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陶渊明生活在玄风大畅的东晋时期，其家学颇具恬静之风，交往友朋亦多玄学之士，熏染所至，他本人性情与言行也烙下了玄学的印记。陶渊明创作了大量与玄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哲理诗，表达对生活、人生的见解，以及对自然、适性境界的向往。陶渊明的哲理诗多用老庄典故，语淡而意浓，辞约而旨远，以平淡的田园之象来寄寓并表现自己对玄理的体悟与认识。陶渊明哲理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独特风格，源于玄理而又超越玄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魏晋玄风；陶渊明；哲理诗；自然适性。

魏晋时期大一统政权崩坏，伦理价值呈现出多元趋向，儒家学说与思想主流渐行渐远。在“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语境中，相当多的士人为了心灵解脱而走向老庄，沉醉于清谈玄理，形成了一股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以‘有无’等问题为核心，以‘辨名析理’为方法，以融和‘名教’与‘自然’问题为目的，展开其形上的理论思辨”的学术思潮。从正始之音到江左玄风历时百载，深深地影响了文人学士的生活与创作。

（一）

玄学的发展，按照袁宏在《名士传》中的说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何晏、王弼以《易》、《老》为理论根据，提倡“以无为本”、“言不尽意”，“名教出于自然”，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革新。第二阶段是司马氏滥杀名士，“自然”、“名教”对峙，嵇康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惨遭杀戮；阮籍苟全性命于乱世，言必玄远，变汉末以来的清议之风为抽象的玄理研究。第三阶段是中朝名士将“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使玄学适合门阀士族现实需要。特别是郭象在向秀的基础上提出“独化”、“自生”、“玄冥之境”，标榜士族既可身居高位，享乐安逸，又能清谈玄远，附庸风雅，玄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至此基本完成。

永嘉之后，晋室南渡，玄学清谈之风随之传到江南。东晋王导善清谈，“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官生，无所不入”。直至咸康三年（公元337），成帝立学校，崇儒术，也没能扭转“士大夫尚老、庄，儒术终不振”的形势。此时清谈的中心，一部分承接中朝原有论题，如声无哀乐论、才性论、圣人有情无情论等，但也出现了新论题：佛理。随着玄释合流，士人的生活情趣、人生态度中逐渐渗入了虚寂、宁静的成分，但他们崇尚清谈、追求闲适的风貌仍有着浓厚的玄学色彩，本质上是玄学思潮的产物。

陶渊明虽不是玄学家，对玄学讨论的抽象哲学问题亦无兴趣，但作为东晋士人中的一员，他与这一时代风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寅恪说：“渊明之思想承袭魏晋清谈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袁行霈直言：“他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除了生活的时代氛围，从可能接受玄学的途径上看，陶渊明的家世、交游也为他接受玄学起了助推作用。《命子》云：“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据此诗之意，其父托身于风云之上，生性淡泊，不因仕宦与否而有所愠喜。这种喜怒忧惧不形于色的性情在魏晋名士身上更为普遍，如“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可见其父为人带有玄风的痕迹。渊明与从弟敬远交好，《悲从弟敬远》文称：“少思寡欲，靡执靡介。后己先人，临财思惠。心遗得失，情不依世。”可知敬远骨子里潜藏着庄、老的精神因子。渊明与他情谊深厚，从“尔知我意”、“与汝偕行”等语中能看出二人思想性格之相似。此外，外祖父孟嘉“温雅平旷”、“冲默有远量”（《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深受魏晋风度濡染；其妻翟氏为“以隐行知名”的翟汤氏所出，这种倾向于道家的家世背景对他必定会有影响。

渊明虽隐逸田园，然常与时人交游，所交之人不乏“谈士”。其一是颜延之，延之在刘宋诗坛上与谢灵运齐名，“好酒疎诞”、“言约理畅”。渊明死后，他为之诔云：“念昔宴私，举觞相诲。”又曰：“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缢不远，吾规子佩。”这种“相诲”之语恰是一种清谈，“哲人”、“卷舒”等为玄学家所常用。其二是刘遗民。陶渊明作有《和刘柴桑》、《酬刘柴桑》二诗，如若不是频繁的交往，怎能以诗作答？且致诗两首。刘遗民是晋代著名的居士，他擅长老、庄学说，不随便混杂于俗世。《广弘明集》卷27载：“……遗民与群贤游处，研精玄理，以此永日。”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渊明受玄学影响的事实不难推断。

其次，从现有史料及诗文来看，陶渊明日常生活中的处世态度与言行均打上了玄风的烙印。其至情至性绝不逊于折齿为美人，白眼向权贵，散发山阿，纵酒狂歌的玄学名士。陶公嗜酒成癖，以至用头巾滤酒，滤后又照旧戴上，其诗“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饮酒》其十四）可以为证。他虽家贫，然“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萧统赞曰：“真率如此。”渊明好读书，却只求领会要旨，并不刻意在字句上下功夫；善属文，仅以此自娱或示己志，而非取悦他人。渊明不结音声，却常“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这种不拘世俗、至真至淳的性情令人钦羡。

