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钱锺书先生曾阅读并批点过拙纂《全唐诗补编》，是十多年前的事，具体应在钱先生去世后一二年。中华书局徐俊先生（《全唐诗补编》责编，现在是中华书局总编，当时是文学编辑室主任）为《管锥编》续约事到钱家与杨绛先生商谈，见到书橱间有这部书。他先前已经听闻钱批此书着墨很多，很想取出来翻一下，但总觉不太礼貌，没有提出。虽属传闻，但我相信应是真事，也希望此后能有机会领教钱先生的批评指点。

　　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册《钱锺书手稿集》，其中第十册居然收有读拙纂前书的札记，陆灏兄知道后立即告诉我，并将有关几页复印给我，希望我谈些感受。

　　《全唐诗补编》是我在1982年到1987年间的著作，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从《手稿集》来看，钱先生阅读批校的著作以古籍为主，今人著作仅有很少的几部，最晚是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翁同龢日记》，此后大约即因病住院了。拙著能经钱先生阅读且留下记录，确是很大的荣幸，也感莫大的惶恐。此书始纂于研究生毕业第二年，因为偶然发现几位前辈学者所辑《全唐诗外编》仍有未尽，遂不知天高地厚地欲以个人之力披检羣籍，广事搜罗，虽自感能够依循目录以求广征存世图书，在唐人佚篇发掘方面也较前人更为丰富，出版后也得到一些中外学人的好评，但毕竟当时读书不多，又没有科学的检索手段来避免重收误收，加上以辑佚为学术目标，虽然当时也小心地规避误收重收，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侥幸多得的心情。出版20年来，古籍检索手段发生革命性飞跃，自检发现和他人揭发误取者在二三百篇左右，大约占全书百分之四五。正因为此，该书20年来没有再版。而我现在对唐诗文献的认知程度，较先前有更清楚的理解，希望不久可以给学者以合适的交待。

　　钱先生关于拙辑的手稿，在笔记本中共五页，以抄录诗篇内容和出处为主，间附有若干按断。首题“陈尚君全唐诗续拾”。拙书1992年10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第一册为原《全唐诗外编》的修订本，后二册为我新辑的部分，题作《全唐诗续拾》，取续诸前辈所补而有得之意。估计因《全唐诗外编》钱先生前已读过，修订本有减无增，故仅涉拙辑部分。可惜在《手稿集》中没有见到有关《外编》的部分。他对摘录的诗篇有考按者，一般在诗下加星号，在当页的书眉或页末写下按语，于此可以了解钱先生平日读书之认真规范，一丝不苟。所摘录作者及诗篇凡三十多则。有的仅录作者名，如宋之问、白居易，均加按语，是因按语而存名。有些录全诗，如孙思邈、卜天寿诸诗均录全诗，估计有录而备参的用意。如录孙思邈有关养生诗四则，其中有“美食须熟嚼，生食不粗吞。”“锦绣为五藏，身着粪扫袍。”“怒甚偏伤气，思多太损神。神虚心易役，气弱病相侵。”“夜寝鸣雷鼓，晨兴潄玉津。”“侵晨一碗粥，夜食莫教足。撞动景阳钟，扣齿三十六。”当然不是着眼于诗学，而是看重其养生道理。几年前编本系刘季高先生文集，附收1972年12月《复钱锺书》信，是对钱告“婴喘疾”的回复，告以“除药物治疗、饮食节制外，尚宜有以培其本”，并自述练八段锦、以盐刷牙等办法。从上述摘录，可以看到钱先生晚年对身体状况的关心。至于其他录诗的去取原因，难以一一揣度，容以后再研究。在此仅就有关的按语，略述读后的体会。

钱钟书先生

    先将钱先生的全部按语，按手稿顺序全录如下（编号、按语前括号中文字为我所加。原按仅有少数标点，也均由我增加。手稿识读较为困难，承王水照老师代为辨识，也表感谢）：

一、（唐太宗《焚经台》）按此诗早见《全唐诗》无名氏卷，引此诗而断为后人妄托。日本刻小字全藏《四十二章经》宋真宗注，附唐太祖《焚经台》七律，有注甚详，荒诞可笑。《法苑珠林》卷二十六《敬德篇》引《汉法本内篇传》记焚经台事，却道及此诗。

