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日藏孤本《群芳一览》是万历三十四年乡试录、三十五年会试录的选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反映出万历朝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的文风士习和朝廷通过科举以扭转风气的文教思想。所选试题及程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对万历朝的朝政、官风、士习、民生诸多严峻问题的焦虑与谋划。所选论、表、策各科举文体呈现出因时代剧变而形成的新的变异。

[关键词]考试录；文风士习；时务；科举文体

[作者简介]陈维昭，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清代稀见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7JZD04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元明清程墨评点与文论的关系研究》（项目号：15BZW103）的成果。

一

考试录是研究一个时代的科举制度、朝廷的考试思想、考官的评卷标准、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官场利益集团关系、经学与时务以及科举文体等的重要文献。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来，学界开始着手影印或点校整理古代（主要是明代）的考试录，如台湾学生书局编辑于1969年出版《明代登科录汇编》。中国大陆方面，宁波出版社于2006年至2007年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包括《会试录》（2007年）、《乡试录》（2010年）。此后有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所编的《中国科举录汇编》（2010年）及《续编》（2011年），龚延明先生主编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乡试录》（2016年）。这些考试录文献的出版，为科举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本文献。

当然，这些整理成果还不能囊括所有的明清考试录，天一阁所藏明代乡试录基本上为万历十年以前的。其他图书馆，包括海外各图书馆，万历十年之后的明代乡试录也极少。一些考试录至今仍未被发现，比如万历丙午、丁未考试录，其程墨虽然有一部分为一些程墨选集所收录，如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焦竑、王衡所编《新镌选释历科程墨二三场艺府群玉》选入万历午未乡会试程文三十篇，墨卷三十篇；茅维的《皇明论衡》选入程文6篇，《皇明表衡》选入程文7篇，《皇明策衡》选入程文31篇；《中国科举录汇编》收有《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但考试录本身至今仍未见其踪（除《河南乡试录》、《浙江乡试录》外）。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刻九我李先生评选丙丁二三场群芳一览》为万历丙午各省乡试与丁未会试的二三场程墨选集，不仅其所选程墨多有《艺府群玉》、茅维“三衡”所未选，而且它还选入了万历丙午顺天、浙江、山东、河南、广西等省乡试录的前序或后序、万历丁未会试录的前后序。它是一部万历丙丁乡、会试录的选集，由此选集，我们可以窥见万历丙午、丁未乡会试考试录之端倪。

《刻九我李先生评选丙丁二三场群芳一览》首页

内阁文库所藏《群芳一览》，一卷一册，万历间刻本，为日本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旧藏，为今见之孤本。该书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乡试和三十五年丁未会试的第二、第三场文选，分为论、表、策三部分。其中，论和表各11篇，策41篇。乡、会试考试录前后序7篇。该本为残本，部分内容有目无文。据目录可知，策部尚有山西乡试程文《治道》、云南乡试程文《纪纲》、《设官》，陕西乡试程文《士道》、《经学》，贵州乡试程文《诏令》、《议法》、《建官》、《议论》，四川乡试程文《吏治》、《谨始图几》，福建乡试程文《博学笃行》、《诏令》，广东乡试程文《春秋》、《国是世风》，广西乡试程文《用才》、《君心》、《守法》等篇，均未见正文。

晚明之科举用书，有不少署名为李廷机编选或注评者，其真伪待考。李廷机为万历丁未会试之知贡举，汇编会试录与各省乡试录，自有其便利之处；《群芳一览》之选文特重万历之朝纲，于“人主批答”、“台省空署”诸事尤三致意焉。鉴于此，此书之编注者为李廷机之可能性甚大。李廷机（1542-1616年），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晋江人。贡入太学，顺天乡试第一，万历十一年会元、榜眼，累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廷机遇事有执，尤廉洁。然性刻深，亦颇偏愎。万历三十五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给事中王元翰等力攻之，廷机求罢乞休，帝屡诏勉留，乃屏居荒庙。至万历四十年，疏已百二十余上，乃陛辞出都待命。《明史》称：“辅臣以齮龁受辱，屏弃积年而后去，前此未有也。”著有《通鉴节要》、《李文节集》。《明史》有传。李廷机之选编《群芳一览》，既呈现丙午、丁未乡会试之概貌，也体现了他对万历朝日益尖锐、严峻的政治、社会问题的特别关注。

