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
发布时间: 2013-10-08

 

          

        朱东润先生(1896-1988),原名世溱,后以字行,江苏泰兴人。朱东润先生不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基者之一,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拓荒者。朱东润先生自幼失怙,1907年受族人资助,考入南洋公学附小读书。因成绩优异、刻苦勤奋,1910年得上海南洋公学监督唐文治资助升入中学。此后却因家境贫困、资助中断而辍学。时值辛亥革命,朱东润先生的三哥因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武装起义而被清军杀害。三哥的就义,对朱东润先生触动很大,终其一生,他都抱爱国爱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之旨不移。1913年秋,朱东润先生入留英俭学会,赴英留学,次年进入伦敦西南学院读书,课余从事翻译,以济学费。1916年初,朱东润先生放弃学业,毅然回国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1917年秋朱东润先生应聘至广西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开始了他长达七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19年朱东润先生回到江南,任南通师范学校教师。1929年他出任武汉大学特约讲师,受闻一多先生委托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忍痛抛妻别子,愤然离开沦陷的家园,绕道东南亚,远赴大西南,为维护民族生存而斗争。1942年8月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7年夏,至无锡国学专科任教,后又任江南大学教授。1951年春任齐鲁大学教授,同年秋,改任沪江大学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朱东润先生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解放后,朱东润先生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他历经非人磨难,爱妻邹莲舫夫人也因受牵连而不堪凌辱含冤而亡,但朱东润先生却以一身傲骨面对邪恶势力的威压,始终不肯屈服。体现了刚直守正,以德立身,以天下为己任的节操,体现了他追求真理、注重科学的精神。 1981年朱东润先生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还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古典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中华文史论丛》主编等职。朱东润先生于1988年逝世,享年92岁。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是该学科开创时期颇具影响的奠基之作。他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的发展,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一、从《讲义》到《大纲》 朱东润先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是20世纪一部重要的学术经典。关于这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出版,朱先生在1944年开明书店版前面的《自序》里介绍说: 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以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1937年的秋天开始排印。第三稿只印成一半,抗战爆发,武汉大学西迁,第三稿的下半部丢失了。最后承叶圣陶先生的资助,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由开明书店出版,就是这部《大纲》。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见到《大纲》的初稿和第二稿,对朱先生如何“订补”、“删正”,也就不得而知了。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看到朱东润先生题赠“东启兄”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以下简称“讲义”),为国立武汉大学排印本。这部《讲义》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二稿。在《目录》下由一段题记,说:二十年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编次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次年续编至清末止。略举诸家,率以时次,或有派别相属、论题独殊者,亦间加排比,不尽亦时代限也。凡七十五篇。这段题记所言,与上面的《自序》正相符合。从中可以看出,最初编撰的讲稿“上起先秦,下迄明代”,这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的初稿,第二年又继续编撰至清末为止,这就是第二稿。上图藏的这部《讲义》第二稿,虽然没有出版时间,但是据《自序》所言,应该是1933年出版的。