二、（静泰、李荣互嘲诗）何以漏却《太平广记》所收李荣与僧互嘲语？

三、（卜天寿）侧字不解为音同之何字。

四、（宋之问）自《诗渊》辑补多首，无一篇佳者。

五、（惠能偈）观此乃流传本《坛经》改字之妙。

六、（沈佺期）此乃《木兰词》中摘句，编类书者草率误属主名，何以不注明？

七、（孟浩然）此乃府下俗书，窜易孟之《归终南山》起二句耳。浩然布衣，安得赴“北阙”而径辞天子哉！

八、（怀素）误甚，此乃戴叔伦诗，见怀素《自叙》所引，观《自叙帖》影印本即知。（戴御史叔伦……云：“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九、（贾岛）贾岛《忆江上吴处士》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千古传诵（《全唐诗话》摘句“生”字作“吹”更佳）。俗类书窜改成此，不知秋风引起落叶、渭水，切近流走而对称，真目无珠而心无窍者。

十、（白居易）未辑《通典》卷41赞摩尼教五律、《三国演义》104回吊孔明七律，皆伪作也。

十一、（杜牧）《老学庵笔记》载吕夷简《天花寺》诗，明本书袭之，牧翁不知，选入《列朝诗丙集》。此首亦吕诗作贼，徐氏为所欺耳。

以下就各则内容，分别略作申说。

　　第一则，唐太宗《焚经台》：“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谩说函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确实是非凭烈焰，要分真伪筑高台。春风也解嫌狼籍，吹尽当年道教灰。”我据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录出，并指出又见宋释子升、如佑辑《禅门诸祖师偈颂》卷下之下，题作太宗《题白马寺》。又加按：“《全唐诗》卷七八六以此诗归无名氏，云‘其声调不类，要是后人妄托’。然此诗征引甚早。《翻译名义集》亦非伪妄之书。同卷录义净三藏诗，亦初唐时人。恐馆臣之意不在声类，而在此诗有玷太宗之盛德耳。义净诗亦误录。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已斥其妄。初唐七律传世甚少。故重录之。”现在看来，当时的按语有失偏颇，没有考虑到初唐不可能出现这样粘对讲究的七律，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但如果要重新编定唐一代的诗歌，我仍建议作为附录备存于太宗名下，因为此诗与我同时据《金石续编》载陕西鄠县金正大石刻《赞姚秦三藏罗什法师诗》，以及据元祥迈撰《辨伪录》卷五所辑缺名赞（《佛祖统纪》卷四五作宋太宗《佛牙赞》），都是七律体的颂佛之作，虽然断然不可作为初唐七律之资料，却是宋元佛教史的重要文献。钱先生提供了有关此诗的两则重要线索，一是关于焚经台的本事，见于《法苑珠林》卷二十六《敬法篇》引《汉法本内篇》，叙汉明帝尊佛后，“诸道士等以柴荻火，遶坛临经，涕泣曰：‘人主信邪，玄风失绪，敢延经义在坛，以火取验，用辩真伪。’便放火烧经，并成煨烬。道士等相顾失色。”未载诗，手稿中“却”字是“未”字之误，可知道世在高宗朝编《法苑珠林》时还没有所谓太宗之诗。另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今习见者为日本《续藏经》37册所收本，附有署“唐太宗文皇帝制”的《题焚经台诗》，后附汉明帝夜梦金人，迎取此经的故事，当然为后世附会，“荒诞可笑”。此一出处为我所未知，祇是还不能就此认为北宋前期已有此诗。

　　第二则，我据僧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丁录高宗初期内庭僧道互嘲的一些韵语，其中包括僧人静泰、义褒、灵辩和道士李荣的作品。道宣此书是弘佛之著，与《广弘明集》性质类似，但偏于叙事，其中道士颇被丑化。钱先生录了静泰、李荣、灵辩韵语，估计是看重其中一些攻击性的比喻很特别，他所指出《太平广记》所收李荣与僧互嘲语，见该书卷二四八引《启颜録》，《全唐诗》卷八七二已经收在僧法轨名下。我只收《全唐诗》不收的作品，不是疏漏。