（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代表现，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习惯、憧憬决定的”。既然陶渊明深受玄学风气影响，他的作品势必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突出的表现为：以五言居多的陶诗存在着相当可观的说理成分，且与玄学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陶渊明是一个复杂矛盾的人。朱光潜说：“他读各家的书，和各类人物接触，在无形中受他们的影响，像蜂儿采花酿蜜一样，把所吸收来的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他的整个心灵。”他孤高峻洁，不染纤尘，自叹“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他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一），有着进德修业的宏愿。为此，他曾先后五次出仕，以诗文为证的计有三次。一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于404年，已有两次仕宦经历的诗人，明白自己宅心事外，刚踏上征途便“绵绵归思纡”，但仍用“真想初在襟，谁谓行迹拘”来为自己提供一个出仕的理由，认为只要抱定“真想”，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即使行迹入仕也不会受到拘束。所谓“真想”即是自身主观上早已持有的一种坚守不放的信念，语出《庄子•渔父》：“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此二句甚有玄理意味，与郭象所言基本吻合。郭象曰：“夫圣人居于庙堂之上，然其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意谓只要内心清静，做什么都可以。从理论上说，这种诉诸人格、内心的超越方式是高妙的，但实际上只有少数圣人能做到，多数人或就范于尘世之束缚，或因感于不自由而思归去，陶渊明便属于后一类。这种心迹可见于《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经钱溪》，诗人在第四次出仕时对自己的选择发出了疑问：“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又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待到出任彭泽县令，直呼：“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继而隐归田园。

苏轼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何则？或与玄学“性分说”有关。考陶诗，用“性”字之处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子云性嗜酒”(《饮酒》其十八)。另有几处说到“分”：“乐天委分，以致百年”（《自祭文》），“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饮酒》其十九）。“性分”即“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庄子·养生主注》），郭象认为，只要适性，都合于自然，“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逍遥游注》）若不能“止乎本性，求外无已”，则是“失性”，就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由此观之，渊明仕与隐的抵牾，可归结为“失性”与“适性”。他视“自然”为至上，回归田园，实质上是顺应本性，所以才能身心自由。试看《归园田居》五首，为归隐次年所作，黄文焕认为：“‘返自然’三字，是诸首之总纲。‘绝尘想’、‘无尘杂’，是返自然气象；‘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是返自然之方法。”我们看到：他不辞辛苦，开荒种豆；他露酒采菊，与邻里欢然对酌；他遇事而适，与农人共话桑麻，这一幅幅画面都散发着自由、自在、自然的气息。

渊明一生有两个心结，除了上文所谈的仕隐问题，还有人之生死。汉末以来，文人对生命无常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如飚尘”、“人生非金石，岂无长寿考”都带有浓重的悲凉情绪。有着一颗敏感诗心的陶渊明，也时时感叹“一生复能及，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二），“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白”（《饮酒》十五），“人生如寄，憔悴有时”（《荣木》），“庭宇翳馀木，倏忽日月亏“（《杂诗》其十），“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乙酉岁九月九日》），“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还旧居》），流露出对生命的焦虑。从自然的变迁与人事的代谢中，他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杂诗》曰：“日月还复周，我去不再阳”（其三），“去去欲转速，此生岂再值”（其五），“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其七）。

在不可抗拒的死亡面前，陶渊明并没有一味悲观，而是委身大化，以“化”为居，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他临终前写的《拟挽歌辞》三首，从一个逝者的角度，推想自己离世之后的情形：“首篇乍死而殓，次篇奠而殡，三篇送而葬之，次第秩然。”笔调闲和从容，“说得自自在在，不落哀境，是达死生语，如此方合挽歌。”尤其是第三首的结尾：“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仿佛是在讲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这份旷达潇洒在《形影神》组诗中诠释得最为淋漓。“形”即形体，它焦虑于“身没”，以“得酒莫苟辞”之及时行乐的方式排遣内心的不快。“影”是形体之“影”，与“形”不同，“影”执着于儒家的求善立名，以“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为舒解之道。针对“形”、“影”的苦言，“神”提出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主张，陈寅恪说：“兹言‘神辨自然’，可知神之主张即渊明之创解。”“大化”，即造化，《列子••天瑞》：“人自生至终，大化有四：婴孩也，少壮也，老耄也，死亡也。”这是陶渊明生死观中的核心理念。陶诗中涉及到“化”的句子还有：“行迹凭化往，灵符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迁化或夷险，肆志无窳隆”（《五月旦和戴主簿》），“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经》其十）。这些“化”字的使用，不是偶然，《庄子•田子方》曰：“且万化而不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郭象也说：“夫死之变，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故生死之状虽异，共于各安所遇，一也。”（《庄子·齐物论注》），可见，其生死观浸透着玄思的时代风气。

