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初的台阁体是由政治高压和文化垄断共同造成的。洪武帝百姓至上的执政实践，走的是高压政治的路线，为社会选择了一批政治品格高尚的官员。永乐帝杀掉儒士方孝孺，独占儒家文化的解释权，迫使文学以歌颂朝廷为基本内容。两种执政方式的影响加在一起，产生了台阁体文学。

[关键词]明初台阁体朱元璋永乐帝

台阁体的传统研究方式，一直以集部为中心，就台阁体作品取材，构建观念。对于别种类型的作家，这是一种可靠的方式。对于台阁体作家，则宜当别论。有分量的台阁体作家，几乎全是政治家。在集部范围的书写中，他们不能自由，讲述有故意失真的地方。所以，以集部为中心得到的关于台阁体的结论，可信度值得怀疑。研究者也许有足够的警觉，不受台阁作家的谎言干扰，但是，集部中心的思考方式，限制了研究者所能达到的深度。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几位著名学者对台阁体的考察，底极是回溯到翰林院制度，认为台阁体的流行，与馆阁制度关系最为密切。然而，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宋代有翰林学士院，苏轼就做过翰林学士，而台阁体没有在宋代流行。元代有翰林国史院，文学家虞集拜翰林直学士，台阁体也没有在元代流行。单就明朝来说，胡广、杨荣之前没有台阁体，杨士奇亡后，台阁体很快消歇，李东阳也无力挽救台阁体的颓局，这些现象是在几乎同样的馆阁制度下发生的。不仅如此。考察重心落在集部时，台阁体作家的文学行为被不经意地过度放大，他们成了专业的写作者，似乎与李梦阳、王世贞一样，为了诗文之工而呕心沥血。

如果我们将视线转向史部，就会发现，台阁体作家在那里别是一番情景。他们的身上承载着历史，想要隐身或者说谎，反而比别的作家都困难。台阁体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体裁，要准确地理解它，必须先了解它背后的政治。台阁体作家不以文学为事业，而是为政之暇，肆其余力，发为文章。他们身分崇高，都藏身在史部。我们可以史部为经，集部为纬，通过经纬交错，让台阁体的真面目浮出水面。

一、台阁体作家的政治品格

考察台阁体作家的政治品格，有助于理解台阁体的形成因素。

明前期台阁体作家，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前朝官员而归顺永乐政府的，如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胡广、杨溥，他们在前朝或中了进士，或被荐举，主要受洪武文化的洗礼，并在建文朝度过短暂的四年。另一部分是永乐政府自己培育的，主要以甲申年所选28人（包括周忱，实为29人）为庶吉士，进学文渊阁而产生，其中著名者如李时勉、陈敬宗、王英、王直、余学夔、周述等。

洪武帝上台后，求治心切，曾将三部大诰颁行全国，采用一种严酷的执政方式，施加给整个社会巨大的压力。前期台阁体作家，哪怕年纪再轻，至少从能够记事起，经历了洪武时期。更多的是在洪武年代完成了学业，建文时期或永乐初中进士。洪武政治是形成他们正直品格的基础，经过洪武文化淘洗过的台阁作家，普遍品行高尚。

建文新政则激发了台阁体作家为社会效力的热情。建文君臣是和平年代产生的领导集团，不具备朱元璋那样的铁腕力量，绝不可能继续保持洪武年代那样一个高压力的社会。由洪武朝积累的政治压力，这时候必须得到释放。释放压力的根本方式是君权下移，皇帝身边的大臣得到施政的权力，地方文官能够行权体民。明人邓元锡《皇明书》卷二《大逊记》云：

时天子嘉意稽古礼文之事，而学士方孝孺学行重一时，于是君臣相得甚欢。大政议辄咨，临朝奏事，召臣条议可否，而批答章疏，必孝孺诣宸前造膝书。祀先师于太学，盥献拜跪礼，如庙社仪。御彝伦堂讲经，赏师生钞币有差。遣户侍郎夏原吉、给事中徐思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行天下，问民所疾苦。建省躬殿，为退朝宴息之所，置古经圣训其中，以尚父《丹书》、《夏训》“声色宫室”之戒，命孝孺作铭。而岁论囚，视往年减十之三。制御史府专纠贪残，举循良，以匡政宣化，毋理庶狱。当是时，天下翕然望治。

