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体健 ‖《千家诗选》的编选旨趣与晚宋诗坛趋向
发布时间: 2023-02-15

《千家诗选》的编选旨趣与晚宋诗坛趋向


侯体健

  

内容提要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一部坊间书商托名刘克庄编选的唐宋诗选,应非在刘克庄的六种绝句选基础上编成,但这并不妨碍它仍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该书的编纂体例、选诗分布和收录诗人都透露出晚宋诗坛的许多重要信息。尤其是所设“时贤”一目,收录了大量南宋中后期的中下层诗人作品,占据全书近半篇幅,勾画出晚宋诗坛图景的重要一隅。“时贤”所列虽有一些“江湖诗派”成员,但该书并非站在“江湖诗派”的立场编选,而是偏向各家各派风格浅切的作品,并多载福建诗人,显示出鲜明的地域性。该书选入朱淑真、白玉蟾等非士大夫诗人的很多作品,消解了大家名篇的地位,呈现出明显的通俗化、世俗化特性,表征着晚宋诗坛的“近世”指向。


关键词  《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晚宋诗坛  时贤  江湖诗派  近世性



旧题刘克庄编选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下文简称《千家诗选》)是一部重要的唐宋诗歌选本,收录了许多重要的唐宋散佚诗作,向为学界所关注。该书原来的通行版本是曹寅《楝亭十二种》所收《千家诗选》二十二卷本(《宛委别藏》本与此同),2002年北京大学李更、陈新两位先生整理出版《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下文简称《千家诗选校证》)三十五卷,较为全面地校勘了相关版本[1],清理了该书存在的误署、漏署、割裂等大量问题,大大加深了学界对此书的认识。李、陈二位先生又对此书版本、编者、材料来源、选诗特点、成书刊刻和价值定位等作了综合讨论[2],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为进一步利用该书奠定了扎实基础。惟对此书的意义认识则稍有不足,特别是断定此书“对考察南宋后期的诗歌发展和主流阶层知识分子的审美取向基本没有参考价值”(第906页),观点似过绝对,尚可斟酌。职是之故,钱志熙先生撰文纠正李、陈二位先生看法,指出“《千家诗选》在唐宋诗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概括地说,它可以视为南宋后期以江湖诗派为主流的诗坛对唐宋诗史的一次集体性重新建构,对于认识南宋后期诗史的演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认为该书“是以一种比较纯粹的艺术趣味来选诗”[3],揭示出该书的诗学意义所在。在笔者看来,李、陈二位先生将此书遽断为“基本没有参考价值”固然稍欠审慎,而钱先生视之为“南宋后期以江湖诗派为主流的诗坛对唐宋诗史的一次集体性重新建构”也值得再予考虑。《千家诗选》选录唐宋诗歌2000余首,堪称唐宋诗的大型选本,与同时诗选比较,其规模仅逊于著名的《瀛奎律髓》,而胜于《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其他诸选,其学术价值并不停留在简单的文献资料层面(尽管这确实是此书的一大价值所在),而具有更丰富、更深刻的意蕴。本文即尝试重估此书的诗学价值,特别就其与晚宋诗坛的关系以及背后所反映的诗学趋向再作讨论,以就教方家。



一、《千家诗选》的编纂与诗学价值重估


《千家诗选》的编纂刊行情况较为复杂,其原初版本究竟为多少卷,至今仍是一个谜。《千家诗选校证》所录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它将多个版本的作品合并成三十五卷,并厘为三个部分,这三部分实应区别对待。其中第一部分二十卷,亦即所谓的“前集”,是元刊三十卷本、明钞残存二十五卷本、《楝亭十二种》二十二卷本所共有,这二十卷应为独立的一部书,该书元刊本目录在卷二十后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目录终”[4]字样,即已说明前二十卷曾是独立成书的。第二部分五卷,为元刊三十卷本所无,而为明钞残本所有,为该书的卷二十一至二十五,其中前两卷与《楝亭十二种》二十二卷本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卷相同,后三卷为独有,另有残页若干,似不限于五卷,故不知其完整卷数。第三部分十卷,即所谓“后集”,为元刊三十卷本后十卷,而为其他版本所无。关于第二、三部分与第一部分的关系,李更先生有精审判断[5],我非常赞同其结论。亦即第二部分五卷与“前集”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而“后集”十卷与“前集”在编纂体例和选诗宗旨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亦当看作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一部书。

千家诗选》三部分均题作“后村先生编集”,学界早已指出该书乃托名而已,与刘克庄关系不大,实可定谳[6]。不过,钱志熙先生在承认此书非刘克庄所编基础上,又认为“它极有可能是在刘氏的几种唐宋诗选本的基础上编集的”,“事实是刘克庄与这位编者的合作成果”[7]。是否可作此推论?窃以为将刘克庄的六种诗选[8]视为《千家诗选》的基础,甚至将刘克庄放大至合作者的位置,仍过于夸大了它们的联系,从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最多只能推测《千家诗选》编者参考了刘氏的六种选本[9]。钱志熙先生列举了五条理由,推测二者可能存在渊源关系,除了二者均将诗人分为唐、宋、时三段有一定相似性,或可证编者参考了刘氏选本外,其他诸条都颇可议。刘氏六种选本所选俱为绝句,其中七绝700首,五绝500首,六绝100首,合计1300首;而据我们统计,《千家诗选》三部分合计选诗2072首(包括重出22首),其中七绝1125首,五绝147首,绝句合计1272首,约占总数的61%,其他五七律古诗计有800首,约占总数的39%。虽然绝句确实占据泰半,但《千家诗选》七绝数超出刘氏选本420余首,五绝数又不足刘选的三分之一,分布很不相称。倘若就最有可能参考刘选并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前集”二十卷来看,该部分所选七绝700首,五绝118首,虽然七绝总数和刘氏选本总数相合,但五绝数仍不足刘选四分之一,而且刘选七绝700首的时代分布是唐贤、宋贤各200首,时贤300首,而《千家诗选》“前集”的七绝分布则是唐贤146首、宋贤181首、时贤373首(尽管三者具体分配时偶有误署,但不影响总体分布格局),各部分数量仍有明显差距,时贤分量更重。即使从偏爱选录绝句的角度来说,也这只能说明他们的诗学趣味接近,而不能视为“有直接渊源关系的重要证据”,正如《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全部选取七绝,且受到《千家诗选》影响,而人们不会认为《诗格》与刘氏绝句选有直接渊源关系一样。至于二者均有童蒙读物性质(实则“后集”已与童蒙关系不大)、都以雅俗共赏为特点更难成为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的证据,因为这本就是多数坊间刊刻诗歌选本的共性。