据《大纲》的自序所言,《大纲》是“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和”而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这部第二稿的铅印本,把两者相对照,就可以发现,《大纲》哪些部分是第三稿,哪些部分是第二稿了。第三稿是对第二稿“再行删正”而成的,那么我们通过对照,就会弄清楚朱先生是如何对第二稿进行修改删正了。从1932年到1936年,是中国受到外来侵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是思想文化界剧烈变动的时期,朱东润先生的思想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通过对《讲义》与《大纲》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什么。抱着这种想法,我花一些工夫把《讲义》和《大纲》进行对照比较,梳理朱东润先生在1932年至1936年间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些思想演变。《大纲》为七十六节,《讲义》为七十五节,从第四十二节《高棅》开始一直到清末,《大纲》的内容与《讲义》完全一致。显然,《大纲》是由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并合”第二稿的明清部分而组成的。那么现在我们把《大纲》第三稿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加以对照比较,就可以看出1936年朱先生“再行删正”的具体情况了。第一、《讲义》常引述西人理论,作中西比较。《大纲》予以删除,并强调民族精神。引介西洋理论并据此阐释中国文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普遍盛行的学术风气。陈中凡先生1927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大量引用西洋文学批评理论,并常据此立论评判中国文学理论。郭绍虞先生的文章《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就是依据美国学者莫尔顿的文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体的演变。朱东润先生写于三十年代初的《讲义》,亦是如此,凭借对西洋文学理论的熟稔,他有时引用国外理论,如在《讲义》的“绪论”里,就有两大段英国文学批评家高斯(edmund gosse)所谓“批评一语出自希腊语裁判之字”,“亚里多德殆为文学批评之始祖”云云,并称其“论极持平”,同时还引证森世保列著文学批评史的例子。这些在《大纲》里都被删去,仅保留英人高斯的一小段话。《讲义》中还有一些据西洋理论以立论和进行中西比较的断论,《大纲》则或予修改或径直删去。如:《讲义·绪言》第一段论“文学批评一语,古无定名”后有一句:“大率近人分类虽视古益精,而文学批评一语之成立,翻待至与西洋文学接触而后。”这一句,《大纲》已删去。《讲义·第四汉代之文学批评》论司马迁云:“《史记·屈原传》论离骚,推赜索隐,无愧于后世印像派之论者。”《大纲》改为“推赜索隐,直抒作者之情意于纸上。” 《讲义·第四十贯云石、周德清、乔吉》有这样一段话,参证中西,说:“法国有大戏曲家大仲马者,一日其子以戏曲作法之秘诀叩之,大仲马曰:‘易耳。戏剧之成功,在乎首折明白,末折简短,而中间富于兴趣耳。’其言与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有可以互相证明者。”《大纲》把这段话删去。这几处的修改,显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朱先生自己的思考。我想这种修改大约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朱先生反思“以西释中”的学术模式,抛弃了过去那种引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理论的学术思路,而注重于掘发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二是在外患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朱先生爱国情绪更加激切,这种爱国情绪在学术上则表现为不愿意仰洋人之鼻息。实际上朱先生的爱国情感民族情绪在《大纲》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大纲·绪言》第二段,他发表“凡一民族之文学,经过一发扬光大之时代”的议论,这段文字在《讲义》里是没有的。《大纲·第二古孔子孟子荀子及其它诸家》首段“文学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的大段议论,《讲义》中也是没有的。这不是爱国情怀的寄寓吗,不是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亲和感的流露吗?《讲义》中没有论及陆游的文学批评,《大纲》则给予相当的篇幅作补充,或许也不无深意吧。《大纲》从《绪论》至宋元部分与《讲义》的相同部分,在内容上也有一些变化:《讲义》中有“第三十八、王铚、谢汲”是论王铚《四六话》和谢汲《四六谈麈》。《大纲》把整节删去。《大纲》补充了“《诗》三百五篇及《诗序》”和“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两节,那是因为朱先生在那段时间里研究了《诗经》学,撰著过《读诗四论》。《大纲》还补充了“第十九、初唐及盛唐时代之诗论”,这一节是《讲义》所没有的。在这一节里,朱先生提出唐代诗论家“大都可分两派:一、为艺术而艺术,如殷璠、高仲武、司空图等。二、为人生而艺术,如元结、白居易、元稹等。”