建文的宽柔政治，在靖乱的战火中，以燕王兵入金川门而宣告结束。社会重新回到高压状态。由建文到永乐的换代，不仅是政治巨变，也是对文人队伍的一次大清洗。

经过靖乱的一番残酷清洗后，能够及时供永乐朝廷择取的读书人，即使才干不弱，而人性品格的强度和力度已非建文时士人可比。以穷治建文奸党为名的政治高压，终永乐朝，没有怎么松动。大肆诛杀建文忠臣，导致了整个士人队伍的精神萎靡。《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八《壬午殉难》，记周是修死事，云：“初，是修与杨士奇、解缙、胡广、金幼孜、黄淮、胡俨约同死义，惟是修不负其言。后杨士奇为作传，语其子辕曰：‘当时吾亦同死，谁为尔父作传！’闻者笑之。”传言或许夸大，但永乐台阁大臣与建文忠臣的骨气强弱，差异明显。

永乐时期，文皇两个儿子的储君争夺战，也给文臣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永乐帝偏爱二儿子朱高煦，嫡长子朱高炽虽被勉强立为太子，却长期不能自安其位。东宫的一切行动都受到特务的暗中监视。由于东宫与皇帝的关系不谐，文臣队伍分属两个政治集团。杨荣、金幼孜、胡广、夏原吉四位重要的台阁作家，在永乐年间直接参与政治构建，多次扈从北征，侍从左右备顾问；黄淮、杨士奇、尹昌隆等侍从东宫。

在恐怖的环境里，太子及其辅导官养成了忍其心性、谨慎待时的习性。朱高炽做了22年的太子，本人及手下杨士奇等人，被监控了22年之久。杨士奇虽没有入狱，但同样是在狱外受精神的煎熬，与黄淮、杨溥在狱中没有多大区别。到宣德八年，杨士奇回忆那一段被监控的经历时，还感到心有余悸。东宫是未来的皇帝，永乐帝身边的杨荣、金幼孜等，在东宫的危机中，也无法泰然处之，必须预为将来留地步。当东宫君臣一片郁闷时，杨荣等人也只能谨小慎微，如屡薄冰之上。《国史唯疑》卷二云：

胡广、胡濙、杨荣、金幼孜为太宗所宠遇臣，若杨士奇、杨溥、黄淮以辅佐监国，屡濒危殆。溥、淮坐幽系十年，士奇再被罪，仅释，日处于多凶多惧之场，佹岌岌矣。仁宣朝，宜叙旧恩，时胡广先卒，怪荣、濙、幼孜三臣，亦复委任惟均，身名俱泰。岂三臣者虽处宫府异志中，毫未尝有所左右阴阳，为当时所深亮耶？难哉！

从洪武到永乐，除了短短四年的建文宽仁政治外，其余50多年全是铁血统治。尤其是永乐年间的政治恐怖，比洪武时期更甚，稍有棱角之人多罹奇祸。在这个环境存活下来的大臣，经历了洪武帝的一次清洗，永乐帝的再次清洗，都变得谨慎柔驯。从《明史》记载诸臣为人，可见大概：

胡广传：“广性缜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职务，出未尝告人。”

金幼孜传：“幼孜简易静默，宽裕有容。眷遇虽隆，而自处益谦。”

蹇义传：“义为人质直孝友，善处僚友间，未尝一语伤物。”

夏原吉传：“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与同列饮他所，夜归值雪，过禁门，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堕行。’其慎如此。”