钱文又指出“‘刘选六种’及刘氏其他评选,在《千家诗选》中有所反映”,这也不足以证明二者渊源关系。刘克庄的一些观念与《千家诗选》的某些倾向固然有相合处,像钱文提及的存白居易、元稹诗较少[10],留意窦巩兄弟诗,以及关注宋自逊作品等,似都表明二者有一定关联。但一些非常具有刘克庄个性的选诗观念也明显在《千家诗选》中缺席,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些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例如其《唐绝句续选序》说“前选未收李杜,今并屈二公印证”[11],意即李杜二人作品一首都不选,而《千家诗选》选入李白五绝1首(卷二十四“酒”目下,截《月下独酌》而成),选入杜甫作品更是居所选唐人之冠达34首(含他作误署杜甫2首、重出1首,不含杜甫作品误署他人者)[12],包括五绝3首,七绝9首[13];又如《唐绝句续选序》特别标举六言绝句,甚至喊出了“使后世崇尚六言,自余始”的口号,并在三种续选中选录六言绝句共计100首,而《千家诗选》一首不选;再比如《中兴五七言绝句序》说“至于江湖诸人,约而在下,如姜夔、刘翰、赵蕃、师秀、徐照之流,自当别选”[14],所谓“别选”亦即此本不选,而《千家诗选》选入姜夔七绝3首、刘翰七绝3首、赵师秀五七律3首、徐照七绝2首五律7首(1首被误署谢子才);还比如《后村诗话》续集卷四谈及李壁“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已采入诗选矣”[15],当有不少采入者,新集卷三又言王昌龄“集存者三卷,绝句高妙者已入诗选”[16],而《千家诗选》录李壁绝句仅3首(即“后集”卷一《正月二十九日从驾过景灵宫》组诗)、王昌龄诗未收录;另外如以刘克庄所倡言的“切情诣理”(《唐五七言绝句序》)的选诗标准来衡量,《千家诗选》收录了闻人祥正的集句七绝50首,纯为游戏之作,也不太符合其诗学理想。以上种种扞格之处,实难认定刘氏操持选政的诗学理念在《千家诗选》中得以继承。如此磨灭了刘克庄个性化选诗理念的诗歌选本,自然也就谈不上“事实是刘克庄与这位编者的合作成果”,反倒是李更、陈新二位先生称此书“并非直接以六种绝句选为资料基础分类编纂的”,“在编选过程中虽然不无曾经参用刘克庄所编某种选集的可能性,但总体上和刘克庄并不存在直接关联”[17]的论断,庶几更接近事实。


《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关系不大,但并不意味着它的学术价值会因此而减弱,也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诗学趣味和以刘克庄为代表的晚宋诗坛毫无关系。恰恰相反,无论从此书的编纂体例、选诗分布,还是收录的诗人身份来看,它都反映出晚宋诗坛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诗学信息。

《千家诗选》是一部类编诗选,晚宋福建地区刊行的一些诗文别集多有类编性质,比如《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后村先生诗集大全》(又题作《刘后村分类诗集》)、《分类秋崖先生诗稿大全》等,都是根据诗人作品本身的特点分类重编的福建刊本。自《昭明文选》而下,分体分类编集诗文作品,在总集编纂上也已形成传统,晚宋书肆将这种类编办法应用于一般的别集选集,不但反映出编者眼中的文体和知识秩序,也折射出当时读者的需求,毕竟坊刻本诗文集与大型总集、类书不尽相同,带有较强的谋利目的,必将考虑一般购书者检索和学习的方便。《千家诗选》所谓的“分门纂类”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和编集传统双重影响下形成[18],而又加入了编者的新认识和新方式,即将“分门”“纂类”“时段”三者相结合,并且把三个因素都突现在书名上。目前所见,与这种命名方式(非编集方式)相近者,仅赵孟奎《分门纂类唐歌诗》一书而已[19]。不过赵书乃唐诗总集,规模达四万余首之巨,今日只有残卷留存,其分类有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等诸种,与《千家诗选》有较大不同。《千家诗选》“前集”二十卷分时令、节候、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音乐、禽兽、昆虫十三门;第二部分五卷存人品、宴赏、性适三门;后集十卷分仕宦、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送)七门。这三部分的门目各有侧重,“前集”侧重自然和物品,第二部分突出身份属性和情感状态,“后集”则着眼士人社会交际。从这些门目设置,可以推测此书“前集”和第二部分意在吟咏风物,可供一般读书人赏读或学习,“后集”则更倾向于为士人在社会交际应酬中提供写诗模板,两者的旨趣是不同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书肆编纂此类诗选,具有不同层次的目的指向和预设顾客。与此相应的是,“前集”和第二部分所选诗体乃以绝句为主体,而“后集”所选则以律诗为主体,这种诗体选择除了编者的趣味外,或许也与他们对诗体功能的认识相关:绝句长于吟咏风物,律诗宜于交际酬答。《千家诗选》于“门”下设“类”,一些特殊的“类”也很有启示意义。如卷一七“器用门”下有“水滴”“茶磨”,水滴用于研墨,茶磨用于磨茶,都是宋人书斋生活的常用器具,而所收均为“宋贤”“时贤”之作,恰好体现出宋诗对日常器物书写的青睐;又如卷一八特设“音乐门”,所列诸类多是乐器,亦鲜见于一般的诗歌选本,显示出编者特别的艺术眼光;卷二〇“昆虫门”下有“海错”类,又揭示出唐宋诗人在诗歌题材上的新颖趣味。至于后集十卷“庆寿门”独占两卷,所选130首作品,唐人竟无一首而绝大多数是南宋作品,更是昭示了南宋文坛“庆寿文学”的发达;后集卷一〇“谢惠门”下还设有“谢送旅费”这样别致的分类,也和南宋诗坛江湖文人游走幕府的特殊人生状态密切相关。凡此诸种,都透露出引人兴味的诗学消息,反映了唐宋诗歌题材新变和士人身份角色之间的密切联系。

