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明代中叶诗坛，杨慎诗学展现了超越流派或门户见识的独立个性，具有某种融通和涵容的倾向，而凸显其中的诗史意识与知识观念成为重要的标志。这具体表现在，其既注意分别诗歌历史演变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落差，尤其是区分唐宋两个不同时代和有唐一代不同阶段诗歌的价值差异；又着眼于诗歌历史存在的具体而真实的样态，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多元性及个别性，包括深入梳理唐宋诗歌、有唐不同阶段诗歌之间的历史联系，辨识宋诗和中晚唐诗的特色之作，以及面向唐代而追溯六朝，强调六朝与唐代诗歌之间承续和演进关系。与此同时，他视诗人必要的知识涵养为规范诗歌创作的有效途径，甚至将诗歌当作表现或释放诗人知识涵养的特殊载体，注重诗歌的知识化形塑过程，以及诗歌融合知识成分的艺术经营，从中也显示其诗学中知识观与艺术观的彼此结合。

【关键词】杨慎  诗学  诗史意识  知识观念

在明代中叶诗坛，杨慎是位颇具个性色彩的诗家和论家。他曾受业于在政坛和文坛富有影响力的李东阳，生平肆力古学，博览群籍，《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相较于明代中叶诗坛有着流派或门户背景者，杨慎则并未表现出十分明确的派别立场，清人沈德潜即指出，“杨用修负高明伉爽之才，沉博绝丽之学，随物赋形，空所依傍”，“李、何诸子外，拔戟自成一队”。这一特征也不同程度体现在他的诗学思想中，尤其是与时代接近的李、何诸子较为偏狭和专一的复古立场相比，杨慎论诗则具有某种融通和涵容的倾向，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显示超越流派或门户见识的独立个性。特别是凸显其中的诗史意识和知识观念，格外令人关注。这表现为，他既注意分别诗歌历史演变的时代性和阶段性落差，主要在于区分唐宋两个不同时代和有唐一代不同阶段诗歌的价值差异，以至在总体上作出“宋诗信不及唐”和置初盛唐诗于上位的价值判断；又着眼于诗歌历史存在的具体而真实的样态，揭示蕴含其中的复杂性、多元性及个别性，包括深入梳理唐宋诗歌之间、有唐不同阶段诗歌之间的历史联系，辨识宋诗和中晚唐诗中的别具特色之作，以及立足唐代而上溯六朝，强调六朝与唐代诗歌之间承续和演进关系。与此同时，他将诗人必要的知识涵养作为规范诗歌创作的有效途径，主张“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重视诗歌知识化的形塑过程，以及诗歌融合知识成分的相关的艺术经营。

杨慎画像

一、面向有唐而追溯六朝

论及杨慎的诗学思想乃至诗歌创作，今人或习惯上将其归入六朝派。实际上杨慎对于六朝诗歌的重视，早已为明清以来的文人所指示，如胡应麟云：“杨用修格不能高，而清新绮缛，独缀六朝之秀，合作者殊自斐然。”钱谦益云：“用修乃沈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其意欲压倒李、何，为茶陵别张壁垒，不与角胜口舌间也。”又《四库》馆臣评曰：“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不管如何，从杨慎本人的文学经历来看，其关注六朝诗歌也确是事实。杨慎《华烛引》诗前小序述及，其友张含曾诵梁简文帝萧纲《对烛赋》“碧玉舞罢罗裳单”句，“叹其警绝，而惜其非赋体也”，因嘱杨慎“增损其辞”，成《华烛引》一诗，含遂为杨慎此诗和《又别拟制》一篇作跋云：“六朝、初唐之作绝响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尝云：《三百篇》首雎鸠，六义首乎《风》。唐初四子，音节往往可歌。而病子美缺风人之义。盖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萤》诸篇拟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太史公增损梁简文《华烛引》一篇、《又别拟作》一篇。此二篇者，幽情发乎藻绘，天机荡于灵聪，宛焉永明、大同之声调，不杂垂拱、景云以后之语言。”杨慎《华烛引》和《又别拟制》二诗之所以“宛焉永明、大同之声调”，应当得自作者对六朝诗歌的青睐，虽或只是受友人嘱咐而于梁简文帝赋“增损其辞”，但倘若无意六朝之作，绝不至于如此用心去仿拟。对于何景明作七言歌行《明月篇》和《流萤篇》，杨慎曾云：“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馀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体味其意，他对何景明“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颇有微词，意谓何氏《明月篇》、《流萤篇》终不如其拟杜之作，原因即在于其独重杜诗而忽视六朝、初唐诗歌。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将杨慎归入六朝派的单纯的派别划分，尚不足以准确认识他的诗学立场。先看杨慎《选诗外编序》的陈述：

诗自黄初、正始之后，谢客以排章偶句倡于永嘉，隐侯以切响浮声传于永明，操觚辁才，靡然从之。虽萧统所收，齐梁之间，固己有不纯于古法者。是编起汉迄梁，皆《选》之弃馀，北朝、陈、隋，则《选》所未及。详其旨趣，究其体裁，世代相沿，风流日下，填括音节，渐成律体。盖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无所取。然以艺论之，杜陵诗宗也，固已赏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天宝、开元之滥觞也，独可少此乎哉？

