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社研究》序 作为古代文人学士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诗社的开展由来已久,这一群体性的集结活动,更多承载着诗人自我强烈的表现欲望、交流意愿、文化志向,以及以风雅自命的自傲。而大多情形之下,诗社因文人学士参与而自主建构,文人学士则借助诗社而娱志遣情。这一文学活动空间的设计,其主要功能和意义,不仅表现在文人学士诗歌技艺的展示、交流及传播,并且反映在彼此之间情感的沟通和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探察历来众多文士参与其中的诗社活动,重现他们活动的历史画面,无疑是检视古代诗歌史、诗学史乃至文学史或文化史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可以帮助我们循沿这条不能绕过的径路,寻索传统文人士大夫在文学和情感层面的各种交流与碰撞的轨迹。有清一代诗人层出,其交流之频繁,结社之活跃,为前代所不及,成为诗人集社趋于兴盛的一个时代,这也为我们探察清人诗歌创作和结社活动提供了一笔异常丰富的研究资源。但在另一方面,清代诗社林立,名目繁多,地域分布较为广泛,成员构成相对复杂,这又势必给相关的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和强度。 据我所知,媚媚博士早在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就开始从事清代诗社的研究,多年以来,在这一领域已有较为深厚的积累。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诗社研究——以六诗社为中心》,就有针对性地选择若干诗社个案展开考察,该论文后经修订成为《清代诗社初探》一书,现已正式出版。而她自从进入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以来,孜孜矻矻,勇于拓辟,在先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有志于对有清一代诗社进一步展开系统性和综合性的探究,故依然择取以清代诗社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经过数载的潜心研治,终于完成了书稿的撰写,后又以此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优秀博士论文资助项目,这是她本人在此研究领域全心投入、勤勉钻研的结果。如果说《清代诗社初探》系作者投入该课题研究的初步尝试,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清代诗社研究》,则对同一课题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作了充分的拓展,我个人认为,后者是迄今为止探讨有清一代诗社最为全面也最为深细的一部著作。 以我一己的阅读体会,综合观之,此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作者立足于对清代诗社展开多维度的考察,较为立体地突显了这一历史时期诗人结社活动的各个侧面。比如,诗社的主体是参与结社的诗人群体,作者在考察清代结社之主体时,就十分注意分辨诗社成员的身份担当,将其划分为遗民、闺秀、八旗、士夫诗社等,从不同的角度,究察这些诗人群体各自的身份意识、现实境遇、处世态度以及结社宗旨,并进而分别探析他们群集唱和的具体方式、风格特征等,展现有清一代不同诗人群体结社的独特面向或个体差异。又如清代诗社的兴盛,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扩充,也反映在地域分布相对广泛,作者在考察清代诗社的结社方式和社诗总集的过程中,则着重从空间的维度,同样注意不同地域诗社各自呈现的地方特色。书中主要探讨了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诗社的形成和发展势态,涉及集会唱和的具体方式和社诗总集的创作与编纂特点,以及在梳理诗社形成和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探析具有地方性质的诗歌派系。如此考察方式的采用,不仅比较不同地域诗社承载的地方文学传统和各自的结社模式,再现这些诗社在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生长情形,克服了诗社区域考察的单一性和平面性,并且通过对不同地域诗社发展状况的参比分析,审观参与不同诗社的诗人群体之集会唱和及其社诗总集对当时诗坛所发生的独特影响,厘清有清一代诗社发展的整体轨迹。除此,本书针对清代诗社的探讨,又并未拘限于诗社单纯结构层面的描述,而是同时将其置于较为开阔的清代特定的政治和文化境域中,考察涉及诗社建构和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诗社承担的文化功能和表现特征,包括重点探讨了诸如清代诗社政治性、文学性、艺术性及宗教性的多种类别和担当的多元功能,书院文化及官学与诗社建设构成的不可忽略的联系,清代诗歌及诗学的高度成熟和空前繁盛对促进诗社发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等。