《千家诗选》的选诗分布也颇有意味。它的门类中以“百花门”录诗最多,共有四卷251首,其中咏梅以60首占居榜首,这当然和“前集”以咏物为中心、浅切风格为主导的编纂宗旨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宋人对花卉的审美趣味使然,和《锦绣万花谷》《全芳备祖》这样的植物类书遥相呼应。而在“天文门”中,“雨”“雪”两类又胜于其他,尤其是“雪”类达49首之多,和宋人酷爱写雨雪以逞诗才的风气合拍。如所收苏轼《雪后书北台壁二首》其一,即颇有欧阳修所开辟的“白战体”“禁体物语”风味。从时段角度看,《千家诗选》虽然标目“唐宋时贤”(大致相当于唐、北宋、南宋),但是全书的三个时段分布并不均匀,“唐贤”目下录诗仅390余首,占总数五分之一弱。其所选唐人诗作也并不集中,除杜甫入选达34首外,其他诸家多为个位数,上了十首的也仅杜牧(14首)、白居易(11首)、韩愈(10首)、李商隐(10首,含重出1首)四人而已。这即说明此选显然不热衷盛唐格调(杜甫算入中唐),而倾向于中晚唐作品;在晚唐诸人中,也并不特别注重当时江湖诗人们推崇的贾岛、姚合(选贾6首、姚3首)。与此相应的是,在“宋贤”部分,朱淑真、苏轼、黄庭坚、欧阳修、陈师道的作品依次名列前茅。黄、陈二人是江西诗派的代表,而江湖诗人推崇晚唐诗,恰是以反“江西”的姿态出现在诗坛,这也就说明《千家诗选》并不持有所谓“江湖诗派”的立场。特别是综合全书所选作品来看,除了刘克庄之外,以朱淑真和白玉蟾入选数量最多,这两位诗人一为女性、一为道士,身份都很特殊,在主流诗史的发展脉络之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可见并不能简单地将《千家诗选》的编纂归属于某家某派的立场,编者只是以浅近、易懂、切题(切合分类)为选择标准在各家各派中选录,与明确举起江西诗派旗帜的《瀛奎律髓》之类的选本是不同的。或者可以说,《千家诗选》并不是标举“江湖诗派”风格主张的一个选本,而是南宋中后期诗坛风气的一种反映,今日所谓“江湖诗派”也不过是当时流行风气的部分而已[20]。因此,《千家诗选》对认识晚宋诗坛风气以及“江湖诗派”在晚宋诗坛图景中所处的位置,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千家诗选》中的“时贤”与“江湖诗派”

《千家诗选》将所选对象分为唐贤、宋贤、时贤三类,宋贤以北宋为主体(兼收少数南北宋之交的诗人[21]),时贤以南宋为主体,尤其侧重南宋中后期诗人,相当于编者所处时代的“当代诗人”。所选作品也以“时贤”目下最多,这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如果以原书所署作者名为准,不作辨析地简单统计,那么仅“前集”所录“时贤”即可达到103位647首,再加上第二部分五卷和“后集”所列,可达到150余位近1000首[22]的规模,竟占去全书约一半的篇幅。这就充分说明《千家诗选》并无意于遴选经典,而更倾向于迎合流行文化,贴近时人口味。就晚宋诗坛风气来说,学界常常强调“江湖诗派”的笼罩性,要看清《千家诗选》的“时贤”群体究竟构成如何,不妨也以“江湖诗派”为参照坐标加以考察。


以本文的标准统计,《千家诗选》所选“时贤”作品位于前二十位者依次是:刘克庄(119,含重出4首)、白玉蟾(79)、戴复古(78)、潘牥(77)、闻人祥正(50)、方岳(48)、王迈(40)、林㧑(31)、刘仙伦(31)、华岳(30)、赵葵(29)、李刘(28)、杨万里(22)、刘过(16)、赵崇森(16首,重1首)、卢钺(14)、高翥(14)、范成大(13)、赵希逢(12)、徐元杰(10)。这二十个人的入选总量达757首,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强,更是占去“时贤”作品的75%以上,可以说已基本反映出《千家诗选》对“时贤”的定位,决定了“时贤”的性质。二十位诗人中,有一位是著名道士白玉蟾,其身份特殊,一般不被看作“江湖诗派”成员。有两位是文学史上有定论的不属于“江湖诗派”者,即杨万里和范成大,两位诗人属“中兴四大家”,无论身份还是诗风,都和一般的江湖诗人差距较大。有六位是被目为“江湖诗派”成员者,即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刘仙伦、刘过、高翥[23],其中戴复古、刘仙伦、刘过、高翥都长期游走江湖,可谓典型的江湖诗人;但刘克庄和方岳则存在争议。刘克庄早年也曾游历江湖,晚年稳居地方,诗风已非江湖面目[24];方岳进士及第,官至知州,后退居乡里,诗风与流行的江湖诗风也有距离,钱锺书先生说他“从江西派入手,后来很受杨万里、范成大的影响”[25],其实算不得典型“江湖派”。剩下还有十一位诗人,我们可逐一考察其身份特征、诗歌风格以及与“江湖诗派”的关系,兹按照作品收录多寡撮述如下。

  