《选诗外编》“分为九卷，凡二百若干首”，为杨慎本人所汇次，其曰是编所录或是《文选》之“弃馀”，或为《文选》所“未及”，显有拾遗补阙的用意。但这还不是其编纂此书的根本动机，是编汇辑的主要是“六代之作”，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编者对待六朝诗歌的态度。以为“六代之作”的“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然“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天宝、开元之滥觞也”，可谓要害之论，反映了杨慎编纂的核心意图，而支撑这一意图的则是编者明显的诗史意识。研究者注意到，宗尚六朝尤其是嘉靖之初以来呈现的变化动向之一，合观当时诗坛，其中如徐献忠、沈恺等人又相对注意对六朝与唐代诗歌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从溯源的角度揭示六朝诗歌影响唐代诗歌的历史意义。但比较起来，在此问题上杨慎的立场更为清晰，发声更为强烈，同时也愈益彰显他对六朝与唐代诗歌之间承续和演进关系的强化。有关于此，还可注意杨慎在《选诗拾遗序》中所言：“汉代之音可以则，魏代之音可以诵，江左之音可以观。虽则流例参差，散偶昈分，音节尺度粲如也。有唐诸子效法于斯，取材于斯。昧者顾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干、从潘非渊也，而可乎哉？”即重点指涉如何对待六朝与唐代诗歌关系的问题。杨慎并不反对推尊唐诗，其实他恰恰是一位唐诗热切的宗尚者，这个问题下面将会论及，他为之不满的，则是那些只知宗唐而轻视唐诗源本的“顾或尊唐而卑六代”者。杨慎认为，唐人对待六朝诗歌“效法于斯，取材于斯”，这是一个不容无视的诗歌相承的历史事实，要客观面对该事实，就须厘清六朝与唐代诗歌形成的“干”和“枝”、“渊”和“潘”的连结脉络。按照这一逻辑，辨析源本是认知对象的必要前提，“尊唐”即应不“卑六代”，关注“六代”则是“尊唐”的特定途径。如此，面向唐代而放眼六朝的追溯意义，在对古典诗歌历史性的审视中被极力放大。

这方面又见于杨慎对具体诗体的辨析。如绝句：“‘采桑归路河流深，忆昔相期柏树林。奈许新缣伤妾意，无由故剑动君心。’六朝之诗，多是乐府，绝句之体未纯，然高妙奇丽，良不可及。泝流而不穷其源，可乎？故特取数首于卷首，庶乎免于卖花担上看桃李之诮矣。”以上见杨慎所辑《绝句衍义》卷一，所引为江总《怨诗》。是书自序明其编辑缘起：“谢叠山注章泉、涧泉所选《唐诗百绝》，敷衍明畅，多得作者之意，艺苑珍之。顷者禺山张子谓余曰：‘唐人绝句之佳者，良不翅是，为之例也则可，曰尽而未也。’属余续取百首注之。……因取各家全集及洪氏所集，随阅得百首，因笺而衍之，或阐其义意，或解其引用，或正其讹误，或采其幽隐。”所选绝大部分为唐人之作。上引谓于“六朝之诗”“特取数首于卷首”，指是书卷一除录江总《怨诗》之外，还选了梁武帝《白苎辞》、梁简文帝《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萧子显《春别》、北齐魏收《挟瑟歌》等作。以此泝流穷源，展示绝句之体自六朝至唐代变化完善的轨迹。如七律：“‘蝶黄花紫燕相追，杨低柳合路尘飞。已见垂钩挂绿树，诚知淇水沾罗衣。两童夹车问不已，五马城南犹未归。莺啼春欲驶，无为空掩扉。’‘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文窗玳瑁影婵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点唇莺欲语，调弦系爪雁相连。秦声本自杨家解，吴歈那知谢傅怜。只愁芳夜促，兰膏无那煎。’‘旧知山里绝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时返，仲叔长游遂不来。幽兰独夜清琴曲，桂树凌云浊酒杯。槁项同枯木，丹心等死灰。’”以上又见杨慎《千里面谭》卷上，是卷曾寄其友张含阅览，“以代一夕之话”。所引四首分别为梁简文帝《春情》、陈后主《听筝》、北魏温子升《捣衣》、隋王绩《北山》。杨慎指示第一首《春情》：“此七言律之始，犹未能也。而格调高古，当其滥觞。”并总评四首诗：“此四首声调相类，七言律之滥觞也，往年欲选七言律为一集，而以此先之。”又如：“‘黄河曲渚通千里，浊水分流引八川。仙槎逐源终未返，苏亭遗迹尚依然。眇眇云根侵远树，苍苍水气合遥天。波影杂霞无定色，湍文触岸不成圆。赤马青龙交出浦，飞云盖海远凌烟。莲舟渡沙转不碍，桂棹距浪弱难前。风重金乌翅自转，汀长锦缆影微悬。榜人欲歌先扣枻，津吏犹醉强持船。河堤极望今如此，行杯落叶讵虚传。’此六朝诗也。七言律未成而先有七言排律矣，雄浑工致，固盛唐老杜之先鞭也。”所引为梁沈君攸《桂楫泛河中》。六朝也是七律诗体演变的雏形阶段，胡应麟《诗薮》即指出：“七言律滥觞沈、宋，其时远袭六朝，近沿四杰。”被杨慎视为七律滥觞之作的如上数诗，虽未必完全合乎七律的体式，由此得出的鉴别结论未必恰当，即如胡应麟所说：“杨用修取梁简文、隋王绩、温子升、陈后主四章为七言律祖，而中皆杂五言，体殊不合。”不过这一点也许并不重要，真正值得留意的，则是杨慎如此鉴别所表现出的一种追踪态度，一种面向唐代而上溯六朝的历史眼识。又如五律，杨慎《五言律祖序》曰：“五言肇于《风》、《雅》，俪律起于汉京。《游女》、《行露》，已见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是五言起于成周也。北风南枝，方隅不惑；红粉素手，彩色相宣。是俪律本于西汉也。……近日雕龙名家，凌云鸿笔，寻滥觞于景云、垂拱之上，着先鞭于延清、必简之前，远取宋、齐、梁、陈，径造阴、何、沈、范，顾于先律，未有别编。慎犀渠岁暇，隃麋日亲，乃取六朝俪篇，题为《五言律祖》。”其中交代了编辑《五言律祖》的主要动机。以他之见，如果说五言体与五言俪句分别肇始于成周和西汉，那么六朝时期已形成近似五言律体的“俪篇”。因此辑《五言律祖》一编，重点取六朝之篇作为有唐五律之祖。在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五言律体的演进和成熟，与六朝时期诗歌的进化联系密切，诗家或论家尤多注意之，这无疑是杨慎用心发掘六朝“俪篇”以追寻五律之祖的历史基础。关于《五言律祖》，胡应麟曾评之云：“此编辑六朝近律者，以明唐体所自出，入门士熟习下手，足可尽湔晚近尘陋，超而上之。舍律而古，当涂典午，始基在焉。用修之识，致足仰也。第中实合唐律仅三四篇，余更蒐猎梁、陈间，得声调大同者十数首，其他近似亡虑百馀，暇当缉为一编续用修书，庶无遗憾云。”他虽然认为该编所录真正符合唐律者并不多，所以甚至计划另辑一编以续杨书，以补不足，但对杨慎“编辑六朝近律者，以明唐体所自出”这种“超而上之”的过人识力，还是充分予以认可。