二

此书选入孙如游^①《顺天乡试录后序》（主考为吴道南）、蒋孟育^②《浙江乡试录前序》、彭遵古^③所撰《山东乡试录前序》（副主考张汝霖）、吴亮^④所撰《河南乡试录后序》（主考官卞承宪）、张鹤腾^⑤所撰《广西乡试录后序》、杨道宾^⑥所撰《会试录序》、黄汝良^⑦所撰《会试录后序》。考官的考试思想、文章观念有时与朝廷保持一致，但有时却更多地体现考官自身的选择或意图而与朝廷功令产生一定距离。故考官不一定代表朝廷（如隆庆戊辰会试主考官李春芳），我们必须对这一点予以重视。

《广西乡试录后序》首页

《山东乡试录前序》首页

《会试录序》首页

纵观这部《群芳一览》，其所选考试录的序文直接向皇帝负责，传达的是朝廷对科举考试的基本思想。故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大都强调两点：一是尊经忠君，二是文风雅正。尊经忠君是旨归，文风雅正是途径，也是表现形态。这种考试思想与礼部的观点相一致：

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唐文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宫，俾知趋向。”因取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⑧

文风关乎士习，士习关乎国运。——这一基本观念贯穿了宋代以来历代官方的文教思想之中。礼部提倡纯正典雅的文风，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的“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矱”的士习。隆庆以来，士习文风一直令主流文化担忧。这种风习在生活上追求适性逍遥，在文风上追求奇险诡异。顾炎武把这种士习文风视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这种风习在万历年间引起了官方的高度重视，礼部试图通过科举的形式，以中式文字为准则，去改变那种崇尚新奇、诡异、险僻的文风。

礼部这种思想在万历丙午、丁未考试录的前后序中得到了响应。彭遵古说：“高皇帝黜百家，尊孔氏，非先儒之说不列学宫，至严也。属高奇之士，抉拾云贝，摽入伦常，脱化庸言，悉归玄悟。致经持世道者，焦心蒿目，三令五申而颓波日倾，流风尚煽。于制为倍上，于学为倍师。倍不可长，必且为逼；逼不可极，必且为夷；夷不可常，必且为替；替不可居，必且易置，而纲纪凌迟矣。”^⑨指出不独尊儒术就会纲纪凌迟。张鹤腾说：“文章政事原出于一，今划然出于二，士自二之耳。击钟食鼎之心，即绳枢瓮牖之心，士自一之耳。然则诸士持此心供国家用，兢兢在今日矣。今日而兢兢犹恐不继，今日而纷侈以明得意，将何底也？下则利靡势掣，伍于俗吏；中则爱鼎羶名，托炎寒之界以工揣摩；上者鸣凤可仰，而闪烁叵测，柱石可凭，而鳞甲难遇。夫下者弃之，中者疑之，其上者则近世所称豪杰士也。”^⑩对文章、政事划然为二、学与用相分离的士习深为忧虑。黄汝良指出：“先是，士习日颇，所为制举文往往折言破道，鲜雅驯。”¹¹点明了文风折言破道、士习日颇之间的必然联系。丁未会试主考官杨道宾说：“今天下议论多矣而实效鲜，声誉盛矣而实用疎，礼节烦矣而实意衰，文具张矣而实惠未究，病在心弗眞耳。眞则无所不实，诡则无所不饰。一谓之饰而诸绪纷起，始觉多端。”“盖人之最眞而毫不可饰者，心也。画之笔而邪正符，吐之口而瞭眊符。眞则必形，况矢口肆笔以成文？则又何所不符。故文而衷言，未有不似其人者。文而貌言，未有似其人者。衷言眞也，貌言诡也。国家以文取士，正谓观人莫详于此。不虞文之敝至于今，且诡而入于邪也。然臣窃有怪焉。正文体之功令不啻详矣，官师之告戒，父兄□程督，亦且谆谆矣。然而令弥严，悖弥甚，何也？夫朴售而后雕者朴，雕售欲使朴之无雕，不可得也。士射雉不爱亡矢，走数千里，冀获售耳。顾所录不如所示，轶越者见功，墨守者靡效。退而与官师父兄有后言，是主司先以不信，令其何以教士信？”¹²言实不符的伪饰之风是因为迷失真心。杨道宾指出，官方“正文体之功令”如此详尽，结果却是“令弥严，悖弥甚”。他一针见血地点出，文风悖谬者之所以能得“售”，有司（考官）负有重大责任。