(一)潘牥(1204—1246),字庭坚,号紫岩,福建闽县人,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进士(探花),历任浙西茶盐司干官、太学正、潭州通判,卒于任上。有《紫岩集》已佚。刘克庄撰墓志铭。潘牥为人豪爽,秉性刚直,当时诗名颇盛,与刘克庄、戴复古、胡仲弓、曾由基等人多有交游;又精于长短句,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周密《绝妙好词》、赵闻礼《阳春白雪》均收其作品。他的《紫岩集》虽佚,但我们可以看到王应麟《困学纪闻》特别赞赏其诗,将其所作《题岳麓寺道乡台》予以引录品题[26];牟巘也将其与刘克庄并列,赞扬人时称“虽求之刘后村、潘紫岩集中,亦未多见”[27];《怀古录》卷中则记载:“近时三山潘牥庭坚乐府,篇篇寓新意……虽句语有未浑成细嫩处,然皆有所发越。”[28]另外像韦居安《梅磵诗话》等诗话对其诗作也多有品评,足见潘牥在当时诗坛的影响力。潘牥官至潭州通判,自然算不上江湖游士,据《怀古录》所记其乐府作品,可见诗歌取径也颇广泛。


(二)闻人祥正,生平不详,所存惟《千家诗选》集句50首,分别在“前集”卷一六“宫室门”之“宫词”目(27首)和明钞本残页(23首)。所集句子,除了各体诗,也有来自词的。其中卷一六宫词二十七所引“铜炉谩炷一铢香”署“刘岳甫”,实为刘克庄《卫生》诗,则闻人祥正应活跃在理宗朝后期[29]。


(三)王迈(1184—1248),字实之,号臞轩,福建仙游人,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进士。历官秘书省正字、漳州通判、吉州通判、邵武知军等。刘克庄撰墓志铭。有《臞轩集》十六卷,今本为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王迈性亦直率,诗作气盛言畅,“为古风近体,单辞半简,皆清拔巨丽,有一种风骨”[30],钱锺书《宋诗选注》云:“他虽然极推尊杨万里的诗,自己的风格并不相像,还是受江湖派的影响居多。”[31]实则王迈集中古风歌行,昌明俊伟,虽有出语每俗的弊病,受到江湖派的影响,但总体气格与一般江湖诗人并不相类。


(四)林㧑,字季谦,号芹斋,福建连江(一作福清)人,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民国《连江县志》记:“初试馆职,迁礼部郎中,出知瑞州,调漳州,入为太常少卿,转司勋朝请大夫,主管建昌军仙都观,赐绯鱼袋。所至具有政声,善训迪,多所成就。尤工诗,名山胜景题咏殆遍。”[32]林㧑诗作主要依靠《千家诗选》留存,然《全宋诗》一首未收。除《千家诗选》所录31首(其中1首为白玉蟾作误署)外,尚可从《诗渊》《梅花字字香》辑得佚诗3首及残句若干。其人活跃于高宗、孝宗朝,与“中兴四大家”大体同时,自然与“江湖诗派”无涉。


(五)华岳(?—1221),字子西,号翠微,安徽贵池人,卒年约四十六岁,有《翠微南征录》《翠微北征录》存世。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因上书请诛韩侂胄,编管福建建宁府。至侂胄诛,放还。史弥远丁忧起复,再还建上。嘉定十年入太学中武举进士,为殿前司官属。十四年,谋去时相史弥远,事觉,下狱杖毙。华岳出身武学,言论激进,轻财好侠,诗歌风格也因此颇为特出,他的诗文集《翠微南征录》乃是长期编管福建期间撰成,存诗四百余首,各体兼备,虽有粗豪之气,却颇显真性情。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华岳并不沾染当时诗坛上江西派和江湖派的风尚;他发牢骚,开顽笑,谈情说爱,都很真率坦白地写出来,不怕人家嫌他粗犷或笑他俚鄙。”[33]总体风格与流行的江湖诗风差异较大。


(六)赵葵(1186—1266),字南仲,号信庵,湖南衡山人。京湖制置使赵方次子,以战功入仕,历任滁州知州、福州观察使、淮东制置使、福州知州等,累官至右相兼枢密使,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将领。工诗善画,有《信庵诗稿》,刘克庄作序,言其作“发旷怀雅量于翰墨,寓雄心英概于杯酒”,又说“至于陶写性情,赏好风月,虽《玉台》《香奁》诸人极力追琢者不能及也”[34],可见诗作风格较为多样,并不拘于一体。赵葵诗《全宋诗》辑存49首,除《千家诗选》外,尚有《诗家鼎脔》《全芳备祖》等书存其诗作。而据《至顺镇江志》载镇江府书阁藏《信庵诗》三册[35],则当时曾刊行。赵葵制阃诸方,自与江湖游士不侔。


(七)李刘(1179—1249),字公甫,号梅亭,江西崇仁人,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进士。历成都府路安抚司干办、眉州知州、吏部郎官、中书舍人等职,累官至吏部侍郎、宝章阁待制。尤以四六名世,有《四六标准》《梅亭类稿》等。李刘诗名为四六所掩,其诗集不传,《全宋诗》据《千家诗选》及《新编通用启札截江网》《诗渊》等书辑存47首。从所存诗作来看,七律更多,所作七律颇有“资书以为诗”的倾向,略无江湖浅切风味,这恐与其学问博洽、擅场骈俪有关。


(八)赵崇森,宋太宗九世孙,事迹不详,据其诗《江行》“贪看湘江景”之句,及《题三女冈白莲花》知其曾驻足湖南、上海松江等地。洪咨夔有《闾丘梓林炎赵崇媺赵崇森除大理评事制》[36],知其曾任大理评事。《宋史全文》记其于端平三年(1236)二月进对[37]。赵崇森诗《全宋诗》辑存12首,可据《千家诗选》再补辑2首。


(九)卢钺,字威仲,号梅坡,福建永福人,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进士。历官建昌军学教授、著作佐郎、隆兴知府、户部尚书等[38]。与赵汝腾、徐元杰、刘克庄、文及翁、牟、陆文圭、戴表元等人均有交游。《全宋诗》将卢钺、卢梅坡分作两人,共录诗17首。元姚燧有《卢威仲文集序》言其文“劲特而伟健,明白而洞达,激烈而恳到”[39],非江湖一脉。戴表元有《送乡友林耕道往信州,因寄李明通。余与林、李皆游故中书卢公威仲门》一诗,并云:“卢公全盛时,桃李何纷纷。冠盖蔽白日,谈笑起青云。”[40]则卢钺门生颇多,在晚宋乃至元初均有不小影响。