不啻如此，这方面同时还反映在杨慎对特定诗人作品风格的联络上。如他评沈约《八咏》诗：“‘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愍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夕’、‘夜’、‘晨’、‘晓’四字，似复非复，后人决难下也。”冯惟讷《古诗纪》引《金华志》云：“《八咏》诗，南齐隆昌元年太守沈约所作，题于玄畅楼，时号绝倡。后人因更玄畅楼为八咏楼云。”原诗为八首，上引八句分别为八首诗题，杨氏合之而视为五律之雏形。对此胡应麟不以为然：“《八咏》各为诗题，故篇中前六句皆时令语。又‘夕行’、‘晨征’、‘解佩’、‘朝市’皆平头也，四声八病起于休文，此可为律祖耶？”但无论如何，其中至少表明杨慎某种追溯的立场，即从辨别诗人个案的作风入手，考察六朝与唐代诗歌的特殊关联。这又可联系到他对庾信诗的品评：“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这是杨慎对庾信“清新”、“老成”诗风作出的解释，也是他为何要将庾诗定位在“梁之冠绝”及“唐之先鞭”的重要依据。众所熟知，庾信是“徐庾体”的作家之一，齐永明间沈约、谢朓、王融等“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徐、庾父子，则“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庾信诗五言尤为工致，也因此为人称道，许学夷《诗源辩体》曰：“五言自梁简文、庾肩吾以至陵、信诸子，声尽入律，语尽绮靡，其体皆相类，而陵、信最称盛。然析而论之，信实为工，而陵才有不逮。”又谓：“庾信五言，句法、音调多似其父，而才力胜之，陈、隋诸子皆所不及，杜子美亦屡称焉。”在杨慎看来，庾信的不少五言篇句则尤显“清新”的风格，或成为唐人绝句仿效的对象，也意味着开了唐人五绝的先声，如他指出：

杜工部称庾开府曰清新。清者，流丽而不浊滞；新者，创见而不陈腐也。试举其略，如：“文昌气似珠，太史明如镜。”“凯乐闻朱雁，铙歌见白麟。”“杨柳歌落絮，鹅毛下青丝。”“覆局能悬记，看碑解暗疏。”“池水朝含墨，流萤夜聚书。”“含风摇古度，防露动林於。”“汉阴逢荷蓧，缁林见杖拏。”“浊醪非鹤髓，兰肴异蟹胥。”“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枣花。”“冬严日不暖，岁晚风多期。”“赋用王延寿，书须韦仲将。”“千柱莲花塔，由旬紫绀园。”“建始移交让，徽音种合昏。”“萤排乱草出，雁拾断芦飞。”“羊肠连九坂，熊耳对双峰。”“北梁送孙楚，西堤别葛龚。”“古槐时变火，枯枫乍落胶。”“香螺酌美酒，枯蚌藉兰肴。”“盛丹须竹节，量药有刀圭。”“京兆陈安世，成都李意期。”“山精逢照镜，樵客值围棋。”“野炉燃树叶，山杯捧竹根。”“被垄文瓜熟，交塍香穗低。”“学异南宫敬，贫同北郭骚。”“蒙吏观秋水，莱妻纺落毛。”“雪花开六出，冰珠映九光。”“阶下云峰出，窗前风洞开。”“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峡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水影摇丛竹，林香动落梅。”“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酒正离悲促，歌工别曲凄。”“山明疑有雪，岸白不关沙。”《咏杏花》云：“依稀映林坞，烂熳开山城。”《寄王琳》：“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望渭水》云：“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暝浦，应有落帆还。”此二绝，即一篇《哀江南赋》也。《重别周尚书》云：“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年年南向飞。”《咏桂》云：“南中有八桂，繁华无四时。不识风霜苦，安知零落期。”唐人绝句，皆仿效之。