通过科举的机制去扭转“日颇”的世风，成为许多士大夫的共识。顺天乡试副主考官孙如游强调为臣的“立朝之谊”：忠君。“臣所取诸士之文，率皆循循雅正、阐晰经术。其诸畔经吊诡者必黜，宁抑��不羁之士，毋宁使大一统之世以异学为同文玷，且令��不羁者知有适从，臣所为取士而因端士习者惟此，亦以广圣明、举直错枉，能使枉直之□□德意焉庶几哉！醇儒辈出，斌斌济济，偏于多方。盖天之兴起文运，自首善地风之矣。”强调尊经雅正之文风。浙江乡试主考官蒋孟育也说：“充然实学则思理有余，何横溢于异说？取材博，何旁借于他书？其文自轨于正，惟正可以得实。故神骨色理，无不相入，而緫极之于式。”¹³山东乡试主考官彭遵古称所录之文“宁拙毋伪，宁野毋罔”，科举的方式是“收之言语文学之间，责以德行政事之用。”他阐明了文与道的关系：“夫征文学于德行，不能也。缘德行而出之，则邃矣。窥言语于政事，不能也。条政事而拟之，则章矣。”¹⁴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主考官们如何力挽狂澜，但也透露出颓蔽之风已具蔓延之势。

作为这种文教思想的逻辑延伸的，则是崇质抑文的文章观。考试录序文提出科举的目的在于致用，而非文辞。孙如游认为：“当开创之初，元气始合，故多质。质渐趋而文，文盛不已，辄极思以见奇。奇不能胜，爰吊诡以求异，遂至支离牵附，义悖辞淫，弊极矣。”这种由质趋文、文盛思奇、最终走向吊诡求异、义悖辞淫的怪圈随着改朝换代而不断地在历史上轮回着。而在这批考官看来，科举的目的就是挽颓风于既倒。蒋孟育说：“言必畏圣，学必茂实，优游而待年，充拓此心，可以一世路，尝之埆利，约束之职业，澹定专一以坚其器，俯仰取证以庖其撰¹⁵，而铉之以忠爱，则言而有诚与物，是臣得士。”蒋孟育强调的是尊经崇圣，学以致用的学风。¹⁶张鹤腾说：“窃惟我国家取士，经制甚密，功令甚严。无非欲得眞才，以适缓急用，匪徒取一时帖括之文，为世嚆矢，特藉文以窥士心耳。”¹⁷张鹤腾强调了科举的目的是致用，是选拔具备政务能力的士子。黄汝良指出质之所以重要，在于“于用效也”。他说：“盖臣幼业铅椠，见先辈制举文率质实少华，勿论洪、永草昧，至如成、弘盛际。于是竖鸿致远之士，差肩接武，而其文犹不胜质，求一神奇要眇语不可得，然于用效也。今之能为神奇要眇者，抑何多也？神奇之上复有神奇，要眇之内复有要眇。试与今之操觚稚子语成弘间文，鲜不伧父嗤之。然至国家欲肩任一事，动叹乏才，是于用未必效也。昔之才，才于用，未必才于文；今之才，才于文，未必才于用。”¹⁸通过科举的机制去录用真正的有用之才：“兹臣与诸臣试士，其违制者，遵新例斥出之。不违而无所见才者，置之。遵制而才者，则喜而亟收之。”¹⁹