并继续阐发说:大抵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者,其论或发于唐代声华文物最盛之时,如殷璠是;或发于战事初定,人心向治之时,如高仲武是;或发于乱离既久,忘怀现实之时,如司空徒是。惟有在天下大乱之际,则感怀怅触,哀弦独奏而为人生而艺术之论起:元结丁天宝之乱,故有《箧中集序》;元白在元和间,目睹藩镇割据,国事日非,故有论诗二书。这一论断是《讲义》所没有的,是朱先生在1936年删正时撰写的。这一方面是用当时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来烛照和梳理唐代文论,另一方面从时代盛衰治乱来立论,也寄寓了朱先生对现实社会的关切。和《讲义》相比,《大纲》立论更平妥、严谨。《讲义》中有一段比较刘勰和钟嵘,说:嵘总论诗义有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其言极泛。《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较为亲切。这段话批评钟嵘其言极泛,称赞刘勰其言较为亲切,这是不够妥当的。钟嵘的诗学观念要比刘勰进步。后来《大纲》中这段话改为: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其言略涉藩篱,未加深论。仲伟《诗品》总论诗义,始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灵,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此则学有专攻,立论自异。显然《大纲》之论要合理得多。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批评“艳歌婉娈”的淫辞,纪昀批点云:“此乃折出本旨,其意为当时宫体竞尚轻艳发也。观玉台新咏,乃知彦和识高一代。”朱先生在《讲义》中批驳纪昀,说:“文心雕龙成于齐末,纪氏自言之,不应其中议论乃为三十年后之宫体而发。纪氏号称敏给,不意乃有此过,固知疏忽之失,不易尽免也。”而《大纲》则删去这一段批驳的话,而改为正面引用纪昀评点《通变》批语。这样修改,态度更为温厚,也更为符合教学讲义的体例。《大纲》对《讲义》的修改,有的地方还可以看出朱东润先生对问题研究的深化。《讲义》论述司空图的影响说:表圣此论,以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为极则,其论衍为严羽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衍为王士禛之神韵论,斯皆其遗胤也。也就是说司空图、严羽、王士禛是一脉相承的。其实,司空图与严羽、王士禛之间相异的一面更突出。到了1936年,朱先生对此问题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删去了上面这段话。《大纲》中对司空图与王士禛的异同,作出新的认识,说:今以表圣之书考之,知渔洋所云之诗境,仅为表圣所举种种幻境之一部。……渔洋论诗,独主神韵,撷取《诗品》诸语,张其宗风,一若表圣之言,与渔洋若合符契者。考之表圣集中,则又不然,今录其《诗赋赞》于次,亦可见其持论之不主一格矣。《大纲》中更强调王士禛与司空图相异的一面,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只算得上是《诗品》诸种幻境之一种,而司空图本书的诗学观念是“不主一格”的,非神韵所能限。这个见解是更为确切的。司空图也欣赏“涛怒霆蹴,掀鳌倒鲸”的雄奇诗风,称赞韩愈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都非王士禛“神韵”说所能牢笼的。《讲义》中一些文献考辨的论断,《大纲》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怀疑《诗式》的作者并非皎然,《讲义》据此进一步推测说:今按原书“文章宗旨”条,称康乐公作诗,得空王之助,其它称“康乐公”者凡三。又书中称人,或分举名字,或沿袭俗称,独与康乐标致独异,疑其确出谢氏子孙所为。《总目》称其摭拾辑补,语近平允。但是,皎然,俗姓谢,名昼。《讲义》的这段推测就显得无谓了,并不能否定皎然的著作权。所以《大纲》中干脆把这段文字全部删掉。《讲义》中其它地方的一些苛责古人的文字,《大纲》一般也都予以删除。在引用文献上,《大纲》的变化不多,但是有一处还是值得提出来。沈约的“八病”说,在后代影响很大,但是沈约原书已无可考证,后代记录沉约“八病”说的有日人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朱先生在撰写《讲义》时,尚没有见到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所以只提了后两种文献,并说:“梅书出于依托,然所述较为详尽,附录于此,以资印证。”《讲义》所引的“八病”说,全源于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在朱先生修改《讲义》的1936年之前,储皖峰专取《文镜秘府论》中论病称《文二十八种病》已经校印问世。所以朱先生有机会见到《文镜秘府论》中备述沉约“八病”说,于是在《大纲》中,他论沈约“八病”时,依据的文献是《文镜秘府论》,而不是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梅尧臣的《续金针诗格》。选择的文献更为可靠。这虽为小事,但是正显示出一个学者的严谨不苟的学术态度。朱先生还引申说:盖自梁陈迄唐,推演益密,其说益完,而唐时日僧来吾国求学者,遂得而存之,亦礼失而求诸野之意也。通过上图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我们可以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之前半部分,朱东润先生花费了怎样的心思去删改修润,可以体会他在修改中流露出来的思想情怀和学术探索。可惜的是,朱东润最后修改稿的下半部分在战乱中遗失了。朱先生花费的心思,我们只能了解一半。