以杨慎本人的鉴辨结论来看，庾诗五言篇句的优势明显，特别是“清新”的作风不乏其例，也因此影响到唐人绝句的创作。当然，他之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更多还出于视庾诗为“唐之先鞭”的深刻认知。

二、唐宋诗歌的历史性观照

与此同时，杨慎诗学呈现的诗史意识，也不同程度见于他针对唐宋诗歌及有唐一代诗歌所作的评鉴。杨氏所处的时代，经历了李梦阳、何景明诸子倡导的复古思潮的冲击，诗坛宗唐的呼声趋于强烈，而他对唐宋诗歌的总体价值判断，并未越出当时诗坛尊唐抑宋的基本格局，这也代表了他对自唐至宋诗歌演变进程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整体观照。“宋诗信不及唐”的理念，在杨慎的诗学表述中是十分清晰的。如他评谢翱诗曰：“谢皋羽《晞发集》诗皆精致奇峭，有唐人风，未可例于宋视之也。”又说“尤爱其《鸿门》一篇”，以为“此诗虽使李贺复生，亦当心服”，且摘录谢古体诗、五言律体数首诗句，断言“虽未足望开元、天宝之萧墙，而可以据长庆、宝历之上座矣”。按杨慎的说法，谢诗之所以“精致奇峭”，乃在于其不受宋诗时代格制的局限，散发出某种唐诗的风韵，故认为不可置它们于宋人的诗歌系统中去看待之。这是本为宋诗而超离宋诗的个例，相对于唐诗，其抑宋的意味不言而喻。而这一抑宋意向，间或直接浮现在他的诗学话语中。除了人所熟知的其鄙薄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之见，认为“不足以论诗也”，以及宋人学杜“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拾以为己宝”，对比庾信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的“老成”，指责“宋人诗则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又同时见于其他对宋诗乃至宋人诗说的批评。如称黄庭坚诗“可嗤鄙处极多，其尤无义理者，莫如‘双鬟女弟如桃李，早年归我第二雏’之句，称子妇之颜色于诗句，以赠其兄，何哉？朱文公谓其诗多信笔乱道，信矣”。评梁简文帝《咏疏枫》和陈顾野王《芳树》二诗则分别言及：“‘萎绿映葭青，疏红分浪白。落叶洒行舟，仍持送远客。’此诗二十字，而用彩色四字，在宋人则以为忌矣；以为彩色字多，不庄重，不古雅，如此诗何尝不庄重古雅耶？”“‘上林通建章，杂树遍林芳。日影桃蹊色，风吹梅径香。幽山桂叶落，驰道柳条长。折荣疑路远，用表莫相忘。’咏芳树，而中四句用桃、梅、桂、柳，不觉其冗，若宋人则以为忌矣。在古人则多多益善。”还有指擿宋人因“不知比兴”而谬解诗作：“王雪山云：‘诗人偶见鹊有空巢，而鸠来居，谈诗者，便谓鸠性拙不能为巢，而恒居鹊之巢，此谈诗之病也。’今按诗人兴况之言，鸠居鹊巢，犹时曲云‘乌鸦夺凤巢’耳，非实事也。今便谓乌性恶，能夺凤巢，可乎？‘食我桑葚，怀我好音’，亦非其地也，而注者便谓桑葚美味，鸮食之而变其音。鸮不食葚，试养一鸮，经年以葚食之，亦岂能变其音哉！今俗谚云‘蚂蚁戴笼头’，例此言，亦可言蚁着辔可驾乎？宋人不知比兴，遂谬解若此，儒生白首诵之，而不敢非，可怪也。”凡此，也可看出他对宋诗乃至宋人诗说的基本判断。

但另一方面，杨慎审视自唐至宋诗歌演变的历史进程，又并非采取简单而主观的价值定性，特别是对总体上“信不及唐”的宋诗，他又试图去还原它们历史存在的具体而真实的样态，相对理性地识别其中特点之所在，以作出客观的评判。基于强烈的反宋诗立场，李、何等人曾经喊出“宋无诗”的口号，这无非是为了表达他们彻底清算宋诗的自我意愿，但也因其流于极端而多少缺乏分辨历史的客观性。相比较，杨慎尽管认为“宋诗信不及唐”，但绝不接受“宋无诗”的断论，质疑这一说法的自信和依据，则本自他对宋诗的重新审察，尤其是他在鉴别宋人具体作品之际，或品味出蕴含其中的唐诗的遗韵：

坡公亟称文与可之诗，而世罕传。《丹渊集》余家有之，其五言律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风，信坡公不虚赏也。今录其数首于此。（以下录文同《咏闲乐》、《过友人溪居》、《晚次江上》、《玉峰园避暑值雨》、《极寒》、《江上主人》、《咏梨花》、《咏杏花》八首——笔者注）……此八首诗置之开元诸公集中，殆不可别，今曰宋无诗，岂其然乎？

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以下录张栻《题南城》、《东渚》、《丽泽》、《西屿》、《采菱舟》五首——笔者注）五诗有王维辋川遗意，谁谓宋无诗乎！