但是，这种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现实？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使文章与政事、与人格合而为一？《明史·选举志》指出：“启、祯之间，文体益变，以出入经史百氏为高，而恣轶者亦多矣。虽数申诡异险僻之禁，势重难返，卒不能从。”²⁰可见积重难返，颓败之势已不可逆转。

三

明清的乡、会试的第三场和殿试均试策。策问的出题包括“君道、臣道、事功、用人、理财、人品、士风、书史、兵政、时务等题”²¹。从历史价值看，乡、会试的第三场和殿试的策试提供了各个历史时段的“时务”。主考官出于解决现实时务难题而设计策问，并要求考生直陈己见，不必顾忌。李衷纯甚至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把策视为明代可以垂不朽的一代之文。他说：“昭代若兼三季（指元代若兼有汉、唐、宋三代的特点——引者），然明经而至举子业，不过腐儒糟粕，小儿嗄飰。语、诏、诰、表，虽沿词赋之遗，无当实际，皆朝取青紫，夕覆酱醅矣，乌足垂世？惟是制策，所问有不自黼扆宫壸以迨人才礼乐、边陲河渠、钱谷刑狱三事之所平章、六曹之所职掌者乎？射策所对，有不淹古贯今、导利规害、识若观火、画若破的以箴主德、赞国政、襄民瘼者乎？即非世务而谭理学子史，有不剖一人独见、抉千古疑奥、为木天石渠之秘解乎？故揽一策而一朝时事可稽也，揽群策而累朝故实可考也。盖视汉策尤鸿巨与金匮所藏正相表里。不朽之文，要惟此耳。岂明经、词赋可仿佛乎！”²²尤其是出自考官的策程文，其意义非同一般。茅维的《皇明策衡》所选均为考官之程文，对此，冯梦祯说：“其程士之篇出于馆阁巨手、命世高流者，率十而三四。盖其识精学博、练世久而运筹熟，故矢口纵笔多中窽。”²³黄汝亨也说：“一人之笔而可以罗千古，苞众智，与亿万之变，庶几可施于用者，无如主司之自为程策而冠诸录者。何者？其所对之人即所问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贮，为生平之所得力而胜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章，施于当世，亦成用。……要皆杰识匡时宏文，托志书生之所窘，俗吏之所疵，腐儒之所拘，参伍以变，会通其观，古可以适于今，今可以程乎古，仪、秦失其辩，司马、诸葛失其智，皇王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纪，具在焉。”²⁴馆阁巨手身当其事，其程文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包含着一定深度的、较为成熟、可应用于世务的时务策。其程文本身即是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谋划。

《群芳一览》的策论也反映了当时的朝政、官风、士习、民生。万历朝几件重要的政治事件都被考官以试题的形式予以讨论。

首先是“人主批答”的问题。自万历十六年起，神宗一方面长期不上朝，另一方面则以选择性的留中不报的方式对待士大夫群体的某些章奏，由此引起了朝廷内外长期的不满。万历二十年起，已有大臣公开指责万历皇帝“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²⁵。此后，面对大臣的恳请或指责，神宗依然根据自己的制衡策略，对有关早建国本、朝廷的党争、内阁大学士的罢归的章奏往往批以“不报”。而面对神宗的“留中不报”，大臣的指责则越来越尖锐。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上疏，极谏时政阙失，指出“三轻二重”现象（即“部院之体渐轻”、“科道之职渐轻”、“抚按之任渐轻”、“进献之途渐重”、“内差之势渐重”）又指出万历帝“平日成心有四”：好逸、好疑、好胜、好货。

