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宋代可以被看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段，所谓“宋代文学”就是这一时段内的文学。但实际上，只有专谈政权兴亡史的时候，可以限定在这样的时段，若涉及社会制度、宗教民俗、科技文化等其他话题，这时段的限界是经常会被突破的，当然突破到什么程度，要看各领域具体的发展情形所呈现的阶段性，不能一概而论。就文学领域来说，二十世纪以来的研究传统，是经常把唐朝和宋朝合在一起，称为“唐宋文学”的。这并不是把两个邻接的朝代简单地合并而已，它意味着一种考察的视野，事实上这种“唐宋”视野从宏观方面决定了我们认知宋代文学的总体图景。

一 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唐宋”视野

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学运动”，是我们划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界线，这“古典文学”一旦结束，就成为总结、考察的对象，开始时，它有责任给“新文学”提供源流，周作人先生就写过一部书叫《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与此同时，为了给“文学革命”提供历史依据、历史先例，从中唐延续到北宋的一次文体改革（主流文体从骈体变为散体）被胡适命名为“古文运动”，成了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古文运动”就把唐、宋联成了一体。当然，提到古典文学的时候，一般人都会首先想到“唐诗”“宋词”，而所谓“宋词”，本就起源于唐，所以专业学者的笔下，更多地采用“唐宋词”这样的表述。在史学界，兼治“唐史”、“宋史”两部断代史的学者不算太多，但在古典文学领域，在我攻读宋代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包括导师王水照先生在内，几乎所有的前辈都是兼习唐、宋的。总之，有许多历史的、人事的原因，使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保持了一种“唐宋”视野。

由于历史顺序是先唐后宋，所以“唐宋”视野对唐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没有其对宋代文学研究的影响那么显著。面对宋代的文学现象，我们习惯于上溯唐朝，去寻找形成的脉络。从方法论上说，这未必没有问题：宋代文学是从宋代社会产生出来的，还是从唐代文学发展出来的，或许也值得反思。不过，唐宋之间的一系列文学演变，在此视野下呈现得相当清晰，大致景观如下：

首先是诗歌，传统上就有唐音、宋调对举的说法，因为唐诗抒情性很强，形象鲜明，而宋诗喜欢议论，爱用典故，两者风貌不同，所以“唐宋诗之辨”一直是文学批评的悠久话题，钱锺书先生著《谈艺录》，第一条就展开这一话题，他说唐诗以“风神情韵”胜，宋诗以“筋骨思理”胜，已成定评。当然，前人重在辨析和体会两种诗风，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则要把两者之间的演变过程解释清楚。既然是演变过去的，那就要联系两个朝代的不同情况来加以考察，构画出一些阶段去进行说明。

其次是文章，上面已提及，中唐至北宋期间的“古文运动”，使主流文体从骈体转变为散体。虽然“运动”一词有过于现代之嫌，有些学者认为不合适，但在文体由骈而散的转变过程中，韩柳欧苏等文章大家表现出明确的自觉意识，他们列举出种种理由，来提倡散体“古文”，反对骈俪。为了突出这种自觉性，我们至今仍保存“运动”这一术语，而且这一“运动”从九世纪到十一世纪，延续了至少200年以上。

再次就是唐代新兴的宴乐歌词，当时称为曲子词，后来发展为宋词。这是宋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体裁了，但如上所述，专业学者往往称为“唐宋词”，比如吴熊和先生的名著《唐宋词通论》。确实，作为歌辞文学，绝大部分宋词填的是唐代就有的曲调，那些曲调怎么产生，与同样作为歌辞的乐府诗相比，词有什么特点，等等，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考察，是必须要上溯到唐代的。

以上是诗、文、词这样三种“雅文学”的体裁，此外还有“俗文学”，即戏曲小说的兴起。传统上，我们经常说“宋元戏曲小说”，因为对话本、南戏、杂剧的有关记载涌现于宋元时代，但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打开，使人们见到了唐五代时期的大量通俗说唱文本（一度被称为“敦煌变文”），这样，在俗文学方面，唐和宋又联在一起了，“唐宋视野”内出现了一种更大的演变走向，即中国文学的重心由雅转俗的总体趋势。