刘后村集中三乐府效李长吉体，人罕知之，今录于此。（以下录刘克庄《齐人少翁招魂歌》、《赵昭仪春浴行》、《东阿王纪梦行》三诗——笔者注）……三诗皆佳，不可云宋无诗也。

刘原父《喜雨》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肯醉，奈此粲者何。”此诗无愧唐人，不可云宋无诗也。

这些例子无不指向对“宋无诗”断论的质疑。应该说，杨慎的上述立论，其中所凭借的是唐宋诗歌变化演进的历史背景。他既站在尊崇唐音的基本立场，因而以唐诗的审美风格去评鉴宋诗的创作特点，分别自唐至宋诗歌历史演变所造成的时代差异；又比较注意辨识宋诗自身的艺术表现，以避免品鉴者的主观臆断，特别是用心体察有宋诸诗人具体作品含有的唐诗韵调，乃至于在他看来相比唐诗而无可轩轾的品格。当然，这种比较判断更多取决于个人的审美感知，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它有意识地在揭示唐宋诗歌之间无法截然割断的内在的历史联系。

再看杨慎对待有唐一代诗歌历史分际的态度。总体上，他将初盛唐诗置于唐代诗歌历史序列的上位，这从杨慎一再标榜初盛唐诗的话语中不难见出。于初唐诗，如他称赏初唐王邱五古《咏诗》，“清新俊逸，太白之先鞭也”。又指出王建诗“多俗”，但其五律《望行人》“却有初唐之风，当表出之”；李康成七古《玉华仙子歌》“璇阶电绮阁，碧题霜罗幕”句、蔡孚七古《打球篇》“红鬣锦鬟风騄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句，“以电霜风雷实字为眼，工不可言，惟初唐有此句法”。于盛唐诗，如他品评李白七绝《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第一首，以为“此诗之妙不待赞，前句云‘不见’，后句‘不知’，读之不觉其复。此二‘不’字，决不可易”，由此发论：“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之拘拘耳。”议及徐凝七绝《汉宫曲》，则说“徐凝诗多浅俗，《瀑布》诗为东坡所鄙，独此诗有盛唐风格”。又如评骘宋人杨简七古《乾道抚琴有作》，则认定“慈湖此诗，不减盛唐，亦尝苦辛，非苟作者”。同时杨慎屡次论及晚唐诗，认为晚唐乃至中唐诗呈现的明显的衰变趋势，则又是发生在唐代诗歌演变过程中的历史事实。他说：“晚唐之诗分为二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薄’，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须’也。余尝笑之，彼之视诗道也狭矣。”这里所指“晚唐”诗，实涵盖了中唐的诗家，详见下述。杨慎声称“二派见《张洎集》序项斯诗，非余之臆说也”。此说曾招致异议，清人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就提出杨“援《张洎集序》，谓‘晚唐诗止两派：一派学张籍，一派学贾岛’，持论已不坚致”。但不管如何，这多少表达了杨慎对晚唐乃至中唐诗的一般看法，即断定其“视诗道也狭”的变化态势。同时他还拈出“劣唐诗”，对象则是“盛唐之晚唐”以及晚唐诗之下等者，从中也可看出他对晚唐诗的某种品格定位。又他特别指斥晚唐许浑诗，以为“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乃晚唐之尤下者”，批评高棅《唐诗品汇》录许诗百馀首为“无目”，而杨士弘《唐音》“取之极多”，其“赏鉴”也属“羊质而虎皮”。这也成为他抑损晚唐诗品格的典型之例。要之，杨慎对初盛唐与中晚唐诗不同品格的分辨，寄寓了区分唐代诗歌演变历史阶段的根本用意。关于唐诗的分期，有研究者指出，在真正意义上对唐代诗史进行段落划分的，可溯至杨士弘《唐音》初盛、中、晚唐诗的三分法，以及高棅《唐诗品汇》和王行《唐律诗选》初、盛、中、晚唐诗的四分法。从这点来看，杨慎以上所作的陈述，并未超越已有的唐代诗史划分的基本思路。

相对而言，杨慎在区分唐代诗歌演变历史阶段的同时，又注意识别唐诗不同时期作家和作品历史存在的复杂性、多元性及个别性，并由此表现出一种独立而立体的评判立场。他对中晚唐诗人和作品的品鉴最能说明这一点，如其在谈及“晚唐两诗派”时又提出：“晚唐惟韩、柳为大家。韩、柳之外，元、白皆自成家。馀如李贺、孟郊祖《骚》宗谢；李义山、杜牧之学杜甫；温庭筠、权德舆学六朝；马戴、李益不坠盛唐风格，不可以晚唐目之。数君子真豪杰之士哉！”因韩、柳、元、白等人的纳入，以上“晚唐”的概念变得宽泛，即上推至中唐。以杨慎之见，上述“数君子”或别自成家，或各有所主，其诗歌作风为“晚唐”诗坛增添了别样的风景。正基于这种独立而立体的评判立场，他从晚唐诸家的诗篇中也品出了“可与盛唐峥嵘”的“绝唱”之作：

许浑《莲塘》诗：“为忆莲塘秉烛游，叶残花败尚维舟。烟开翠扇清风晓，水泛红衣白露秋。神女暂来云易散，仙娥终去月难留。空怀远道难持赠，醉倚西阑尽日愁。”此为许《丁卯集》中第一诗，而选者不之取也。他如韦庄“昔年曾向五陵游”一首，罗隐《梅花》“吴王醉处十馀里”一首，李郢《上裴晋公》“四朝忧国鬓成丝”一首，皆晚唐之绝唱，可与盛唐峥嵘，惟具眼者知之。