然而，如此激烈的措辞依然不能改变上下壅隔的现象。顾宪成说：“国家之患莫大于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禄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则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报，则壅在上。壅在下则上孤，壅在上则下孤。之二者皆大乱之道也。伏见我皇上聪明睿知，方轨三五，然而御极以来，二患递见。何也？说者以为下不自壅殆有为之上者然，上不自壅殆有为之下者然。溯丁丑纲常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馆，遂迁怒于执简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以他事获罪，不以言获罪。至于迩年，且欲并邸报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变，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变，公论郁焉而忽畅，又足以发明我皇上之果未尝有负于天下，天下之果未尝敢有负于皇上。卒之伸者仍屈，畅者仍郁，又足以发明致壅之由根深蒂固，非一时所得而猝拔，宜乎论世君子信仰江陵、四明之间，益不能不三太息也。”²⁶

关于万历朝神宗御览时所批示的“报闻”与“不报”，蔡明伦教授有专文讨论，指出神宗御览奏疏时所批示的“报闻”与“不报”，体现了万历政局和皇权制衡等问题；体现了晚明士大夫的政治价值观；这过程中也孕育着晚明的“非君”启蒙思潮。²⁷万历帝对章奏之“不报”的批示于万历二十年开始大量出现，在《万历邸钞》中，万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三十四年是“不报”数量最多的年份。

李廷机自万历三十五年入阁即屡遭弹劾。他决计引归，四年间上了120多道《乞放疏》。至第123道疏，李廷机说：“廷机奏数穷情迫、哀恳圣怜事，臣自戊申年四月二十一日告休致，祗候圣旨，至于今日，凡历四年……凡一百二十三疏矣。臣与王锡爵、朱赓同时被论，赓死四年，葬三年矣，锡爵死一年矣。……今未死未去，独臣一人矣。臣虽不肖，未必尽出二十余人之下也。臣之志可怜也，皇上不怜臣，谁怜臣者……乞即批臣此疏，准臣以老病致仕回籍，臣不胜感戴天恩云云……”²⁸该疏得到的仍是神宗的“不报”之批。对于神宗的“留中不报”，李廷机有深切之感。这样，对于丙午各省乡试和丁未会试中涉及“人主批答”、“君臣遇合”、“官署空缺”的程墨，他都选入《群芳一览》之中。

在万历丙午《河南乡试录》中，相比于主考官卞承宪序文之空泛，副主考官吴亮的后序更引起李廷机的注意，被收入《群芳一览》中。在后序中，吴亮说：“藉令一不戒而辨志弗蚤，从怀若流，其卑訾者，竞锥刀，斥田舍，仰附逐欲，左右望而罔利；其豪鸷者，武断枉直，阴持短长，借气势为枢机，结冰于胸臆。又有习为旷达、摽尚风流者，挥尘课玄，衘杯乐圣，探赝鼎于秦汉，袨奇服于晋唐。士之多岐，于斯为甚！……故曰志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至于志富贵而患得患失，无所不至矣。”²⁹吴亮对于颓败的士习文风深有忧虑。其父吴中行即以“直声震天下”³⁰。吴亮于万历三十七年编成《万历疏钞》。有人认为：“是书若将万历时疏全载，则可备一朝实录。今以东林人选东林人疏，仍是一家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论。或谓其中亦有不东林者，谓何？曰：‘选其与己合者以自助，正欺世之诡术耳。’若品评人物之论，必皆出自东林。”³¹尽管如此，此书毕竟保留了一份历史的真实。钱一本指出，奏疏之难有三：“曰招君过而不隐也，曰彰国失而不讳也，曰逢被言大小诸臣之瘅怒恐毒痛怨恨及其子孙而莫可以赎也。”³²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奏疏的真实性。

在《群芳一览》所选程墨中，正面讨论人主批答的是湖广乡试。湖广乡试之论题是《人主以知人为贵》，表题是《拟上遇灾修省诏释采榷以来逮系诸臣二十余人廷臣谢表（万历三十二年）》，策题则是《人主批答》、《君臣遇合》。四题均切入了万历朝严峻的政治社会问题。