伴随着各种体裁的演变，文学作品的作者方面的变化也被关注到了，唐代犹多贵族士大夫，北宋后则以科举士大夫为主，南宋更有一些知识庶民参与写作。作者的主体部分，其身份由贵族而转向科举士大夫、知识庶民，根据这种社会阶层流动的事实，去解释“唐宋诗之辨”或“古文运动”，或者还有待更多尝试，但跟文学重心由雅转俗的总体趋势，却可以肯定是相应的。

总之，唐诗变成宋诗，骈文变成古文，词的兴盛，通俗文学的崛起，作者的身份变化：粗略地说，二十世纪学者对宋代文学的总体认知，从最基本的层面，可以概括为这五点。很明显，在这样的概括背后，有个“唐宋视野”，就是把唐宋两代联在一起，从文学发展、演变的角度加以把握的。通过文学史教学，这样一个总体图景作为基础知识被传授。

毫无疑问，在这个视野里，唐代文学的存在是影响到我们对宋代文学的看法的，假如我们暂时屏蔽唐，而专注于宋，那么宋代文学在我们眼里呈现出来的，可能会跟这个图景有所差异。就好像我们在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前，先已熟悉他的哥哥，我们未免以哥哥的面貌为参照去看这位弟弟，而没见过他哥哥的人就不会这样看。所以我说，作为方法论，这也许值得反思。尤其在今天，当我们谈论“宋学”的时候，有必要更多地考虑，如何在宋代社会的语境下阐释宋代文学。

“唐宋视野”的特点在于关注“演变”过程，如果相对静态地对举唐、宋来看，宋代其实也有相当显著的优势。比如，社会制度方面最受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对象，估计是科举制度，因为正是科举制度的逐步完善，使唐、宋两代作者的主要身份发生了改变。唐宋科举的核心是进士科，而进士科在此期间恰恰也经历了一种重要的转变：由“诗赋取士”转向“经义取士”。由于“诗赋取士”等于为社会设置了一个文学竞赛的公共平台，所以科举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历来颇受关注的。但是，科举制度在宋代，已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它是一种以考试方式来选拔官员的制度，因为是以考试方式，故向前可以联系到教育，又因为选出的是官员，则向后也联系到官制，而学校教育和文官制度的发达恰恰又是宋代社会很显著的优势，那么对个人而言，这三者前后衔接，就展现了一条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稳步上升的途径。所以，限于士的阶层来说，一个宋朝的年轻人已经可以走上跟今天的青年相似的人生道路：先去学校上学，学好了去考试，考上了就会有个职务，做得好便能升级……这个情形跟今天已基本近似。从社会治理的角度说，由“学校—科举—文官制度”配套而成的这种上升机制的建立，是非常巨大的进步。它向所有士人开放，提供稳定的出路。试想，有这条出路的时代，和没有这条出路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人生道路会有多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宋代可以和它以前的全部历史相区割，而跟我们今天（当代）相联结。我想，这也是我们重视“宋学”的意义所在。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上升机制呢？当我们讲一代文学的时候，指的是以作者、作品、时代三种要素为核心构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实际上展现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风貌。每个作品每个作者的情况，当然千差万别，各自特殊，但整体的风貌却必然跟人们的比较普遍的生活方式有关。传统上，大部分作者来自士的阶层，而宋代的士人拥有一条稳定的上升途径，这就使他们的人生道路整体相似，显得常规化。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大部分篇幅是由人物列传构成的，而自《宋史》以后，这些列传的形态就很相似，大抵是“某人，哪里人，哪年考上进士，然后担任什么职务，官至什么级别”，多数都是这样。但更早的史书列传，就不是这样的，以前能跑进史书列传的人，经常以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方式跑进来，颇具传奇性。大家都说司马迁的列传写得精彩，除了他的写作水平外，也因为他的传主本身登上历史舞台的方式都有点奇特，实际上那代价是多数人找不到出路，“没世而名不称”，留名于史的便都有一番“风云际会”的奇遇。由此，也会使整个社会都在羡慕、传诵和欣赏这种传奇性的出世经历。反过来，若有相对稳定的出路，则传奇性就会逐渐消退，而与宋代文学整体特性相关的一种倾向便显露出来，即所谓“日常化”。这“日常化”是专业学界谈论宋代文学时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下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二 从传奇性到日常化