据此，尽管晚唐诗总体呈现“日趋于下”的变化格局，但并不代表无可取之诗人及诗作，诗歌发展历史的错综复杂性或在于此。这就更需要审鉴者“具眼”辨识之，惟有如此，才能揭櫫诗歌历史的复杂样态，不至于掩蔽晚唐诗中的那些上乘之作。即使是诗品卑下者，也不见得全无出色的篇句，如于晚唐刘驾诗，杨慎就认为“刘驾诗体近卑，无可采者，独‘马上续残梦’一句，千古绝唱也。东坡改之作‘瘦马兀残梦’，便觉无味矣。”他还曾特地标示刘氏七绝《春夜》、《秋怀》、《望月》、《晚登成都迎春阁》诸诗，称赞“诗颇新异，聊为笔之”。凡此种种，也表明杨慎在审视诗歌史之际所显现的不拘一格和独具眼识的品鉴个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乃和他的诗史意识联系在一起。

三、对于诗歌知识化形塑的注重

杨慎生平以博洽著称，有研究者总结他的治学特点，“治经不专限一艺，传疏不墨守一家；小学之业，自古音古训以至金石铭刻、俗语杂字，诸子之书，自儒、道、法、农而旁及天文、医术、书画、博物；史学则并重杂史地理、水经山图、民族方志，文学则遍及诗歌词曲、谚谣古辞、创作研究”。也有研究者着重结合他崇尚广博的学术思想及实践，探讨其在文学包括诗学层面所表现出的博学立场。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杨慎学术和文学的显著特征。然而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博学的倾向不啻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又凝集着杨慎对治学基本原则的自我理解。他在《云局记》中答人“问学”之言即已涉及这一问题：“夫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无云则无以为雨矣。犹之地产植物，花者为实乎，实者为花乎？无花则无以为实也。夫学何以异是。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无文则何以为礼，无博则何以为约。今之语学者，吾惑焉，厌博而径约，屏文而径礼，曰：‘六经吾注脚也，诸子皆糟粕也。’是犹问天曰，何不径为雨，奚为云之扰扰也；问地曰，何不径为实，奚为花之纷纷也。是在天地不能舍博而径约，况于人乎？云，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经、诸子，人之文也。见天人而合之，斯可以会博约而一之，此学之极也。”其由天地而推之六经、诸子，阐发不可“舍博而径约”的道理。这表明在杨慎的自我认知当中，广博的知识涵养对治学而言尤显重要。

从诗学的层面观之，循着这一思路，他则将必要的知识涵养视为规范诗歌创作的一条有效途径，甚至将诗歌当作表现或释放诗人知识涵养的一种特殊载体。如他强调诗歌用语须讲究来历出处：

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刘勰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喈喈’逐黄鸟之声，‘嗷嗷’学鸿雁之响，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信哉其言。试以灼灼舍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杨柳而著之别树，则不通矣。近日诗流，试举其一二：不曰莺啼，而乃曰莺呼；不曰猿啸，而曰猿唳；蛇未尝吟，而云蛇吟；蛩未尝嘶，而曰蛩嘶；厌桃叶蓁蓁，而改云桃叶抑抑，桃叶可言抑抑乎？厌鸿雁嗷嗷，而强云鸿雁嘈嘈，鸿雁可言嘈嘈乎？油然者，作云之貌，未闻泪可言油然；荐者，祭之名，士无田则荐是也，未闻送人省亲，而曰好荐北堂亲也；夜郎在贵州，而今送人官广西恒用之；孟渚在齐东，而送人之荆楚者袭用之；泄泻者，秽言也，写怀而改曰泄怀，是口中暴痢也；馆甥，女婿也；上母舅声而自称馆甥，是欲乱其女也；真如诸天，禅家语也，而用之道观；远公大颠，禅者也，而以赠道人；送人屡下第，而曰批鳞书几上； 本不用兵，而曰戎马豺虎；本不年迈，而曰白发衰迟；未有兴亡之感，而曰麋鹿姑苏；寄云南官府，而曰百粤伏波。试问之，曰：“不如此不似杜。”是可笑也。此皆近日号为作手，遍刻广传者。后生效之，益趋益下矣。