安顿了现实人生，看透了生死问题，修炼为“真人”的陶渊明，其诗常呈现出一种心与道冥的境界。《饮酒》其五中，微醺的诗人采菊东篱，不经意间与南山相会，看到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绕浮于峰际；群鸟相伴而飞，趋于山林。诗人采菊时的悠然，即南山的悠然；群鸟倦而知还，即自身倦而知还。这不仅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更是《庄子》“吾丧我”的实践。“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个‘真意’就是菊花、南山、飞鸟和他自己融为一体的那一片混沌，……贵无论所讲的无，也有混沌这个意义。……那就是他（郭象）所说的“冥极”，“玄冥之境” ……不是宇宙形成的环节，只是人的一种精神境界。”全诗以只可感觉、不可思议的南山、飞鸟，传达出不可感觉亦不可思议的浑然“大全”，这种物我一体、与道冥一的境界，正与玄学家们的心灵追求相契合。给我们相似感受的作品还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如此心境，唯有领悟了自然奥妙与生命真谛才有可能出现。诗人融入万物，怡然自乐：“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做到了与天地大块共枯荣。

（三）

陶渊明的哲理诗是其思想与魏晋玄学碰撞出的智慧的火花，不仅意蕴深厚，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陶之哲理诗用事多源自道家文本。陶渊明现存诗文120多首，“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看，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论语》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庄子、列子都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陶诗的用典中，单就《庄子》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陶诗的用事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直接使用“独”、“真”、“淳”、“虚室“、化”等老、庄独有的概念。如：“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虚室”即空室，又指代清澈明朗的心境。语出《庄子•人间世》：“瞻彼阙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又如：“自我抱兹独，黾勉四十年”（《连雨独饮》），“独”犹言“一”或“本”，乃庄子哲学之概念，《庄子•大宗师》：“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 “抱独”意即守一、守本，不为外物所惑。《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中“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的“孤”与“独”意近。二是整句化用道家经典著作中的语段。如“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杂诗》其五），化用的是《庄子••大宗师》中：“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表达人事变化不可逃脱的无奈之情。另《咏贫士》其三中“荣叟老带索，欣然方弹琴”，借用的是《列子•天瑞》中荣启期的事例来自我宽慰。

其次，“文字之外，所具甚多”。陶诗“最是难学处在辞淡而意浓”，所谓“寂处有音，冷处有神，句中有句，味外有味”是也。早在《周易•系辞》中就有“书不尽意，言不尽意”之说，《老子》开篇即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学家们认为以虚无为本的老庄玄理，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的，只有“意会”才能入玄得道。这种言约旨远的特点在陶诗中随处可见。表达最为直接的是“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赠羊长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前者直言深意非可尽言于诗，希冀羊长史自己领会。后者出自《庄子••齐物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外物》篇又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意谓得“真意”而忘掉表达“真意”的语言。诗人肯定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真意”，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还是对自由生活的倾心向往？诗中只字没写，不同生活经历、审美趣味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从而达到意味深长的效果。再如，“遥遥望白云，怀古亦何深”（《和郭主簿》其一），“怀古”二字内涵丰富，远远胜过历数三代以来的古人古事。“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诸人共游周家墓碑下》）中“感”字之后本可以大书特书，但诗人欲言又止，到底“感”的是什么？令人浮想联翩。“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一个“拙”字生动地描绘了行乞时的矛盾、尴尬心理。这类例证俯拾即是，说它是玄风在陶诗中的鲜明印记，并非妄言。

再次，前人论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东晋一朝偏安一隅，身心稍得片刻清闲安静的士人开始专注于以诗谈玄。孙绰、许询诸人的“兰亭诗”，或直接以老庄之言入诗，或寄情山水谈玄，内容上长于思辨，风格上平淡质朴。陶渊明表达哲理的方式与其相似：除了引用老、庄之言，还表现为寄情于田园体悟玄理。如“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这些景物描写无一不流露出诗人异于常人的玄心。田园和山水虽都体现了“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晋故征西大将军孟府君传》）的自然美，但渊明一改创作者与体悟对象疏离的状态，将田园山水之象与诗人之意融贯起来，达到了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的至境。如《和郭主簿》其二云：“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这首诗景物描写细腻形象，大有孙绰“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宵。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秋日诗》）之风。但诗人无意于模山范水，只为传达心中涌动的感情。秋景的清凉澄澈，象征清廉纯洁的品质；陵岑逸峰的奇绝，代表傲岸不屈的精神；芳菊、青松的贞秀，是诗人卓异于流俗的写照。露凝、景澈、陵岑、逸峰、芳菊、青松等意象既是连贯全诗的主线，又折射出诗人审美的主体意识，物我融一，妙合无痕。故许学夷赞曰：“境遇成趣，趣境两忘，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托耳。”

刘大杰说：“无论是文学哲学……这种结晶品一定要在魏晋那种时代环境的冰箱里，才可以凝固，才可以完成。”此语用于渊明身上恰如其分。不管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因素，他都无可避免地受到清谈的浸染。玄学注重说理，陶诗亦然。面对抉择，主张“适性自然”；面对死亡，则需“纵浪大化”；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心与道冥。陶渊明的哲理诗不仅在内涵上与玄风保持一致，在艺术上也与之有密切关联。其诗用典多源于老庄文本，“文字之外，所具甚多”，这些特点无疑得益于时代风尚，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则是陶潜的独特诗风。他既能借助景象阐发哲理，又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玄悟道，对后世尤其是宋代理趣诗有着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郭建勋，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五辑）》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