　　第三则，吐鲁番所出《论语》郑玄注后的卜天寿杂写，经郭沫若的评述而广为所知，我也据郭说录二诗于卜天寿名下。现在更赞同李正宇《敦煌学郎题记辑注》（刊《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徐俊《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刊《文献》1994年4期）的说法，卜天寿如同许多敦煌、吐鲁番的学童一样，只是据当时民间流传的诗歌，钞写于文本之末，绝不是诗的作者。钱先生所录的这首是：“他道侧书易，我道侧书[难]。侧书还侧读，还须侧眼[看]。”所缺二字据郭沫若、龙晦说补。郭沫若认为侧书就是侧身书写，钱先生似乎不太赞同，但究为何字，看来他一时也无合适解释，因而有所存疑。

　　第四则，是对新辑宋之问诗歌评赏的看法。宋之问去世后，友人武平一辑其詩文为《宋之问集》十卷。这个本子可能到明代前期还存世，因此在《永乐大典》和《诗渊》中存佚诗约20首。今存嘉靖后所刻宋之问集则为明人重辑，已非原集。从存录作品的立场，当然应该求备，以适应各方研究之需求，但就唐诗欣赏的立场来看，则补录之诗艺术性是要差一些，毕竟前此已有许多选家和学者作过抉择。附带说到，《诗渊》是明前期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历代诗集，仅有一抄本流传，归北京图书馆后，又长期未编目，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方为世人所知。我曾试图证明编录者为浙江临海一位水平不高但抄书勤奋的士人，可惜未及成文，根据也不记得了。

　　第五则，六祖惠能受法偈，传世的契嵩本以下《坛经》作“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吴越僧延寿《宗镜录》卷三一所引作“菩提亦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用拂尘埃”来看，此一文本至少在唐末已经出现。而敦煌所出法海本《坛经》，则作二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当然敦煌本更接近惠能思想的原貌，且只要稍通禅理，即可以看到两种受法偈思想的巨大差异。但从文学立场来看，则改本显然更具感染力和号召力。钱先生肯定流传本 “改字之妙”，正是从这一立场所作之评判。

　　第六则，我据宋佚名编《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一四载著名的《木兰诗》中四句：“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收在沈佺期名下，特为录出，并加按云：“此四句即《木兰诗》中后人以为极似唐人所作之句。《万花谷》收佺期《塞北二首》摘句后，又收此四句，署‘前人’。未详编者另有所据抑疏忽致误。今人或主《木兰诗》为唐初人所作。今姑录出附存佺期名下，以供研究者采择。”此四句，今人认为最似唐人诗，有宋人书标述作者，虽然我也不认为据此就可以认为是沈诗，但觉得将其举出还不是毫无意义。钱先生断定此为“编类书者草率误属主名”，批评我“何以不注明”，即认为我所加按语态度还不够明确，我尊重他的意见。

　　第七则，我据《吟窗杂录》卷一四收正字王玄《诗中旨格》引孟浩然《归旧隐》二句：“北阙辞天子，南山隐薜萝。”加按语云：“此二句疑为浩然《归故园作》‘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之异文。”《吟窗杂录》所署南宋状元陈应行撰乃出依托，其初本应为北宋末蔡传所编，今人已有共识（参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所附《吟窗杂录考》）。正字王玄《诗中旨格》大致为五代末至宋初的诗格。唐人诗格内容都较浅俗，录诗也多错误，钱先生讥为“俗书”，不算酷评。《归终南山》即《归故园作》，为本集与《河岳英灵集》诗题不同。至于责问“安得赴‘北阙’而径辞天子哉”，我则有所保留，盖诗人作诗，本非实录，且唐人诗歌常经数度改写，流传中更多变化，故录此以备文献。

　　第八则，我据明汪珂玉《汪氏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二录“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二句为怀素诗，确属误录戴叔伦诗。