我把“日常化”跟“传奇性”对举，先做个简单的说明。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设置了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这样一套逐级上升的机制，步履其间，只要没在某个环节被淘汰，平庸如我，也可以逐步获得优质教学资源，如期获取一个博士学位。如果没有机会进入这样的上升机制，某个人依靠各种寻师访道、曲径通幽，然后以特别的成就获得了某个机构授予的博士学位，那么他的这一段人生，就是各种“奇遇”联结起来的故事，就具有相当的传奇性。再进一步设想，如果一个社会缺乏健全的上升机制，那简直就是培养传奇性的温床。虽然传奇性是一个对文学写作很有利的因素，但社会治理水平的落后所带来的这种传奇性，既不可复制，也没有谁真愿意到一个缺乏秩序感的世界去历险。当然，我们前面说的常规化的上升机制，也是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在中古时期出现了门阀贵族阶层，教育和政治资源被相对集中起来，虽不公平，稍显有序。待科举制度设立，则常规化的程度大幅提高。到宋代，可以说这个机制基本成形。

在“唐宋视野”里，诗歌发展的顶点是“盛唐”。严格来说，这“盛唐”很难成为真正的史学概念，它本来就是一个诗歌批评的术语，移用于史学，大抵指唐玄宗领导的开元、天宝时期。此时贵族势力已趋解体，而“科举—文官”体制尚未完善，朝廷就成为宗室、外戚、宦官活跃的舞台，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显赫一时。这一点也不奇怪，秦汉以来常见的情形就是如此，因为这几类人最容易接近权力，只要朝廷在人才选拔上出了问题，他们一定趁虚而入，而且也会意图堵塞士人们正常升进的通道，从而使大部分士人不能循正常途径满足自己的人生期待，“盛唐”也因此成为传奇性登峰造极的时代。“盛唐”的代表性诗人李白，正可看成传奇性的标志，他的生和死都是故事，长庚入梦而生，长江捉月而死，其实来去不明；他在长安的出现也是一个传奇，贺知章一见面就呼他“谪仙人”，瞬间声名暴起。可以说，李白一身都是故事，一生都是传奇，他在一辈子怀才不遇中幻想着风云际会的奇遇，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是李白诗最显著的特色。

李白的情况可能比较极端，但唐代的科举之路确实过于狭窄，能走通这条路的士人不多，所以传奇性经历被这个时代所崇尚，流行于唐代的一种文言小说，名称就叫“传奇”。到了北宋以后，科举的录取人数年均超过了百人，于是我们看到大部分诗文作者都有了通过科举出仕的文官身份，他们的人生道路，随着“学校—科举—文官制度”的成熟而显得常规化。这情形看来也有利有弊：一方面我们感到宋代是最优待文人的一个朝代，另一方面宋代文人自己就慨叹“诗穷而后工”，日子太好过了，就写不出好诗。当然并不会因此便不写诗，实际上现存宋诗的数量是唐诗的好多倍。常规化生活状态下写作的诗歌，所谓“日常化”倾向，几乎是迎面而来的。

作为宋诗基本特征的“日常化”倾向，是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在其名著《宋诗概说》中总结出来的。此书由岩波书店初版于1962年，至1990年便重印了十八次，据说在战后向欧美一边倒的日本，唤起了文化的“乡愁”。吉川认为：“宋代人的生活环境，与中国此前的生活环境有划时代的变化，而与现代的我们比较接近。”可见他所说的“日常化”，是指宋人诗歌所描写的日常生活，至今仍延续到我们的周边，因此相关的感受，犹能为今人所共鸣。当吉川先生以杜甫、白居易为先驱，以欧阳修、梅尧臣为代表来论述“日常化”时，我们仿佛推见：如果要说“非日常化”，那就应以李白为最。很大程度上，“日常化”可以被理解为与李白的“传奇性”相反的倾向。

