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六朝文人身份的變遷與文學演進》序

陳引馳

過去一百年間，所謂的“中古文學”大抵是因循著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的規劃，涵蓋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時段。然而，若擴大視野，比如在史學看來，“中古”所包含的範圍無疑更大。以個人的考慮，或許整個的漢唐文學，都可以納入“中古”，而如果稍嚴密而緊束些，至少從東漢到中唐的文學，應該視為一個前後關聯、持續演變的文學時代，在我所謂的“中國文學的第一個軸心時代”與“中國文學的第二個軸心時代”之間。

在這樣的一段“中古文學”之內，中國文學經歷了關鍵的變化：

伴隨著中古貴族社會逐步成型、發展乃至最終衰微的過程，士人的精神世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多元並存、互補交織的時代，中唐以下，開始了儒學為宗主的思想世界的建構；

“文學”的觀念歷經辯證的收與放，從最初的孔門四科的“文學”概念，到綴合文字、連屬篇章的“文人”能事，再到“文”與“道”的新聯接，逐漸清晰或曰穩定下來，形成一個多層次的觀念叢結；

“文人”的身份及其認同，漸漸凸顯出來，作為中古貴族社會之中的存在，“文人”多屬於貴族或與權力圈層深刻關聯的階層，與這種身份相應，知識（包括文學的知識和技術）的攝取和擁有是他們所懷抱的“文化資本”；

隨著“文人”群體的擴大，與宋代顯得較為均質化的科舉士大夫相比，唐代文人的身份光譜是最為寬展的，因而在主要由貴族性文人書寫的六朝文學至多姿多彩的人群所書寫的唐代文學之間，文學整體的特質似乎表現出由“學問”而“天才”的變趨；

從早期與音樂緊密結合的藝術樣式，賦、詩等文學體式逐次轉向以文字為中心的道路，產生了對語言文字本身的重視和追求，文之駢偶化與詩之格律化，都是脫離音樂的文學基於文字本身的特質嘗試建立自己的美學的自然趨勢；

中古文學的呈現，從辭藻之趨向華麗、駢儷的日益鋪展、用典的多樣邃密到聲律的自覺運用，以諸多文學技術的精密、提升乃至交互結合，實現所追求的藝術風貌，形成中古時代美的文學的典型；

中古文學的發展和豐富，突出地體現在文體的愈分愈繁的繁衍、對各種文體認知的漸漸成型和不斷衍生、各種文體之間的名義重疊和交互影響、賦與詩之間核心文類的迭代轉移；

中古文學的場域從以宮廷及藩府為代表的與權力合一的所在，彌散向漸次疏離政治中心的文化空間，文學的中心隨之相對固著或遷移不居，終至於在政治權力的中心之外星星點點，而參與文學的人群也因之而敞向多元的書寫者和接受者。

——凡此等等，動態以觀，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謂是中古文學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學的演進之中的關鍵動向及成果。

上述的這些，是過去十來年的時間裡，在不同的課程、各色的講座之中，我常談到的一些想法，或者聊到若干特定的側面，或者較為整合地勾勒一幅草圖。與年輕的學棣們聊到可以或值得關切的方向，心中懷著這麼一個大致的框架，多少會暗自鼓動、建議乃至明示他們去做相關的研討。

儷成秉承家學，好讀亦能讀古典，不僅知之，且樂之者。最初接觸，是寫有關李賀的本科畢業論文之時，感覺儷成讀長吉詩細緻入微，頗有自己的體會和認知；作為指導教師，我無所貢獻，記得僅提示應當看錢鍾書先生《談藝錄》中有關長吉的數條，以及我的老師陳允吉先生的數篇論文。稍後兩年碩士生階段，儷成在從查屏球教授研習唐代文學之後，回來攻讀博士學位，範圍大致就是漢唐之間的文學；據我所知，他們同學間也自行組織讀山谷詩，那就延及宋代了。

儷成的選題，我們相與商議，經過數番斟酌，最後選定的是中古前期的文人身份的顯現、變化及與文學的關聯。我很高興儷成能下這個決心，而這個題目所需要的努力，非同一般，無論之前的熟悉程度如何，得花功夫從設定的視角和立場，重讀這一時段的文獻、史籍。我相信，儷成是投入了很多精神的，雖然看起來他貌似從容不迫地進行著。學位論文的最後階段，因為當時我所處的特殊境況，只能在非常零散而無法把控的情形下讀審儷成的論文，但整體而言，憑著對他在學術上較為完好的學養、認真誠懇的個性和細密周到的風格的了解，我是放心的。

轉眼又是數年，經過修整、充實而完善的論文形成了書稿。承儷成的美意，請我在書前寫幾句。對這部篇幅頗大、內涵豐富的書稿的整體思路和主要見解，儷成其實在書的“緒論”和“結語”中，已有很清晰的概要說明，毋庸辭費。我能說的，大概也就如下三點：

首先，儷成的這部書，是形成了自己格局的一項研究。這不僅是指他就中古早期的長時段中文人的身份進行了基於文獻的條理清楚、脈絡分明的縱向疏理，更因為這一疏理是具有分析性的，不限於平面的敘說，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概念展開觀察。如以往固有就某一特定的官位職守與文學書寫的關係的研究，儷成則以“社會身份”和“政治角色”來提舉其實質的關係，從而既能從整體上把握中古時代文學與政治的關係，也能歷時地貫通所謂“文人”在變化的具體政治設置中的延續性。

其次，儷成的觀照，是多層次而具有透視性的。對於文人既揭示其扮演的角色的不同特點及離合變化，如“侍從”、“書記”的分別與融合；至於文人與相關的政治權力的關係，也注意上下、內外的不同，如處在權力中心的帝都之皇帝與朝廷，與處在外藩和地方官僚系統之中，自是各有其特點，至於暫時（如謝靈運）或長久（如陶淵明）置身權力關係之外的文人，如何維繫其文化身份，書中也有論說。

再次，討論文人的身份及其與政治權力的關係，就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而言，終究還是期望有助於對文學的理解。儷成的書，對於中古文學史上的相關文學問題，從自己的角度有所挖掘或重審，諸如公宴書寫與侍從角色、書記職責與“筆”的華麗化等，進而對認識理解“文”“筆”之關係，也有意義。而在我看來，儷成所論及的因士人重視文學書寫之才，而在童蒙教育中將詩賦寫作置於經學研習之先，將“才”高置於“學”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六朝文學到唐代文學由“學問”到“天才”的變趨。

綜而言之，有自己的觀念和格局，觀照多層面而透闢，推進對於此一時段文人與文學的理解，儷成此書可謂成功，值得學界之關注。

自然，我不能說儷成的書已然完善，我們很少有幸運遇到這樣的事，何況他所處理的是跨度八百年的“文人”與文學的一段歷史，其中的裂隙乃至不確當處，高人或能很快提出異議和商榷。如今怕少有學者，遑論初涉學苑的學子，願意或者敢於處理一長段的文學文化史。這固然是學術上的謹慎和方法上的穩重，但這麼做大約更合宜於規範性的工作，意圖轉換視野、有所開拓，不能不從頂上做起，立其大，則其小不可奪。

在這個意義上，我站在儷成這邊。儷成的研究已敞開了一個能拓展的學術面向，不僅可以向唐代下延，而且在所涵蓋的時代之中也應仍有珠玉可掇。儷成青春正盛，是所期望。

陳引馳        

2022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