在。我在二十多年前作唐詩輯佚時，凡《全唐詩》未用古籍中提到詩歌者，與《全唐詩》反復覈對，纔能確定是否佚詩。李嘉言及其後學為解決《全唐詩》重出問題，不惜花氣力做全書的每句索引，也僅能解決部分問題。遇到其他朝代人詩誤作唐人時，其實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靠偶然的發現來加以糾正。近年有兩位年青學人利用四庫全文檢索，指出拙輯《全唐詩補編》的一些錯誤，在我是非常感謝的。如果當年有現在的手段，我相信可以避免許多的差錯。這本書1992年出版，到現在已經16年，我和出版社都有做一個新版的考慮，但新版就必須增加最近十多年增加的資料，刪除當年誤收的作品，我的攷慮是將市河世寧以後各家的補遺全部打通，校訂後統一編次，錄詩用較好的文本，來源有較早較完整的說明。但也擔心一下子也很難達到妥當的程度。如果通過網絡先期發表，聽取各方意見後反覆脩改，我相信可以更好一些。

全唐詩文的更新，今後也可以循此途徑。更希望突破全唐詩文體例的局限，今後有人認真地做全唐文獻：專著有較好的校訂標點文本；佚著能夠匯聚遺文；敦煌吐魯番文獻應該將原寫卷和錄文及其相關研究一並陳列；石刻可以將拓本、錄文和研究一並展示；詩文可以同時羅列不同時代不同著作引錄的不同文本。這樣牽涉一代文獻的宏大工程，在傳統的紙本書籍來說，是難以達到的目標，現在通過網絡，完全可以做到。即便最初的文本有許多缺憾，但電子文本脩改方便，可以不斷更新完善，逐漸形成可靠的文本。

                             2008年10月13日於上海復旦大學光華樓

附錄一：《全唐五代詩》編纂凡例（初稿，起草於1991年）

本書匯輯唐五代時期之全部詩歌。凡所收錄，皆援據善本，詳加校勘，注明出處，甄辨真偽，廣輯佚散，以便利用。全書與《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全宋詩》前後銜接，以取代清編《全唐詩》。

本書以現存典籍為輯錄依據，舉凡四部群書、佛道兩藏、金石方志、敦煌遺書、域外漢籍等，皆取資利用，爬梳甄錄。所錄資料盡可能地追溯文獻源流，利用第一手資料。

本書斷限，始自公元六一八年李唐王朝建立，迄于五代十國入宋。（下限因五代十國入宋時間不一，應區別對待。）在此期間所有詩人，包括少數民族詩人，概予收錄。外國（主要是日本、朝鮮）詩人，僅收錄其入唐期間所作之漢文詩。

本書嚴守傳統之詩文界限。凡賦、頌、箴、銘、贊、誄之類韻文，皆不收錄。然唐人詩篇偶亦有以賦、頌等命題者，則本著循名責實之原則，在細加甄別後，仍予收錄。

本書明確區分詩詞界限，不錄詞作。凡體制分明之詞作，皆不收；體制不分明之作品，酌情收錄。

唐代僧人偈頌、道士章咒，已日趨詩律化，其體式與詩歌無異。《全唐詩》因其有幹教化而不收，殊乖求全之旨，今皆予收錄。譯經中的偈頌、儀贊文字，一律不收。

全書以詩人立目，以詩人生活時代之先後編次。生年可考者，以生年為序；生年不可考者，則參以科第、入仕年及卒年。以上諸項皆無可考者，則參以世次、交遊及詩歌所出書之先後。世次不詳者，另編為世次無考專卷。聯句詩、無名氏詩、依託神仙鬼怪詩、歌謠讖諺等，殿於全書之末。帝王、宗室、釋道、閨秀，皆同此例，分別次於同時代詩人之間，不立專卷。

各家詩集之編次，凡有別集傳世者，無論其原編為分體、分類或編年，皆一仍其舊，不作改動。集外詩次於後。鈔撮群書匯錄而成者，則大致以所出書成書先後為序。今存別集為南宋以後人重輯者，若所據出處皆可考者，則均據原始出處重加輯錄，而以別集為參校本。無名氏詩按郊廟樂章、樂府歌行、古今體詩、酒令等為序編排。

詩人姓名悉用本名或通用名。帝王、后妃，以廟號、封號與姓名連署。宗室諸王徑據本名。僧尼皆用法名，前冠釋、尼字樣。道士用本名。外國詩人入唐後有漢名者，稱漢名，其國籍皆原名，在小傳中說明。

詩人小傳，記其生卒年、字號、籍貫、行第、科第、仕履、封爵、享年、諡贈、著述。事蹟較詳者，可撮要敍述；事蹟缺略者，則力求詳備。小傳所據出處，加括號統注於傳末。史料記載有歧異者，應考辨，力求征信。難定是非者，可並存諸說。傳文務求簡明信實，不作冗錄，但敍事實，不作評論。

有別集傳世者，在考清傳世別集源流的基礎上，選擇最佳版本（指祖本或足本，有宋元本者，盡可能選用宋元本）為底本，選取一定數量的、有代表性的善本作參校本。所據版本情況，在小傳後列專段予以說明。無別集傳世者，應據較早出處予以輯錄。唐人典籍中引錄之詩句，無論其人有無別集傳世，皆予參校出注。宋元典籍所引詩句，則視情況酌情參用。