那么，“日常化”也就意味着“传奇性”的消失。我们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宋初“白体”诗人李昉、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此二人在宋太宗时期担任很高的官，做到正副宰相，他们互相唱和，学习白居易的诗风，成此百余首诗歌的集子。按身份说，他们对朝政负有指导、决策的责任，但从诗歌内容来看，并非如此。实际上，阅读这个《二李唱和集》需要很大的耐心，两位高官好像在有意逃避政治责任，利用尸位素餐而获得的闲暇进行诗歌唱和。这固然可以说贤于声色狗马，却决不能让人感觉到诗意盎然。除了偶尔出现安边无术、难报主恩等自谦之语外，他们唱和的内容无非是看书、抄书、生病、齿落、须白、喝酒、下棋、访友、栽竹、养花、喂犬、苦热请假等日常生活，还有移床向阳，卧床看书等细节，以及江南“麦光草”做的席子，一种稀见的海红花，诸如此类琐碎之物。这种诗歌形式的无聊日记，由于用语“浅切”，便号称“白体”，但白居易以诗歌干预时政的精神在这里荡然无存，充其量只是对白诗“闲适”一面的缺乏诗意的发展。他们在宋诗的起步阶段便充分展现了“日常化”倾向，但这是尸位素餐带来的平庸的日常。

这样说，目的不在于指责二李诗写得不好，而是要提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越来越常规化的人生道路上，在不得不倾向“日常化”的诗歌吟咏中，如何能够超越平庸？这个问题对现代人也有效，可以说，宋代诗人已经开始跟现代人一样地面对这个问题。有时候，他们写常见的意思，也要追求生新的表达效果，如惠洪《冷斋夜话》举例说：

造语之工，至于荆公、东坡、山谷，尽古今之变。荆公曰：“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皆谓之句中眼。

王安石和苏轼的这些诗句，确实都有很精彩的构思：不说月光皎洁、岭云浓重，而说月光把夜空变成了白昼，岭云把暝色分给了黄昏；不说诗人瞭望屋外的青山，而说山色破门而入，自己送进来；夜里赏花需要燃烛，却说燃烛是因为怕花睡去；从海边取了一块石头而已，却说带着此石就是带着东海走。黄庭坚借用禅宗的说法，把这种构思称为“句中眼”，犹如我们常说的“独具只眼”，常见的意思也因此被写出了新颖的效果。

不过这是少数诗人能够掌握的本事。从更大范围来说，宋人超越平庸的努力，往往体现为对价值的寻求，这就会得益于同时代文化的其他门类的发展。比如，“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哲理性、“无一字无来处”的学问化倾向，等等，都能帮助宋代诗人从平庸的日常中自拔，但那也就需要诗人密切关注政治、思想、学术等诸多方面的进展。许多诗人在体现出“日常化”倾向的同时，怀抱另一种价值追求，比如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论陆游诗，就概括出两个方面，一是对浙东乡村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二是始终不渝的收复中原之志，后者是陆游诗更被肯定的价值。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者和作品，是决不平庸的。下面我们从士大夫作者和通俗文学作品中，各取二例，考察其自拔于平庸的勇气。

三 苏轼与苏辙

宋朝是通俗文学兴起的时代，由于通俗作品不像士大夫的诗词文那样，具有明确的“作者”（著作权人）意识，其文本被随时改进以适应时需，所以我们只能谈作品，没法谈作者。而且，我们现在能够读到的多是元明以后的刊本，很难获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宋话本”，只能肯定某些小说是以“宋话本”为基础演变出来的。被当做高僧语录收到《续藏经》中的《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就是一望而知的一个话本，虽然目前能找到的最早刊本是明代隆庆三年（1596）所刻，但话本中的一系列故事，牵涉到南宋禅林的人事背景，许多细节不是明人能编出来的，它们一定是在南宋被开始编成，所以从内容上说，我推测这是一个南宋的话本。当然，具体文本，在宋明之间，有被改订的可能。

这是长期流行在杭州湖山之间的济颠故事的最早形态，但已经是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记录好玩的故事而已。济颠就是道济禅师，南宋禅林实有此僧，属于临济宗杨岐派，话本中出场的其他禅僧也多属此派，法系如下：

这张图里，多有杭州径山、灵隐、净慈等最高一级寺院的主持，可以说南宋中期的杭州禅林，本以此派为主流。但道济禅师虽也属于此派，却疯疯颠颠，喝酒吃肉，视戒律为无物，招致灵隐寺住持的反感，将他逐出。于是济颠安身于净慈寺，平日游行市井，与各式人物交往，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因为他的疯颠表象之下，其实掩藏着神通，所以留下一连串的传奇故事。