上述主要指擿出现在“近日诗流”中导致诗风趋下的不良作法，列举的各类用语例子，都犯了无来历出处之忌，在杨慎眼中，这些犯忌的作法恰恰又是致命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应有的基本常识，不符合“自古名家”既定的诗歌创作规范，用他的另一席话来说，也即“必以无出处之言为诗，是杜子美所谓伪体也”。而要做到以有“出处之言为诗”，不至于成为无所依据的信口之作，自然需要诗人通晓记录历史的文献典籍，熟习具有模范意义的前人作品，根本上它指向的是诗歌创作一种知识化的形塑过程。鉴于此，杨慎批驳宋人“今人论诗，往往要出处，‘关关雎鸠’出在何处”之论为“似高而实卑”，认为“圣人之心如化工，然后矢口成文，吐辞为经，自圣人以下，必须则古昔，称先王矣”。反过来，“若以无出处之语皆可为诗，则凡道听涂说，街谈巷语，酗徒之骂坐，里媪之詈鸡，皆诗也，亦何必读书哉”？这意味着，除开“吐辞为经”、自成型范的圣典，对于其他作者而言，取则古昔或效法前言尤为重要，这是一条使得诗歌名实相符、合乎正体的必然途径。就此，杨慎还举出“古诗祖述前言者，亦多矣”的例子：“如云‘先民有言’，又云‘人亦有言’，或称‘先民有作’，或称‘我思古人’。《五子之歌》述皇祖有训，《礼》引逸诗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小旻》刺厉王而错举《洪范》之五事，《大东》伤赋敛，而历陈保章之诸星”。这些例子以古诗为样板，为的是强调作诗须讲究来历出处，为的是证明诗歌进入知识化过程的必要性。以这样的思路推衍开去，诗人读书问学的知识涵养自然格外重要。所以杨慎声称：“杜子美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读书虽不为作诗设，然胸中有万卷书，则笔下自无一点尘矣。近日士大夫争学杜诗，不知读书果曾破万卷乎？如其未也，不过拾《离骚》之香草，丐杜陵之残膏而已。”读书问学虽然不是专门针对作诗之道，却是成为作手的必修环节和重要条件。

了解杨慎论诗特点的一定不难发现，他所触及的诗学问题十分博杂。对此，褒之者曰：“杨升庵谈诗，真有妙解处，且援证该博。”“各举其词，罔有遗逸，辨伪分舛，因微至远，以适于道”，“其事核，其说备，其词达，其义名。自成一家言”。贬之曰：“杨用修搜遗响，钩匿迹，以备览核，如二酉之藏耳，其于䧳黄曩哲，槖钥后进，均之乎未暇也。”“杨工于证经而疏于解经，博于稗史而忽于正史，详于诗事而不得诗旨，精于字学而拙于字法，求之宇宙之外而失之耳目之前。”尽管这些评说褒贬各异，但共同的一点，都指出了杨慎论诗面向的广泛性和驳杂性。其中包括字词的音、形、意以及相关名物，诗歌的本事与典故，版本与文字校勘，诗歌的体式，诗句的含义等的考证或辨察，于是有研究者甚至以考据诗学命名之。综观杨慎的论诗面向，不乏围绕众多诗歌文本所开展的“辨伪分舛，因微至远”的相关考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以所谓考据诗学定义杨慎论诗特点，或许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仅此还未真正触及杨慎诗学思想的内质。确切地说，注重考据只是杨慎辨析诗学问题所依循的一种方法或思路，而并非他开展论辩的真正目的之所在。为说明问题，下引他的相关之论：

《天马歌》：“天马徕，历无草。”“草”即“皁”字，从“艸”从“早”，“草”字可染“皂”也，后借为“皂隶”之“皂”。“历”解为槽枥之“历”，言其性安训，不烦控制也。师古解为水草之“草”，失之。

谢朓诗：“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楚，丛木也。登高望远，见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犹诗所谓平林也。陆机诗“安辔遵平莽”，谢语本此。唐诗“燕掠平芜去”，又“游丝荡平绿”，又因谢诗而衍之也。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似晚生但以印本为正也。”慎按，《后汉书·张衡传》云：“苏武以秃节效贞。”杜公正用此语，后人不知，改“秃”为“握”。晁以道徒知宋子京之旧本，亦不知秃节之字所出也，况今之浅学乎？

杜子美《愁坐诗》曰：“高斋常见野，愁坐更临门。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气昏。葭萌氐种迥，左担犬戎存。终日忧奔走，归期未敢论。”葭萌、左担，皆地名也。葭萌人知之，左担人罕知也。注者不知，或改作“武担”，又改作“立担”，皆可笑。按《太平御览》引李克蜀记云：“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北来担负者，不容易肩，谓之左担道。”又李公胤《益州记》云：“阴平县有左肩道，其路至险，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常璩《南中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九道，有黑水及羊官水道，度三津，至险难行，故行者谣曰：‘楢溪赤水，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庲降贾子，左担七里。’又有牛叩头、马搏坂，其险如此。”据此三书，左担道有三，绵谷一也，阴平二也，朱提三也，义则一而已。朱提今之乌撒，云、贵往来之西路也。

杜诗：“江莲摇白羽，天棘蔓青丝。”郑樵云：“天棘，柳也。”此无所据，杜撰欺人耳。且柳可言丝，只在初春，若茶瓜留客之日，江莲白羽之辰，必是深夏，柳已老叶浓阴，不可言丝矣。若夫蔓云者，可言兔丝、王瓜，不可言柳，此俗所易知，天棘非柳明矣。按《本草索隐》云：“天门冬，在东岳名淫羊藿，在南岳名百部，在西岳名管松，在北岳名颠棘。”颠与天，声相近而互名也。此解近之。

何逊《与范云联句》诗云：“洛阳城东西，却作经年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李商隐《送王校书分司》诗云：“多少分曹掌秘文，洛阳花雪梦随君。定知何逊缘联句，每到城东忆范云。”又漫成一绝云：“不妨何范尽诗家，未解当年重物华。远把龙山千里雪，将来拟并洛阳花。”二诗皆用此事，若不究其原，不知为何说也。