(十)赵希逢,字可父,宋太祖九世孙。与华岳交甚密,几遍和华岳诗。华岳《戏呈赵可父》诗题注云:“可父以法曹入幕,明年为锁试第一。”《勉赵法曹》题注又云:“法曹以词赋、明经屡贡监漕,初尉赣之石城……次任建安法曹,明年复为南省锁试第一,不愿易授,特终建安任。”[41]知赵希逢历官石城尉、建安法曹等职,后锁试登第,时在华岳编管建宁府期间(1205—约1216年)。至理宗淳祐元年(1241)仍在汀州司理参军任上。赵希逢诗《全宋诗》辑存173首,除8首非唱和华岳所作,其余165首均是次韵华岳作品,其诗风自不免受华岳原作影响,与华岳诗相近。


(十一)徐元杰(约1194—1245),字伯仁,号楳埜,江西上饶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状元及第,因忤史嵩之,中毒暴卒。历官秘书省正字、南剑州知州、权中书舍人、工部侍郎等职。有《楳埜集》二十五卷,今本为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出,裒为十二卷。四库馆臣言其诗:“乃颇朴僿,盖真氏《文章正宗》,持论如是,元杰亦笃守其师说云。”[42]意即徐诗多理学家诗味。


以上不惮其烦地叙述这些诗人的履历与诗歌成就,即在于说明《千家诗选》所偏向选录的这些诗人与所谓“江湖诗派”并不可以等同视之。假如我们认同“江湖诗派”是一个主要由游士组成且其诗风主要是清新浅切甚或纤佻卑俗一脉的话,那么无论从身份属性还是诗歌风格来看,这些作家均难简单地归入此派。这二十人中可以确定进士及第者即有11人,还有2人(赵葵、刘克庄)虽未进士及第但也官至高位,从身份来说本非游士;从诗风来看,上述十一人及杨万里、范成大、白玉蟾、刘克庄、方岳诸人也与一般的江湖诗风多有区别。这个判断与当时人的看法也是基本吻合的。宋末郑思肖在其《中兴集》的后序[43]中回顾历史,点明理宗朝的“朝野之臣”,其中即包括以上所考十一位诗人中的六位。他将赵葵归入“阃臣”,将徐元杰、潘牥、王迈归入“名臣”,将刘克庄归入“文臣”,而只有戴复古才被归入“诗人”(特指江湖诗人)[44]。既然排名居前且总体数量占据“时贤”75%的诗人群体真正可归属于“江湖诗派”的作家并无多少(完全确定者仅有戴复古、刘仙伦、刘过、高翥四人,占五分之一),那么当然就很难说《千家诗选》与“江湖诗派”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些入选诗人也有明显的趋同特征,从他们的籍贯和履历中即可发现,绝大部分成员都和福建相关。二十位诗人中,只有范成大、杨万里、李刘、刘过、刘仙伦、闻人祥正没有在福建长期驻足过的记载[45],其余诸人或占籍福建,或任职、流寓过福建,占比达百分之七十。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千家诗选》所列的全部“时贤”,这个比率更高,以致于学者认为“书中所涉南宋中后期诗人,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福建人或曾任职于福建,几乎近于地方总集”[46]。说《千家诗选》“近于地方总集”虽略有夸张,却点明了编者选录诗人的鲜明地域性。这个具有明显福建地域特征的群体,成员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少还有互相的交游关系,就更显出编者的地域指向了。也就是说,《千家诗选》并无诗学诗派上的立场,只有地域上的偏好,而这种客观呈现出来的倾向,究竟是编者乡贤情结使然,还是视野局限造成,又或是编纂态度草率、贪图简便易得的结果?这是暂时无法判定的,但它的编纂并不体现“江湖诗派”的身份属性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千家诗选》与晚宋诗坛的“近世”指向


虽然我们力证《千家诗选》的编者并无“江湖诗派”的立场,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千家诗选》的选诗趣味与流行的江湖诗风确实有相近之处,尤其是“前集”部分更为明显。然需注意的是,无“江湖诗派”立场和选诗与江湖诗风趋同,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譬如《千家诗选》选录真德秀作品9首,而真德秀的总体诗风显然非“江湖诗派”,不过一个作家的作品风格定非单一的,常具多样性,真德秀也创作了一些相对浅切清新的诗歌,这些诗歌符合《千家诗选》的选录标准,也和当时流行的江湖诗风相近,但我们显然不会因为这些作品而将真德秀视为“江湖诗派”的成员。换言之,《千家诗选》与江湖诗风是在共同的时代风气下诞生的,我们应该将《千家诗选》的选诗趣味,放入更广阔的诗歌史中去观察,而不应该局限于与江湖诗风的异同上。整个晚宋诗坛的演进图景,牵涉诗歌主体逐步扩大、下层诗人大量涌现、文学权力明显下移等重大问题,具有鲜明的“近世”指向[47],而《千家诗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出现的有着时代表征性的诗歌选本。

从本质上说,《千家诗选》是一部商业出版物,编者既无意于树立诗学典范,重构诗学脉络,也并未倡导新的文学主张,更不依随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它所遵循的乃是当时诗歌消费市场的一般规则,迎合读者需求,谋求经济利益。李更、陈新两位先生对此书取资来源的考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8]。商业出版深度参与诗歌传播和消费的机制,颠覆了原有的士大夫阶层主导的诗学图景,书商掌握了编纂诗集的权力,并因此迅敏地反映出晚宋世俗的诗学趣味。正是这种脱离士大夫阶层阅读习惯的编纂旨趣,让《千家诗选》呈现出晚宋通俗诗学的流行样态,展现出十三世纪以后诗坛发展的新趣味和新方向,指向了更具有新质意味的“近世”特征,即世俗化、通俗化、大众化。