本書校勘重在備錄異文，一般不斷是非，不多加引證。校語皆隨文注於出校字句之下。

本書所收各家詩篇，皆須注明出處。凡以別集為底本整理者，可於每卷最後一首詩下注明“以上某集卷某”（即底本之書名、卷數），參校本不必列出。凡無別集傳世而重行輯錄者，則須逐篇注明出處，最早的和重要的出處均要注出，以所引諸書成書先後為序。

詩篇中作者自注，均予保留，標注“自注”字樣、自注不見於底本而見於他本者，則錄入校語中。底本或參校本中舊注，凡屬後人箋注、評論文字，概予刪削。舊注不易確定為自注或後人所注者，仍予保留，首冠“原注”字樣。

清編《全唐詩》部分詩篇有解題，載錄作詩本事。此類文字凡能尋得原始出處者，盡可能援引最早出處，鈔錄原文於詩篇之末，一般不作刪節、改寫。不知出處者，仍存舊文。

重出互見詩，凡可確定歸屬者，則刪彼存此，歸於一人名下，而於誤屬者集後存目欄內，注明互見情況。不能確定歸屬者，仍予互存，但分別於詩後加案語說明。非唐五代人被誤為唐人而收入《全唐詩》者，凡有確鑿證據，即予刪削，於全書末加案語說明。非唐五代人詩誤入唐人名下者，于該唐人集後存目中注明，並附原詩於存目後。

唐人詩篇已散佚不存而僅知其篇目者，予以輯錄存目。有存詩者列入本集存目內，無存詩者，統於全書後列為附錄。

說部及道教典籍中所錄唐詩，情況較為複雜，有託名虛構者，有附會發揮者，必須嚴加甄別。凡可信為唐五代人所作者，即入本集；有其人而事涉荒誕者，可作附錄而存於本集之末；假託小說人物或依託靈怪鬼魂者，則另列小說道典所載神仙鬼怪詩專卷，以出處先後編排，殿於全書之末。夢詩亦同此例。

標點力求簡明。詩篇正文，僅用逗號、句號。詩題一律不標點。詩序不分段。詩人小傳和輯校者案語可用各類標點。

本書後附作者、篇目索引，以便查檢；附列引用書目，注明所據書籍之時代、作者及版本。

附錄二：《全唐五代詩》王之渙詩初稿（附錄本事和存目從略）

王之渙

王之渙（六八八——七四二），字季淩，絳州（今山西新絳）人。汴州浚儀令王昱子。玄宗開元中，以門蔭調補冀州衡水主簿。受誣去官，遍遊南北。開元末，授瀛州文安尉。天寶元年卒，年五十五。之渙性倜儻，有才略，詩多‘歌從軍，吟出塞’，又與王昌齡、崔國輔等聯唱迭和，名動一時。（《曲石精廬藏唐墓誌》收靳能《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尉太原王府君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卷四二、《唐詩紀事》卷二六）

登鸛雀紀事作鵲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溫公續詩話作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紀事作重樓。文苑英華三一二、溫公續詩話、夢溪筆談一五、墨客揮犀二、詩話總龜一五引古今詩話、唐詩紀事二六、萬首唐人絕句一五、事文類聚續集七、全唐詩二五三。

按：《國秀集》下、《全唐詩》二○三又收此詩為處士朱斌作，題作《登樓》。《吳郡志》二二引《翰林盛事》、《輿地紀勝》五、《吳都文粹》六、《永樂大典》二三六八引《蘇州府志》皆以此詩為武后時禦史朱佐日作。《國秀集》收詩迄于天寶三載，《翰林盛事》為中唐張著撰，作之渙諸書，則全出宋代。今三收之，以俟續考。

送別

楊柳東門全詩作風樹備祖作多風裏，青青夾御河。近來攀備祖作為何扳折苦，應備祖作只為別離多。唐詩紀事二六、萬首唐人絕句一五、全芳備祖後集一七、全唐詩二五三。

涼州詞二首英華一九七、樂府、紀事作出塞

黃唐音作蘆河英華、樂府、紀事、類說、唐才子傳作沙逺國秀集、英華、樂府、紀事作直上白雲間類說作閑，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湏怨楊柳，春光集異記、類說、演繁露、唐才子傳作風不度玉門闗。萬首唐人絕句八、國秀集下、集異記二、文苑英華一九七、二九九、樂府詩集二二、唐詩紀事二六、類說八引集異錄、唐音一三、唐才子傳三、全唐詩二五三。演繁露續集四引後二句。

單于北望拂雲堆，殺馬登壇祭㡬回。漢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親歸去來。國秀集下、萬首唐人絕句八、全唐詩二五三。

宴詞

長堤春水緑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絕句作歸去棹，桃花淺絕句作溪殘，全詩作溪淺處不勝舟。國秀集下、萬首唐人絕句八、全唐詩二五三。

九日送別

薊庭蕭索絕句、全詩作瑟故人稀，何處登髙且送歸。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唐詩紀事二六、萬首唐人絕句八、全唐詩二五三。

刊《第一屆東亞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