在《人主批答》一题中，主考官张邦纪问道：“批答者，百司庶府咽喉所系也。而今何如也？自帘陛峻绝，群臣累岁不得闻声，所赖疏瀹上下之情，联合主臣之脉，独此批答一窍。乃曩古朝拜疏而夕报闻，今则濡滞数月不下，甚且沉阁竟不发矣。夫此章奏也者，皆系策国机宜，人材是废。裁决稍缓，已怫当机，况复留中，立睹偾事。天下宁有咽喉已闭，呼吸不续而众体能效其纲维，寿命能保其延长者？”这简直是将万历帝游街示众，树为众矢之的。而考生也毫不含糊：“至我皇上……迩来深居崇摄，不复延见羣臣，羣臣终岁不得一瞻天表。一切机务厪厪禀受于批荅一脉，今并此批答亦留滞不时发矣。留滞不已，渐成寝阁。寝阁不已，渐成闭塞。下虞其塞也，切切焉抱咫尺之牍以救之。上虞其䀨也，汲汲焉操重关之键以塞之。下几幸其旦夕之开，不惮反复以牖之。上掩覆其留滞之故，间发一二以饰之。或有自外而塞者，无论其轻重，㮣闭之使不入。或有自内而塞者，无论其甘苦，㮣匿之使不出。或有惧其将通而百计旁挠之者，狎邪之说中，而弥坚其塞矣。或有安于不通而一味故塞之者，锢蔽之形成，而难冀其开矣。嗟乎！批荅一窍，将人材登废，生民愉惨，胥橐钥于此。又大之而天命予夺，人心离合，胥萌蘗于此。人主奈何使之常塞而常不通也哉！”这与吴亮《万历疏钞》所选诸文同一声口。

张邦纪曾经在为他的老师沈文恭奏疏集《敬事草》作序时说：“神祖神圣卓越百代，深宫端拱，百官不得瞻望。而万机独裁，章疏停阁十而七八，故九列台省与诸司责秉钧者之回天何啻十目十手！当是时，国家急务，内而储宫未建，外而采榷中使，骚动四方，言者皆得罪。”³³“人主批答”的问题一直令他焦虑。在为其师高举（字鹏程）《西台疏草》作序时，专门抒发“言洵难矣”，不仅要敢谏，而且要善谏。“不欲学痛哭流涕之激而忠愤并于贾生……心务以舒徐讽谏成天下之事而不居吾名”，“夫言非难也，苟不关天下国家之大计尝试而漫言之，即关天下国家大计而徒以意气恐赫于人主之前，无论其济不济，下言津津，上听默默；下言娓娓，上听轰轰。如是而安取于言哉？”“故逆鳞之批难之自昔，然无有如今日者。主上英明独断莫测恩威，每一疏入，多阁不下。即下矣，或不即听。”这种感触在他所出的湖广乡试试题，就成了《君臣遇合》一题。

应天乡试（主考官冯有经、傅新德）五道策问《纪纲》、《灾异》、《忠孝》、《用人理财》、《克己》，有四道与万历朝之朝纲直接相关。五篇策问，从朝纲至自然与人事之征应、臣子处上的态度、关乎国运民生的用人理财到一己之修齐，体现了考官的良苦用心。《纪纲》针对“迩来士横民顽，卒哗谞猾，诸罔法不具论，即号荐绅家，寮宷长属，间畀乘尊。下于上，浸以凌替，似非盛世所有”的现象发问，《灾异》针对“近岁以来，灾异屡见”的现象发问，《忠孝》针对“今圣明在御，严重难犯，批鳞直谏之士，无所閟其口”的现象发问，《用人理财》针对“迩来中外多故，缺竭是虞。大冢宰补牍而陈，大司农持筹而叹。……人与财昔饶而今匮”的现象而发问，《克己》针对“世衰道微，机锋駴作。家立门户，人树藩篱，甚至公示公溥而阴惨尤甚”的现象发问，都具有鲜明的“时务”导向。