上述各条或析解疑难用语，或分辨字词讹误，或追究诗中用典，涉及的问题非常纷杂，所作的辨析则不可谓不细致。这方面的内容在杨慎的诗论中还有不少，以上所引仅是其中的数例。如果认为，凡此只不过是论者源自一时的兴趣或者出于逞才炫学的目的，则显然不能合理解释杨慎本人对考察这类琐细诗学问题的投入。可以看出，论者根据个人日常阅读经验和体会，富有理性地在展开这项涵盖范围广泛的探赜索隐的工作，特别是历史上出现在不同诗歌文本中诸如用语和用典等这些细微的问题，在文本的流传和接受过程中更容易被读者所忽略或误解，因此杨慎有意识地将它们作为“辨伪分舛，因微至远”的一个重点。还可以看出，其中旁征博引、细辨深究的主要意图，则在于尽可能地还原不同诗歌文本的原始形态，尤其是通过对用语和用典等细微环节的辨析，去勉力解读诗歌特定的意义指向，剖露原始文本所包蕴的积蓄作者个人学养的知识含量。要之，杨慎围绕不同诗歌文本所展开的甚或细小到一字或一词的考释工作，其根本的目的，并非单纯在于辨别何者为正，何者为误，也非单纯在于发掘它们的典故来源，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考释，企图揭示那些诗歌原始文本特别是体现在知识层面的示范意义及独特价值。这一点，还是和他重视诗歌作品知识化的形塑过程的观念相关联。

值得说明的是，作为这一观念的延伸，杨慎同时多表达了对于诗歌艺术表现问题的深入思索，在他看来，诗歌作品艺术化程度的提升，实与知识化的形塑过程密切相关，后者正是为前者充实了内涵，奠定了基础。如他推许李白善用古乐府，以为“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其中或“用其意”而衍为新作，或“反其意”而发抒之，尤其如乐府《读曲歌》之“暂出白门前”篇，李白以其意而衍为《杨叛儿》，被杨慎称作“乐府之妙思益显，隐语益彰，其笔力似乌获扛龙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领子仪之军矣”。他还特别指出杜甫诗歌善于“夺胎”和翻用古语，表彰其精心开展艺术经营的工夫：

陈僧慧标《咏水》诗：“舟如空里泛，人似镜中行。”沈佺期《钓竿》篇：“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杜诗：“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虽用二子之句，而壮丽倍之，可谓得夺胎之妙矣。

客有见予拈“波漂菰米”之句而问曰：“杜诗此首中四句，亦有所本乎？”予曰：“有本，但变化之极其妙耳。”隋任希古《昆明池应制诗》曰：“回眺牵牛渚，激赏镂鲸川。”便见太平宴乐气象。今一变云：“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读之则荒烟野草之悲见于言外矣。《西京杂记》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绿节，凫雏雁子，唼喋其间。”《三黄旧图》云：“宫人泛舟采莲，为巴人棹歌。”便见人物游嬉，宫沼富贵。今一变云：“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读之则菰米不收而任其沉，莲房不采而任其坠，兵戈乱离之状具见矣。杜诗之妙，在翻古语，《千家注》无有引此者，虽万家注何用哉？因悟杜诗之妙。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无论如李白善用古乐府，还是如杜甫在意“夺胎”和翻用古语，其实也都成为诗歌史上用语讲究来历出处的典型案例，成为李、杜各自善于汲取前人资源而充实知识涵养的一种艺术展示，正因如此，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诗歌知识化的示范意义。有关于此，杨慎还将“古之诗人用前人语”的作法，析解为“翻案法”、“伐材法”、“夺胎法”、“换骨法”等不同的类型，同时分别引例解释之：

翻案者，反其意而用之，东坡特妙此法；伐材者，因其语而新之矣，益加莹泽；夺胎换骨，则宋人诗话详之矣。如梁元帝诗“郎今欲渡畏风波”，太白衍为两句云：“郎今欲渡缘何事，如此风波不可行。”鲍照诗“春风复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风复无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诗云“对酒当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当歌”，非杜子美一阐明之，读者皆以当歌为当该之当矣。杜子美诗“黄门飞鞚不动尘”，而东坡云“走马来看不动尘”，而杜之语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听枫叶下”，而包佶云“波影倒江枫”。子美桃花诗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亚水红”。江总诗：“不悟倡园花，遥同葱岭雪。”而张说云：“欲持梅岭花，远竞榆关雪。”白乐天诗：“人家半在船，野水多于地。”而姚合云：“驿路多临水，人家半在云。”赵师秀曰：“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徐铉邻舍诗：“壁隙透灯光，篱根分井口。”而梅圣俞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古乐府云：“新人工织缣，旧人工织素。持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而无名氏效之云：“野鸡毛羽好，不如家鸡能报晓。新人虽如花，不如旧人能绩麻。”此皆所谓披朝华而启夕秀、有双美而无两伤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呑义山，元人之活剥李贺，近日之拆洗杜陵者，岂可同日而语。

由此来看，善用前人之语者，不仅在于利用往昔的诗歌资源，而且在于如何合理、艺术地加以利用，诸如那些“生吞”、“活剥”、“拆洗”的做法，虽然也有意识地取法前人，却和善用者不可相提并论。因为“翻案”、“伐材”、“夺胎”、“换骨”种种善用之法，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既吸取前人之语，又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变异出新。这一过程，也是诗歌艺术经营及其审美效果凸显的过程，同时，诗人习学前人而形塑作品的知识涵养则从中得以展现。这也显示了杨慎诗学思想中知识观与艺术观之间的一种彼此结合，突出了诗歌艺术经营之中知识成分的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郑利华教授

（本文刊载于《复旦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