　　第九则，与前第七则类似。我据《吟窗杂录》卷一三僧虚中《流类手鉴》录阆仙诗“离人隔楚水，落叶满长安”。因为前句不见贾集而补出，后句见于一般文学史称引，当然知道，但交稿时忘加按语说明。当时因为看宋人轶事述晏殊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写入词也写入诗，认为贾岛也有这种可能，即予录出。钱先生对诗意解读甚好，所言甚是。稍可补充的是，《全唐诗话》有署名尤袤或廖莹中等数说，其内容肯定全部抄自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只是计书的一个节录本，虽老辈颇重此书，今人则认为一般可以不用。作“秋风吹渭水”的摘句，见《唐诗纪事》卷四○注明“张为取作《主客图》”，即唐末通行文本就是如此。

　　第十则，因白居易而提及未辑的两则伪诗，是提示线索，指为后世依托。所云“《通典》卷41赞摩尼教五律”，可能记忆有出入。杜佑《通典》成书略早于白居易之成名，今所见无论《十通》本，还是中华书局所出王文锦点校本，以及影印日本宫内厅存北宋本，卷四一仅有一则关于摩尼教的敕令，未有录诗，未知钱先生所据为何本。《三国演义》104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述诸葛亮死后，“杜工部有诗叹曰：‘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惟显着勋名。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雅歌声！’白乐天亦有诗曰：‘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杜、白二集皆有宋本流传，均无此诗，可知为明清间人依托，诗还不错，个别诗句可以找到来源，如“辜负胸中十万兵”为南宋华岳《翠微南征录》载《冬日述怀》末句。但绝非唐诗，盖好事者所作，托名家以求其流传。

　　第十一则，我据民国十三年刊徐乃昌纂《南陵县志》卷四二录杜牧《安贤寺》：“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窗对水开。莫道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钱先生数言，指出此诗托伪的曲折事实。我据他的指示检索文献，得到以下线索和结论。

　　吕夷简是宋仁宗时宰执，诗名常为其官名所掩。《天花寺》诗：“贺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轩窗向水开。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现知北宋时至少被四次称引，分别见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九、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下、江休复《江邻几杂志》（《诗话总龟》卷一五引）和蔡宽夫《诗史》（前书卷二九引），其中吕希哲为吕夷简之孙，吕公着子，最可凭信。南宋较有影响的引录则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和吕祖谦《宋文鉴》卷二七。吕祖谦也是吕夷简后人，颇存家族文献。

　　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卷一六收明初人木青（号松鹤）《太素轩》诗：“盘陀石畔看云屋，一一轩窗面水开。不是避门妨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除首句不同，后三句显然抄袭吕诗，就是不知道是木青本人抄袭还是后来传误，祇是钱谦益没有察觉，仍于收入。清初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五指出此“即宋人‘贺家湖上天花寺’诗，近某亦载之明朝诗，何也？”虽未指名，即指牧斋。

此外，《六朝事迹编类》卷下收杨修《横塘》诗：“早潮纔过晚潮来，一一轩窗照水开。鉴面无尘风不动，分明倒影见楼台。”此杨修为杨备之误，所引诗为其作《姑苏百咏》之一。杨备与吕夷简同时而年辈稍晚，此诗从吕诗中搬用了一句。

　　传为杜牧诗，也不始于徐乃昌。今知《嘉靖宁国府志》卷四因前二句作古诗，《万历宁国府志》卷五录全诗而不题作者，《嘉庆宁国府志》卷一四、《嘉庆南陵县志》卷四已作杜牧诗。徐乃昌修志时，沿袭了前志的错误，有所失察，但非有心作贼。

    钱先生关于拙辑的读书札記虽然篇幅不多，所涉内容则极其丰富，或指示辑佚线索，或指出作品误收，或说明歧本各有可取，或提示依托在所多有，都足启发思路，指点迷津。当然我因为一直做唐诗文本的研究，在个别问题上的看法容有不同。二十年前古籍无法检索，现在可以随意地检索数千典籍中的每一个人名和词语，当然在文本处理方面也可以更精密。但我始终相信，仅靠检索猎取文献的做法无法代替第一手地广泛阅读典籍，只有在融会贯通地阅读群籍基础上才能对学术有透彻的认知。钱先生的读书笔记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人勤勉读书、独立研究的典范，值得我们长久地学习和体悟。

本文作者陈尚君老师

                       　　　　　　　　　　　　 2012年3月18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刊《東方早報》201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