首先是朱淑真和白玉蟾两位特殊身份诗人的作品被大量收录。作为女性诗人,朱淑真的作品自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端礼编《断肠集》后,又有郑元佐为之作注刊行,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和苏黄这类诗人相似的待遇,这种现象只可能出现在非士大夫诗人群体大量涌现、中下层诗歌消费市场逐步兴盛的南宋中后期。《千家诗选》的编者顺应这一趋势,选录朱氏作品达69首之多,超过苏黄诸家而处于“宋贤”之首。在此之前,女性诗人的作品在一般诗歌选本中鲜被关注[49],遑论选入如此大量的作品,占据如此高的比例。因了女性的身份,朱淑真的诗歌醉心于吟风赏月、写愁书怨,风格清新婉丽,但“出笔明畅而少深思”[50],用字造句也偏于浅切,而这正符合普通市民的阅读兴趣。学者甚至认为:“如从其诗的内容来判断,较之勤于举业的年轻的初学者,那应该更适合于在市井之间过着实际婚姻生活的富裕的壮年读者,自然,其中也包括了所谓的‘闺阁’妇女。”[51]这就更是将朱淑真的受热捧,与诗歌的近世化密切关联在一起了。《千家诗选》如此钟爱朱氏诗作,即由这股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潮流促成。

与朱淑真同样受重视的,是道士白玉蟾。作为方外之人,白玉蟾的作派风度与一般士大夫颇不相同,潘牥为白玉蟾文集作序,言其“好酒任性,所作不皆合法度”[52],其诗歌风格也颇萧散,绝句短章虽是主体,但古诗歌行亦达200余篇,长篇大咏不在少数。最为突出者,则是诗歌语言多有俚俗风味,这只需略举几首即可窥豹:


卷二《立秋有怀陈上舍》:没巴没鼻落一叶,发颠发狂何处风。九十日暑扫地去,满怀汗珠寻已空。却烦察判潘孺子,说与上舍陈元龙。来宵无雨必好月,一樽还要与君同。


卷四《次韵紫岩潘庭坚二首》之二:何人皮里有阳秋?谁绢能包得许羞?早趁黄书丞相押,莫空白了少年头。既无顾恋于人已,便请清闲袖手休。岂必灭秦安汉后,始来寻个赤松游?


卷六《题郑通妙方丈》:无争之棋两三局,自劝之酒一二杯。但且任么随俗过,丹成云鹤自然来。[53]


以上分别列举了七古、七律、七绝各一首,其中所用的口语俗语“没巴没鼻”“寻个”“任么”等在其诗集中俯拾即是,诗歌句法也不紧凑,表现出明显的浅俗倾向。《千家诗选》所录诸作的语言虽然没有这般俚俗,但其浅切之风却是一贯的。白玉蟾的诗作与士大夫的趣味有一定距离,他的交游圈虽然也有一些官僚士人,但总体仍以僧道和下层文人为主。学者指出白玉蟾在思想和性格上均具多重性,而这些多重性标志着南宋道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54],这与其诗歌的通俗化、平民化是一致的。朱淑真和白玉蟾这两位非士大夫诗人在《千家诗选》中地位的凸显,自然是晚宋诗坛“近世化”的重要表征。


其次是消解大家名篇的优势地位,无论诗人身份如何,总体诗风如何,在诗史上地位如何,《千家诗选》选录作品都以浅显、通俗、实用为准,并不作平衡考量。站在晚宋回望唐宋诗史,一流大家不胜枚举,王孟、高岑、李杜、元白、韩孟、韦柳、小李杜、欧梅、苏黄,各家各派可谓群星璀璨,名篇辈出。但在《千家诗选》中,这些一流诗人的分量远不及当时的小作家,甚至存在一首不选的情况(未选元稹)[55]。“唐贤”中像李白这样的诗人居然也只选入一首绝句,且所选绝句乃是从《月下独酌》这样的五言古诗中截取下来的,丝毫不能反映李白的绝句艺术成就,更不用说总体诗歌特色了。即使名列“唐贤”入选数量之首的杜甫,所选录的诗作也谈不上代表性,更多似乎只因分门纂类设置所需而选入,称得上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并不多。“宋贤”中尽管苏、黄作品都入选不少,然均少于女性诗人朱淑真,且所选作品主要集中在“后集”,作品代表性也显弱。“江西诗派”的作家入选人数虽不算少,如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所列25人中,就有陈师道、谢薖、谢逸、僧祖可、韩驹、洪刍、徐俯、晁冲之、潘大临、饶节等10人入选,不过除了陈师道(入选19首)之外,其他人的作品都只是个位数。而陈师道的诗也主要集中在“后集”(16首),“前集”所选仅3首绝句,风格尤其浅切,如《雁》诗:“来往违寒暑,飞鸣在稻粱。未知溟海大,不肯过衡阳。”明白如话,诗意不浓,作为童蒙倒是恰切,自然难以代表陈师道的风格。“后集”所选陈诗仍以七绝为主,虽有4首七律,风格也绝无瘦硬拗峭的特点。这群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典型江西派,并没有在《千家诗选》中展现他们句律精深的诗学趣味,都只能服从于编者浅显通俗的选诗旨趣。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以归罪于编者辑纂态度草率,诗学眼光欠佳,但从另一角度来说,这又恰恰真实反映出当时读者群的需求,他们并不钟爱揣摩经典,只求浅切易懂,以满足一般的阅读欣赏要求。如果从“后集”具有应酬特性的门类设置来说,则更只是为求得日常写作模板和辞藻、诗意的取资来源而已,甚而让“后集”具备了日用类书的某些特性。其通俗化乃至程式化的内在指向,与《昭明文选》而下的诗文选本,并不在同一文化层面。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千家诗选》是由读者群决定了作者群,书籍购买者的文化层级决定了入选作家作品的艺术层级,大众的阅读趣味指挥着书商的编辑之手,市民们通过书肆的力量参与了这个时代通俗诗学的建构。这也应当看作晚宋整体诗坛“近世化”萌芽的一个结果。