而策对的程墨（五篇策对，有二篇标明为墨卷，三篇未标明是程是墨）则一遵科臣“直言不讳”呼吁，目光如炬，鞭辟入里。如《用人理财》篇，指出明朝并非无人、乏财，但“迩年以来，内外大僚，寥落晨星。台省诸员，强半空署。或以一人摄数篆，或以一差兼数年。处处皆虞代庖，人人久苦积薪。加之九塞飞书，诸司积案。老库将竭，京粮告罄。”“用人之与理财，既已相反矣。而用共人之与用私人，又自为相反。卿寺之缺，台谏之缺，监司守令之缺，无虑数百员，悉束之高阁。乃城狐社鼠，一称意则拥传握符，被蟒围玉，颛行而不报也。理财之与用人，既岐而二矣。而理公帑之与理私藏，又自岐而为二。狂哱之费，倭播之费，河工典礼之费，垂及二千万，悉委之尾闾。乃封椿、景福，一请发则褎耳不闻，沃石不入，屯膏而不下也。而犹未也，私人之间共人不已。于是用人之祸，且转而移之乎理财。”“今四方珠玉金银之未至者，中官以敲肤剥髓而求之；已至者，皇上以琼宫宝库而藏之。其贤人俊乂之未至者，以山陬海澨而弃之；已至者，以犬马草芥而蓄之，不当意则以鬼薪狱累而处之。” 关于寺卿、台谏、监司等职位之虚缺现象，张养蒙在万历二十四年所上章奏中的“三轻二重”已经指出：“部院之体渐轻。或虚其位而不补，或用其人而不任。如冬官一曹，亚卿专署，已为异事，乃冡宰何官，数月虚位。”³⁴而填补卿寺、台谏、监司、守令之职能的则是渐重的“内差之势”。如此异乎寻常运转的国家机器必将导致政权的衰竭。《群芳一览》及《皇明策衡》均未标明此文是程是墨，但从其对时政之深切了解，此文恐怕出自主考官冯有经之手。

五篇策问及策对，尖锐地呈现万历朝之痼疾，病入膏肓。这对我们认识万历朝之政治、社会、财政、道德、士风民心及其对明朝命运的影响，具有最为直接的史料价值。

四

《群芳一览》同时也是一部二、三场科举文选，其所选之文大多体现了论、表、策的一般特点。例如丁未会试论题《先自治而后治人》，引入《大学》关于君子有“絜矩之道”、引入《尚书》的“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以阐明治人与自治之间的关系，重点归结到一个“信”字；再以管仲为反例，去论证“信”之重要性。《指南录》曰：“论以识见笔力为贵，纵横变态，如节制之兵，愈出愈奇，攻击辩难，如汪洋之水，渐流渐远，此识见笔力之最高者。”³⁵这篇程文正是纵横古今，出入子史。但该书所选之论、表、策文又或多或少地传达出万历朝的时代信息，呈现出万历朝科举文体的自身特点。如丙午顺天乡试的论题为《感悟须尽诚敬》，《艺府群玉》选入经魁沈圣岐之文，重在臣道。而《群芳一览》则选入程文，既重臣道，更重君道，全文以此数语为结：“故积诚积敬，臣宜以此格主，君不宜以此概臣直。谋议必从，谏行言听，斯足贵耳。乃猛忘雄猜，纵临变而不悟，而悔悟之萌多出于长驭远驾之主，何也？胸襟自迥也。故知有人君之度，然后可以君天下；亦惟能受直言，而后不失为人君之度。”这种论君道姿态与语气、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文风大约只能出现在万历朝。一些文章，如所选之《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应天乡试程文，则体现了万历朝崇尚心学的时代特点。