然而，话本的重点并不在叙述这些故事有多么神奇，它整体上要塑造一个济颠的形象，是不被正统佛教界所理解的破戒疯僧。这疯僧把他的同行们称为“贼秃”，不愿与之交往，其主要的支持者是“二十四太尉”（出场6名）、“十八行财主”，而所谓太尉，实是贵戚获得的武官身份，并不领导军队，成天都在市井之间游手好闲。南宋禅林的主流与科举文官的精英文化交融，走上了国家化、体制化的道路，但济颠却从主流脱身，发展出以贵戚、武官、财主和市民为主的社会关系，并在其中如鱼得水。这一点很有意思，他所在的世界与科举士大夫文化构成了雅俗对立，而这个世界的自我表达方式，就是通俗文学。中国佛教史上，随时都会出现个别反主流的疯颠僧形象，但通俗文学蓬勃兴起的南宋，才能养育出济颠这个疯颠僧的最高代表。在这个时代，围绕济颠的一系列故事被编制起来，形成通俗话本而流传至今。其所包含的荒怪神奇内容，固然显示了“俗”的世界在高度理性的士大夫主流文化压迫下的扭曲状态，但这个“俗”的世界的存在，及其自我表达手段（通俗文学）的渐趋成熟，使济颠不会像前代的疯僧那样被湮没。不难想象，因为反主流，济颠必在其生前付出高昂的代价，由此才会疯颠，但随着通俗文学的发展壮大，他的传奇性获得彰显。

上面举出的例子中，苏轼、苏辙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湖隐济颠的形象是实有的人物被传说化的，而花和尚可能完全出于虚构。他们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反主流”：苏氏兄弟以其大部分生涯担当了异议者和逐臣的角色；济颠宣称他不与“贼秃”为伍，呈现为疯僧的形象；花和尚如果就是鲁智深，则起初大概是低级武官，后来成为逃犯，不得不遁入宗教，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叛，又奇异地获得正果。

为什么要突现他们对抗主流的一面呢？让我们回到“日常化”的话题。前面说过，由唐而宋，社会治理方面的进步，使士人生活的世界中，“传奇性”逐渐消失，常规化程度提升，诗歌表达也因此带上“日常化”倾向。不过这种社会治理方面值得骄傲的进步，对文学创作来说也造成一定的困境，因为它确实会使大家都彼此相似，越来越缺少独特个性，而文学创作总是跟个性是否丰富有关的。社会进步带来的文学性缺失，是正常现象，就好像上古时期那么动人的神话后来消失了，一样的道理。通俗地说，就是日子越过越好了，但是诗意失去了。当然，那种由社会治理上的不完备、无序性而导致的“传奇”人生，是不可复制的，也没有谁会希望社会重新回到无序状态去。比如战乱时代经常文学发达，但总不能因此希望战乱吧？在拥有较高生活水准，并守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如何保持和丰富我们的个性，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宋人是世界上最早一群面对这个问题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个部分，以“反主流”的方式来应对困境。我们看到，无论是士大夫作者，还是通俗话本描写的形象中，都有“反主流”的例子，他们的人生因为对抗主流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收获的则是传奇性的回归。可以说，“反主流”使他们赢回了传奇性，而这是伟大的文学不可缺少的支撑。在越来越常规有序的世界中，反主流的思维方式、见解主张、人生态度以及行为，成了跟文学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因素，成为真正的文学性得以生长的新的土壤。远离众口一辞的世界，而彰显不屈的个性，无疑会有一点破坏作用，但在时移世易，破坏性影响淡出后，人们会记得一部传奇，成为人类精神遗产的一部分。这种精神遗产的丰富度，也印证着社会的宽容度和文化的多样性，牵涉到我们对有宋一代的整体评价。

当然“反主流”本身也不是目的，我认为其要旨在于保持个性。总体而言，社会治理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但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同质化、模式化，有精神贫乏的危险。另一方面，我们教育和文化的理想，却是尊重个性化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充分实现其个性化。这里有矛盾之处，宋代文人已经能启示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矛盾，我以为这是研读宋代文学的长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