杨溥传：“溥质直廉静，无城府。性恭谨，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

最受永乐宠信的杨荣，尤其软媚无刚。杨荣在士林中人缘好，其名言“事君有体，进谏有方”，流播士林。叶盛《水东日记》卷五一段文字，足为此语详释：

夏太常仲昭常闻之杨文敏公荣曰：“吾见人臣以伉直受祸者，每深惜之。事人主自有体，进谏贵有方。譬若侍上读《千文》，上云‘天地玄红’，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尝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黄’不可为‘玄红’？遽言之，无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询问，则应之曰：‘臣幼读《千文》，见书本是‘天地玄黄’，未知是否？”文敏之言如此，不审明者以为何如？

由甲申年进学而来的台阁作家，如李时勉、王直、王英等人，都是永乐朝登第的进士，与建文朝廷没有瓜葛，比起建文朝归顺过来的一批台阁作家，他们不用背负历史羞愧，性格明显刚硬一些。《明史》王直传云：“性直谅，好规人过，三杨皆不喜，故不得柄用。”李时勉、陈敬宗尤其刚直，《明史》李时勉传云：“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明史》陈敬宗传云：“敬宗美须髯，容仪端整，步履有定则，力以师道自任。立教条，革陋习。六馆士千余人，每升堂听讲，设馔会食，整肃如朝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两批台阁体作家的政治品格，区别是分明的。这是大同中的小异。

由洪武到永乐的高压政治，为台阁体准备了作家队伍。台阁作家既具有清廉正直的品格，又畏疑惧祸，而且由建文朝过来的一批人，还有惭德心理。文是心声，台阁作家的政治品格，表现在文章上，就是谨守法度，揖让得体，下笔自律，绝不放言高论或纵横才气。但是，仅此，不能真正产生台阁体。如果台阁体面临其它强势文体的竞争，就无法衍为一种文风，明代文坛上也将不会有台阁体。

二、永乐帝的文化垄断

台阁体的文学意味不浓，对作家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它要主宰文坛风气，需要垄断的力量。没有文化垄断，便不会有台阁体！文化垄断是永乐帝想出的法子。

洪武三年，诏设科举取士，首重德行，而末视文艺。课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兼用古注疏。天下府、州、县学，各举当地名宿，为学生授课。当时选择教师，凡能通经术，即可授职，不专主某家某说。仅文学史上知名的，就有瞿佑（宜阳训导）、张美和（清江教谕）、梁本之（瑞州府学训导）、殷奎（咸阳儒学教谕）、孙作（长乐县儒学教谕）、胡俨（松江华亭教谕）等。诸人各本所学，开示生徒。后来，则专主朱子。

洪武科举虽然指定了课业专书，而国家没有整齐诸家学说。对儒家诸学派，朱元璋兼收并蓄。《明诗纪事》甲签卷一四《张美和》，有陈田按：“美和在成均有师法，与聂铉、贝琼号为‘三助’。洪武二十七年，帝观《蔡氏书传》论象纬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合，其他注与鄱阳邹季友所论有未安者，征天下名儒订正之。兵部尚书唐铎等举美和等二十七人。帝遣行人驰传征至，特命学士刘三吾总其事。”侧面反映了洪武时期，儒门中诸家学派并行的状况。而且，到洪武十七年，科考才有定例，此前多用荐举。《明史》选举志云：“太祖虽间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这样，士子的阅读相当自由，不至于举业书之外，一切不顾。

建文时期，方孝孺以学术醇粹，负天下重望。他是公认的儒家学说阐释权威。当时，方氏在朝廷，则是非公论在朝廷；方氏处山林，则是非公论在山林。由于方氏握有儒家真理的解说权，使得朱棣夺位后，首先想借方氏草诏，以塞天下人之口。

永乐的亲信道衍和尚，即姚广孝，是靖乱的一手策画人，曾作《道余录》，诋毁程朱之学。他通常达变，讲究事功，不太相信儒家那一套。但在对待方孝孺一事上，他劝燕王说：“孝孺必不降。不可杀之。杀之，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还是杀了孝孺，“坐死者八百四十七人”。此案对朱棣的心理打击，十分沉重，以至于他后来锐意迁都北京，回到燕王府旧地，不愿在南京生活。他一生中都厌恶听到方氏的名字。