表文本为颂圣尊君、展示文彩的科举文体，《指南录》曰：“作表之法，大概宣上德、达下情而已。宣上德以尊君为主，达下情以抑臣为主。然其尊君也，必于颂美之中寓规讽意，而规讽之辞则又贵乎温。”³⁶但《群芳一览》所选之程文同样体现了自己的时代特点。该书选入丙午顺天程表《拟唐房玄龄魏征〈论帝王创业守成之难〉，上各嘉纳，仍谕玄龄等以守成当慎，谢表》，从总体上看，该表文体现了颂圣尊君的一般特点。但是，表题本是唐太宗“谕玄龄等以守成当慎”，表文却写成房玄龄希望皇上守成当慎：“天难谌，民难驭，曷以凝命握符？欲易纵，势易骄，胡然体元居正。……临宵小媚子，常切城狐社鼠之防；处深宫曲房，俨若虎豹貔貅之御。”其规讽已近乎告诫。这仍是体现了万历朝的政治氛围。

总之，科举文体的成规在万历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出现了种种变异，《群芳一览》为我们研究晚明科举文体之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

本文作者陈维昭教授

注释

^①孙如游（1549-1625），字景文，号鉴湖，余姚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累官礼部右侍郎，光宗时进礼部尚书，熹宗时以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卒于天启五年，赠少保，谥号文恭。

^②蒋孟育（1558-1619），字道力，号恬庵。同安金门浦边人。万历戊子、己丑联第进士。历官右赞善、左谕德、南京国子监祭酒、南吏部侍郎。万历四十一年卒，谥文介，礼乡贤。有《恬庵遗稿》。

^③彭遵古，号熙阳，湖北麻城人。万历十四年与其兄彭好古同榜进士。历任知县、御史、佥事。

^④吴亮（1562-1624），字采于，号严所。常州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小卿。编有《万历疏钞》。

^⑤张鹤腾，字元治，号凤逵，颖州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户部陕西司郎中、云南副使。

^⑥杨道宾（1541—1609），字惟彦，号荆岩，谥文恪，福建晋江人。万历四年举人。十四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三十三年升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充经筵讲官。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文恪。有《杨文恪公文集》。

^⑦黄汝良（1562-1647），字明起，号毅庵，福建晋江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任东官日讲官、礼部尚书。有《河干集》、《冰署笔谈》。

^{⑧20 25 3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89页，第1689页，第6315页，第6123页。

^⑨14（明）彭遵古《山东乡试录序》。

^⑩17（明）张鹤腾《广西乡试录后序》。

^{11 18 19}（明）黄汝良《会试录后序》。

¹²（明）杨道宾《会试录序》。

^{13 16}（明）蒋孟育《浙江乡试录前序》。

¹⁵原文此處脱二字，據《恬庵遺稿》補。

²¹《学府秘宝凡例》，（明）周延儒辑、贺逢圣注《两太史评选二三场程墨分类注解学府秘宝》，顺治间周氏大业堂刻本。

²²（明）李衷纯《皇明策衡序》，（明）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²³（明）冯梦祯《策衡序》，（明）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²⁴（明）黄汝亨《皇明策衡序》，（明）茅维《皇明策衡》卷首，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²⁶（明）顾宪成《万历疏钞序》。（明）吴亮《万历疏钞》，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6a-7b页。

²⁷蔡明伦《“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²⁸（明）李廷机：《乞放疏》，（明）李廷机《李文节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第702-703页。

²⁹（明）吴亮《河南乡试録后序》。

³⁰（明）张廷玉等撰《明史•吴中行传》，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999页。

³¹吴亮所编《万历疏钞》万历三十七年刻本在“选刻姓氏”之末有此后人批语。

³²（明）钱一本《万历疏钞序》，吴亮《万历疏钞》卷首，万历三十七年刻本，第1a页。

³³（明）张邦纪《敬事草序》，《张文懿公遗集》卷二，明崇祯十七年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5 36}（明）吕五音、夏锡畴选评《举业瑶函》论部，崇祯三年刻本，第1a页，第3b-4a页。

（本人原刊于《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