最后,从整个宋元之际福建坊刻刊行的诗学著作来看,《千家诗选》的编纂旨趣及通俗化、世俗化特点并非单一存在,而是与其他诸书形成了著述群落,呈现出整体的“近世性”特征。《诗家鼎脔》是《千家诗选》的选源之一,该书选诗180首,风格亦以浅切为主,其中绝句89首,约占一半篇幅,又据学者统计,作者籍贯可考证属福建者占32%[56],如果加上长期仕宦或流寓福建者,这个比例还要更高。此书入选共96人,只有1人非南宋诗人,其余全是活跃于南宋中后期者,是一部典型的时人选集,它的这种地域性倾向和选录旨趣,与《千家诗选》“时贤”部分如出一辙。又有于济、蔡正孙《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以诗格形式架构全书,选录唐宋诗人一千余首七绝,分三百四十余格,它的初编者于济本是“为童习者设也”,蔡正孙增扩评释后,即望能给一般的读书人“与鲤庭学诗者共之”[57],目的即在于提供学诗活法。全书注释评解详细以至于琐碎,显与书塾教育的定位密切相关。两部选集也并不重视经典的典范意义,而更指向当下诗坛和一般读者,也是商业出版氛围影响下的产物。除了诗歌选本,《诗人玉屑》《诗林广记》等诗话著作也具类似特点。魏庆之编纂《诗人玉屑》乃取前人、时人论诗篇章,以分门别类的方式再加剪裁编辑,他主要依托《苕溪渔隐丛话》删改缀补,然后添入时人诗论。吉川幸次郎早已指出《诗人玉屑》“这本书为营利而出版刊行的痕迹是明显的”[58],它“科别其条”,设目众多,“升高自下之方,由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载”[59],而尤强调句法口诀、下字压韵、诗病诗体,目的就在提供一部便于一般读书人使用的诗法教本。这种因应出版市场风潮,而将他人作品加以选辑拼盘的方式,在《诗林广记》中也得到进一步推广。只是《诗林广记》既不局限于诗论,也不只是收录作品,而是将作品和诗论综合起来,特别是加入了后来者的模拟篇章,显示出更复杂的结构,满足了读者更多元的学诗需求。从这些诗学著述群落中,能明显感受到民间出版迅猛发展带来的诗学生态变迁,书肆将图书的预设顾客从文人士大夫转向了中下层的非士大夫知识人,也就带来了书籍编纂旨趣的世俗化和通俗化。《千家诗选》在这样的诗学生态中诞生,无疑造成了它错置作者、割裂篇章、疏于遴选的缺点,但也因此更鲜活地反映出晚宋时期书肆主导的通俗诗学的原始状态。

综上所述,《千家诗选》虽然存在不少晚宋坊刻本的通病,与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趣味有着不小的距离,但并不妨碍该书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偏好“时贤”的选诗态度、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以及以浅切风格为主导的编纂旨趣,都指向了宋元之际诗学的“近世化”趋向。从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可以看出此书正是非士大夫诗人群体崛起的结果,是出版参与诗学建构的又一典型案例,也给“南宋以降的近世文学”[60]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李更、陈新校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本文所引该书相关诗句和相关统计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据此版,不再一一出注。《千家诗选校证》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斯道文库藏元刊本(二本为同一书,合璧后全书前集为二十卷,仅缺卷一六、一七两卷,由明钞本补齐)整理前二十卷(亦称“前集”);第二部分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钞本整理卷二一至卷二五;第三部分据合璧元刊本整理后十卷(亦称“后集”)。三部分合编为三十五卷。嗣后,金程宇《〈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勘新探——以两种稀见日藏本为中心》(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2期)一文又介绍了《千家诗选校证》未利用的日本成篑堂藏元刊残本和龙谷大学藏室町钞本,可参考。


[2] 李更、陈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下册,第874—916页。


[3] 钱志熙《论〈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4] 参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合璧影印中日分藏珍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上册,第32页。


[5] 李更《〈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的两种早期版本》指出:“很显然,明钞本现存的二十五卷在门类组织上有其系统性,而且所有类目都是作为吟咏对象出现的,这些类目不论是物是人,与作者之间均存在主、客体之分,这种门类组织方式与《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锦绣万花谷》等宋代类书,以及宋末元初方回《瀛奎律髓》等类编诗选非常相近,应当是比较符合宋人对自然和社会的审视习惯的。而元刻甲本‘后集’之门类,则完全是从作诗的场合或诗的用途来组织的,明显带有实用手册的特征,这一点与元代《古今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联新事备诗学大成》等一些备交际应酬之需的实用性诗文类编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也可以说,‘后集’的编纂上并不是前二十卷的延续,而是另起炉灶的。”(《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109页。)


[6] 关于此书与刘克庄的关系,前揭《〈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已有讨论,此外钱锺书《容安馆札记》卷二第六百二十一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卷,第1128—1130页)、姜书阁《说〈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荒陋不出于刘克庄》(《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册,第262—265页)、程章灿《所谓〈后村千家诗〉考》(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文均有理有据地否定了此书与刘克庄的关系,可参考。另有徐有富《关于〈千家诗〉的编者》(《诗学问津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08—210页)则认为不能否定刘克庄对该书的著作权,论据单薄,不能成立。


[7] 参见钱志熙《论〈千家诗选〉与刘克庄及江湖诗派的关系》,下引钱志熙先生语均出自此文。


[8] 即刘克庄所编《唐五七言绝句》《本朝五七言绝句》《中兴五七言绝句》《唐绝句续选》《本朝绝句续选》《中兴绝句续选》(附录《中兴七言拾遗》一百首),此六书均不存,唯存序于刘集中。


[9] 程章灿《所谓〈后村千家诗〉考》一文实已辨析了刘氏六种诗选与《千家诗选》的关系,惜钱文未能参考。


[10] 钱文言《千家诗选》选白居易诗6首属误计,实则共11首(含他作署为白氏者1首),在本书所选唐人中居第三位,并不算少。


[11] 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七,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册,第4085页。


[12] 本文统计的诗人诗作数量,如无特别说明均按《千家诗选》中的署名,无论误署与否。


[13] 所选杜甫绝句12首分别是:卷一《春暮》“肠断春江欲尽头”、卷一《夏》“糁径杨花铺白毡”、卷一〇《芭蕉》“一种灵苗异”(路德延作,误署杜甫)、卷一二《日》“夏日出东北”(截《夏日叹》而成)、卷一九《孤雁》“孤雁不饮啄”(截同题五律而成)、卷二三《美女》“虢国夫人承主恩”(张祜作,误署杜甫)、后集卷七《从韦二明府续处觅锦竹》《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乞桃栽》《于韦处乞大邑瓷盌》、后集卷九《谢严中丞送青城山道士酒》。可见杜甫绝句在《千家诗选》的三个部分中均有出现。