永乐二年，发生了一起民间上书案。饶州府士人朱季友写了一本书，专门破斥程朱理学，献书阙下。杨士奇《圣谕录》详载此事，永乐帝的态度是震怒，亲自为献书案定调，指示身边侍臣说：“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

朱季友破斥濂洛关闽之说，潜在的理由是，既然本朝理学代表人物方孝孺被视为奸逆，那么，理学当然可以批评。朱棣以政治家的手段，聪明地处理了这件事。从后来的影响看，是很好地控制了社会舆论。以后的儒家学者，多举此案为说。嘉靖年间，袁袠力抵阳明心学末流，作《距伪》云：“昔孔子诛少正卯，子产诛邓析，恶其乱政也。然亦未有诋毁先儒，蔑弃明诏，乱王制，蛊人心，似是实非，如今之伪者也。距之如何？火其书，迸其人不与同中国。举文皇之所以罪朱季友者以罪之，庶乎正学明而异端息，邪说不至于诬民矣。”又，四川佥事张世则撰《大学初义》，上报朝廷，欲对程朱之说有所更订，高攀龙反对世则，写了《崇正学辟异说疏》，又援引朱季友上书案。

方孝孺和朱季友对待理学的态度，虽然一者坚守奉行，一者专斥丑诋，行为方式却完全一样，都是凭私人之学，干涉国家意志。之所以发生这类事件，是因为明王朝在经典的解说上，不具备权威力量，学术散在百家。

鉴于朝廷意志受制于儒生，永乐帝决意霸占经典的最终解释权。这通过朝廷主持修订四书五经来实现。《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五八“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云：

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命广等总其事。

永乐十三年九月，诸书修订完毕，上呈御览。皇帝阅后很满意，自撰序言，为这部书取名定调。此序是解读明代文化精神的钥匙，今据朱彝尊《经义考》所录御制文，择录如下（按：《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六八载此序文，讹误有数处）：

朕惟昔者圣王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相传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为治也。下及秦、汉以来，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朕缵承皇考太祖高皇帝鸿基，即位以来，孳孳图治，恒虑任君师治教之重，惟恐弗逮。……乃者命儒臣编修《五经》《四书》，集诸家传注而为《大全》，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又辑先儒成书及其论议格言，辅翼《五经四书》，有裨于斯道者类编为帙，名曰《性理大全》，书编成来进，总二百二十九卷，朕间阅之，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大哉圣人之道乎！

根据御制序文的观点，圣人之道从秦汉以来就杂驳不纯了，帝王治道从秦汉以来都不能如三代之盛，只有到了他父亲太祖皇帝治世后，圣道才复明于天下。洪武而后，他自然当仁不让地负起治理教化的重担，推行纯粹的圣道。“凡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似乎很公允，但是，据该书主要编纂官杨荣写的一篇后序，我们知道，注疏去取的标准不是根究文本，体贴古义，而是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杨荣《恭题四书性理大全后》云：“上亲商确，以定去取。书成，赐名曰《四书性理大全》，即以刊布天下学校。”

自此书刊行后，洪武年间所定课业兼用的古注疏，一切废除。《明史·选举志二》云：“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澔《集说》。”《四书大全》四库总目提要云：“于是明代士子为制义以应科目者，无不诵习《大全》，而诸家之说尽废”。如此，朝廷成为儒学的权威阐释人，彻底改变了过去真理散在百家的状况。

《四书五经大全》对经典原文及朱子等人的注，有不利于皇帝的，就采录他家之说，必要修缮稳当方罢。如《孟子·离娄章句下》的一段：“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朱子《孟子集注》释此一段如下：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礼衰薄，至于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则其于群臣，可谓邈然无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体，恩义之至也。如犬马则轻贱之，然犹有豢养之恩焉。国人，犹言路人，言无怨无德也。土芥，则践踏之而已矣，斩艾之而已矣，其贱恶之又甚矣。寇雠之报，不亦宜乎？