凡此,皆有助于多侧面观照清代不同时期诗社的形成机制、活动场景,以及它们所呈现的文化样貌。 其次,阐释和考辨相辅相成,尤其是后者更体现了作者力图忠实还原清代相关诗社历史实景的研究意愿。自然,要做到这一点,对于有关文献的深度开掘和仔细清理是必要的基础,作者正是利用这项切实而有效的考察手段,来开展相关问题的辨析。兹仅举一例,如书中关于嘉庆、道光时期“宣南诗社”的考辨,尽管前人对于该社已有过相关的探讨,但作者并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对多种文献记载的深细爬梳,从动态的角度,作了更为详尽而确切的考察,指出追溯起来,嘉庆十九年(1814)董国华约同人发起的“消寒诗社”成为“宣南诗社”活跃的标识,而自嘉庆十九年至二十四年(1819)间,根据活动方式和社诗创作等情况,“消寒诗社”又可以具体分为六个阶段,而早在嘉庆九年“消寒会”创立,参与成员中则有后入“消寒诗社”的陶澍,从中显示“消寒会”和“消寒诗社”个别成员的交叠。同时析分起来,“宣南诗社”又非一个诗社,而是由多个不同诗人群体参与的诗社组成,故如道光十年(1830)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所结“宣南诗社”,虽和董国华发起的“消寒诗社”在时间有着一定的承接关系,结社地点都在北京宣武门以南,但因二者参与的诗人群体不同,故应视为两个诗社。如此的辨析,则更加具体而妥切地梳理了嘉、道时期“消寒会”、“消寒诗社”、“宣南诗社”之间的相互关系。 再次,整体与局部考察的有机结合,在宏阔的展述中融入微细的刻画。以本书的研究理路和撰写结构来看,作者有意要跳脱诗社个案研究和单一区域研究的格局,而是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层面,探察有清一代诗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涉及结社主体、社诗总集、诗社类型、地域分布、唱和特点等诗社各个构成的环节和生长情形,这也是作者对早先从事的《清代诗社研究——以六诗社为中心》研究课题的自觉超越。毫无疑问,从全面探究清代诗社的考察方式而言,采取以上的研究策略是完全必要的,这有助于相对完整而充分地展露清代诗社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总体形态。然而,整体的考察又是需要通过很多局部的观照来加以呈现的,离开了后者的支撑,前者也就难以成立。本书在加强整体性考察的同时,又格外注意充实局部乃至细节性问题的究析,突显了相关考察充分的细密度。这也符合研究特定对象的需要,因为诗社牵涉的诸如成员构成、活动方式、社诗创作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具体而繁琐,唯有深入大量细部的问题,方能有效而逼真彰显诗社历史存在的原貌。如书中从社诗总集审视清代结社的多样性问题,即是一例,作者认为,综观清代社诗总集的体式和结构,其既受到元初遗民诗社“月泉吟社”社诗总集《月泉吟社》的影响,又展现了有清一代结社方式的多样性和阶段特征,社诗总集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文本内容方面,也反映在集会、唱和方式的区别以及编纂体例之不同上。对此,作者借助对多个清代诗社社诗总集的细致察析,梳理出不同阶段社诗总集的文本特征及结社方式的多种表现,包括以诗人自发结社为主兼有官府创设、文本与口头兼具的约定形式、集会的一次与多次之分及多次集会定期与无定期之别、征诗与唱和兼具的创作模式、作诗为主而填词为辅及同题分咏与同题分韵的唱和方式、诗歌选取结合选评的总集编纂特点等等。正是通过这种整体与局部探析相结合的考察方式,较为明晰地揭橥了清代社诗总集编纂的时代特征,以及从中所反映的清代诗人群体结社方式的演变过程。 应该说,本书为媚媚博士在清代诗社研究领域多年耕耘的收获,倾注了她极大的心力,也是她对自己阶段性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总结,相信随着它的正式出版,其将对清代诗社乃至清代诗歌史、诗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清代诗社众多,成员繁夥,活动频繁,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跨度较大,牵涉的问题非常复杂,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一部著作所能完全涵盖并予以彻底解决。我也相信,媚媚博士将会以此为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继续努力,在该领域不断深化研究,并同时在未来开辟更为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 是为序。 郑利华 2021年10月29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