[14]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四,第9册,第4007页。


[15]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〇,第15册,第6930页。


[16] 《刘克庄集笺校》卷一八三,第15册,第7027页。


[17] 前揭《〈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第885—886页,第891页。


[18] 关于这一编集传统的讨论,可参见张巍《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


[19] 赵孟奎书成于咸淳元年(1265),《千家诗选》则成于1255—1270年间(《〈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第906页),两者书名究竟谁在前,尚不能断定。另如《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亦似此类,但属诗话,非选本。


[20] 这个观点的相关阐述可参见拙撰《“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


[21] 如陈与义、洪适、张孝祥之类即列入“宋贤”。然陆游也被列入“宋贤”而未出现在“时贤”之列,而范成大仅入“时贤”,杨万里则“宋贤”“时贤”两见,特别是所收陆游20余首诗,仅6首署名正确,其他十余首均误署不同作者,殊可怪也。


[22] 收入“时贤”目下的作品有时也会错置为其他时段的诗人作品,就如同唐贤、宋贤目下也有错置一样,但不影响我们对总体分布的判断。另外,在“后集”中“时贤”与“宋贤”已混在一起,“时贤”一目仅出现6次,这是“后集”编者模仿“前集”而又未能彻底贯彻该体例造成的。因此,后集的统计数字不以是否标入“时贤”为准,而以作者所处时代为准。


[23] 这六位诗人被张宏生《江湖诗派成员考》列入诗派(《江湖诗派研究》附录一,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6—312页)。


[24] 参见拙作《刘克庄的乡绅身份与其文学总体风貌的形成——兼及“江湖诗派”的再认识》(《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及《论刘克庄晚年诗歌主流——从“效后村体”谈起》(《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5] 钱锺书《宋诗选注》,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6页。


[26] 王应麟著,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困学纪闻》(全校本)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2000页。


[27] 牟巘《缪淡圃诗文序》,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册,第280页。


[28] 陈模著,郑必俊校注《怀古录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9页。


[29] 《千家诗选校证》言其所集最晚为杨万里诗(第960页),误。


[30] 刘克庄《跋傅渚诗卷》,《刘克庄集笺校》卷一一〇,第10册,第4590页。


[31] 钱锺书《宋诗选注》,第389页。


[32] 曹刚等修《连江县志》卷二七,《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年版,第76册,第223页。《连江县志》在宋咸淳年间由知县宋日隆主持修纂,此民国县志材料或承继而来。


[33] 钱锺书《宋诗选注》,第371页。


[34] 《刘克庄集笺校》卷九七,第9册,第4108页。


[35] 《至顺镇江志》卷一一“书籍”目,《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册,第2766页。


[36] 洪咨夔著,侯体健点校《洪咨夔集》卷一八,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中册,第446页。


[37] 佚名著,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二,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8册,第2705页。


[38] 关于卢钺生平,可参见王三毛《宋末诗人卢梅坡考》,《文献》2008年第1期。


[39] 姚燧著,查洪德整理《姚燧集》“牧庵集误收他人之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8页。整理者认为此文非姚燧作,疑为赵汝腾作。


[40] 戴表元著,陆晓冬、黄天美点校《剡源集》卷二七,《戴表元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下册,第552页。


[41] 华岳撰,马君骅点校《翠微南征录北征录合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71页、第80—81页。


[42] 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六四,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册,第2176页。


[43] 郑思肖著,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44] 关于晚宋“诗人”概念的讨论,可参前揭拙文《“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以及内山精也《作为职业的诗人——宋末元初诗坛发生了什么?》(《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45] 虽无证据证明赵崇森占籍福建,但考虑到他是宗室,而西外宗正司和南外宗正司此时均在福建,他极有可能也与福建关系密切。


[46] 参见前揭《千家诗选校证》所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第891页。


[47] 关于南宋中后期诗坛“近世性”的讨论,可参考内山精也《宋诗能否表现近世?》(《国学学刊》2010年第3期)和《宋代刻书业的发展与宋诗的近世化现象》(《东华汉学》第11期,2010年)两文。


[48] 见《〈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考述》第三部分“材料来源及选录特点”,第891—902页。


[49] 承南京大学卞东波教授赐示,有《蕙亩拾英集》似是宋代女性作品专集,其性质已不同于一般的诗文选集,姑可不论。


[50] 陆昶《历朝名媛诗词》评语,朱淑真撰,张璋、黄畲校注《朱淑真集》卷八《春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51] 见前揭内山精也《宋诗能否表现近世?》一文第六部分。


[52] 潘牥《海琼白玉蟾先生文集原序》,盖建民辑校《白玉蟾文集新编》附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53] 盖建民辑校《白玉蟾诗集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第150页、第225页。


[54] 参见于洪涛《白玉蟾多重性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18年第2期。


[55] 虽然像《唐百家诗选》这类选本也存在不选一流作家的现象,但它们的“不选”一般是完全排除指定的作家,即所谓“李、杜、韩、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载”(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考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而《千家诗选》消解大家地位,并非如此,而是选录一流作家相对陌生的少数作品。故而《千家诗选》这种作派与《唐百家诗选》以来形成的传统,并不相关联。


[56] 参见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5—70页。关于此书编者,卞东波认为可能是黄昇,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戴复古(参见汪俊、陈宇《〈诗家鼎脔〉编者考实》,《扬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笔者更认同卞东波的猜测。


[57] 蔡正孙《序》,于济、蔡正孙编集,卞东波校证《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58] 吉川幸次郎著,李庆、骆玉明等译,《宋元明诗概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页。


[59] 黄昇《原序》,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中华书局2007年版,上册,第1页。


[60] 参见拙著《士人身份与南宋诗文研究》“引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页。



【本文原载于《文学遗产》2021年04期,原题:《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与晚宋诗坛趋向。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感谢侯体健老师授权发布 。】


编辑:吴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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