大全本加了两个注，进行纠正：

庆源辅氏曰：此说特为宣王发，所谓有为之言也。然臣之报君，视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潜室陈氏曰：孟子此语，是说大都报应如此。若忠臣孝子，不当以此自处。当知天下无不是底君父！

所加两注，将朱子的集注并《孟子》原文的本意全部推倒，由原来的责备君上变成批评臣下。

《尽心章句下》有：“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子集注原文为：

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

大全本添两注，消除原来观点可能产生以下抗上的负面影响：

问：民贵君轻之说，得不启后世篡夺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则民贵；以分言之，则君贵。此固兼行而不悖也。各于其时，视其轻重之所在而已尔。若不惟其是，而姑借圣贤之说，则亦何词之不可借，而所以启后人之祸者，又岂止于斯乎？○新安陈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四书五经作为儒家经典，像草芥寇雠之类的话，百不一见。原文原注理有未安，需要抚平的地方，是不多的。大全本集诸家本子，东抄西凑，主要提供了工具书性质的一个读本，参考价值是有的，而永乐钦定其为“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圣典，使得后人不敢轻议，成为朝廷霸占话语权的宝物。

对于永乐帝的文化垄断伎俩，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八《四书五经大全》有深刻揭示，云：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后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出于对儒学解释权的垄断，只要碰上适当的场合，永乐帝就着意强调，只有到了他皇考的时候，孔子之道才大明于世。如孔庙峻工时，他亲撰碑文宣扬这一看法。《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九二“永乐十五年九月丁卯（十五日）”云：

修孔子庙讫工。上亲制碑文刻石，其词曰：……自孔子没于今，千八百余年，其间道之隆替，与时陟降。遇大有为之君，克表章之，则其政治有足称者。若汉唐宋，致治之君可见已。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圣智，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兴文教，大明孔子之道。

循着这篇碑文的思路，由于皇考洪武帝大明孔子之道，朱棣“丕法成宪”，理所当然的，孔孟之道的代表，不归别人，只能归于永乐皇帝本人了。也正是为了抢夺儒家经典的终极解释权，朱棣不仅杀掉方孝孺，而且严禁方氏文章流传，有私藏方氏文章者论死罪，对于其他建文死难者的文章，则不禁。

洪武时代，朱元璋曾作《设大官毕职馆阁山林辩》，宋濂为汪广洋《凤池咏稿》作序，都大谈台阁、山林之别，君臣心有默契，意在将文化由山林引归朝廷，而收效甚微。

到了永乐之后，情形反了过来。人们求文，都涌向朝廷大员。杨士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赠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铭》云：“子启为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奔放，一泻千里。……四方求者，无间贵贱，日集庭下，靡不酬应。” 《东里文集》卷一二《少保户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师谥忠靖夏公神道碑铭》云：“喜为诗，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咏，藏以为荣。”陈敬宗《尚书王文安公传》：“公在翰林，屡为会试考官。海内名士，多出门下。为文章典赡，朝廷制作，经其笔居多。四方求金石铭、志、碑、记者，接踵其门，公酬应不倦。”对此种现象，明人罗玘《圭峰集》卷一《馆阁寿诗序》，有一段总概括的话：

有欲记其亭台，铭其器物者，必之馆阁；有欲荐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馆阁；有欲为其亲寿者，必之馆阁。由是之馆阁之门者，始恐其弗纳焉，幸既纳矣，乃恐其弗得焉。故有积一二岁而弗得者，有积十余岁而弗得者，有终岁而弗得者。噫！其岂故自珍哉，为之之不敢轻，而不胜其求之之众也。

为什么求文必之馆阁？回答是，朝廷垄断了真理的解释权，人们不重山林，唯尊庙堂。

李东阳之后，朝廷百无禁忌，真理的阐释权复归民间，人们求文就不是去馆阁了，甚至出现了郎署对台阁的挤压。

作者简介：何坤翁，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编辑部副编审。

原文刊载于《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二辑）》201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