他在《大纲》1944年版《自序》里感叹说:“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后,全部付印,因此又迁延了若干时日。事实终于显然了,我的大部的书稿和手写的稿件都没有收回的希望。”今天,我们比较《讲义》与《大纲》之上半部分,发现朱先生修改之深意和精思,就更感慨第三稿下半部遗落之可惜了。这是日人战火带给中国学术的又一桩憾事。 二、“传记式”写法和“批评的气息” 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详近略远,从先秦文论一直写到晚清陈廷焯,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内容包括诗、文、小说和戏曲批评理论,涵盖各种文学样式,而且写完全书在郭绍虞先生之前,所以章培恒先生评论说:“《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实是我国最早提供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较完整架构、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作出富有新意的探讨和概括的著作。”[1] 朱东润先生的《大纲》以及其它单篇论文在撰述体例上的一个特征是“以人为纲”,“以人立章节,而不对时代或宗派加以特别的标示,以见出重要批评家卓立于时代和指导潮流的作用”(《序言》)。这是他的一项编写原则。这种编写体例,可能是借鉴了传记文学的著述体例。我们知道,朱先生是传记文学专家,早年对国外传记文学做过研究。在此姑且称之为“传记式”写法。按照朱先生在《序言》所说,这样的体例,可以把一个批评家的理论全貌完整地呈现出来,也可以凸现各个批评家在理论上的超越时代、指导潮流的作用。联系他的单篇论文来看,这种“传记式”写法,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联系批评家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来阐述其理论主张。正如《诗人吴均》所说:“我们要彻底了解诗人的著作,有时非深切地知道他的身世不可,所以需要年谱,及同类的作品。”[2]朱先生在研究批评家时也注意联系他的身世和时代背景,如在《沧浪诗话探故》里,搜罗零碎的资料,考述严羽的生平和交游,从而在整个宋末的诗学活动中,阐述严羽论诗的主旨。《梅尧臣诗的特点》一文,联系家庭教育、北宋初期政治党争以及梅尧臣的贬谪经历等背景来论述梅尧臣诗歌内容风格及其转变。《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和《陆游的创作道路》等文章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二是在广阔的批评史的背景中分析批评家理论主张的前后联系和独特性。虽然朱先生注意力着眼于一个个批评家个案,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实际上是有一部批评史整体在后面支撑着他的论断。他注意追溯个体批评家理论的渊源,从理论史中考察批评家的理论贡献和局限。《沧浪诗话参证》[3]一文,详细比较严羽论诗与唐宋诗歌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得出结论说:“沧浪之说,或得之于前贤,或得之于时士,在沧浪固未必据为己有,在后人尤不必推为独创。”并专门分析严羽论诗沿袭江西诗论之处。《述方回诗评》[4]在梳理江西诗派流变的基础上分析方回诗论的得失。朱先生阐述钱谦益的文学批评,首先探讨钱谦益的师友学问渊源[5];综论王士禛、袁枚的诗论,也都是“先探其源流所自”,考察神韵说、性灵说在六朝、唐、宋、元、明诗论中的渊源流变过程,并进而评述王士禛、袁枚的理论独特性[6]。三是联系批评家的创作来阐明其理论主张。朱先生说:“对于理论家的检查,最好从他的作品考虑。作品和理论不一定都符合,但是正因为不尽符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真面目。”他的《沧浪诗话探故》,专门有一节“从严羽的作品检查他的诗论”,从作品可以检查出严羽所谓盛唐,只是“假盛唐”。《梅尧臣作诗的主张》一文,也把梅尧臣的诗论和诗作相互对照,看到“他的作品,是能体现他的主张的”。司空图的诗论,《诗品》所构的“幻境”,“为国家颠危无可奈何之余境”,而其诗作则抒写“哀时之感”,“不肯竟入幻境”,这是太阿倒持,大乱已成的时代使然[7]。朱先生的批评家研究,把批评家放在整个批评史中加以评述,把批评家个人与整个时代相联系加以考察,也把批评家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联系起来,考察其间的复杂关系。总之,他试图把批评家作为一位传主,来给予全面综合的展示。这正是“传记”式编写方式的特点。研究历史,自然避免不了“史观”的问题。郭绍虞先生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罗根泽先生早年编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也力图“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自序》)。这种力求中正客观的严肃态度,对于史家来说,自然是重要的。但是,任何历史研究,都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而不夹带有史家的主观,研究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更是如此。朱东润先生研究批评史的态度,与郭、罗二先生有着明显的不同。朱先生明确地说:但是我愿意声名,一切史的叙述里,纵使我们尽力排除主观的判断,事实上还是不能排除净尽。……我们的目标,不妨完全是史实的叙述,然而事实上不能办到,这是一点。还有,既然是史,便有史观的问题。作史的人总有他自己的立场。他的立场所看到的,永远是事态的片面,而不是事态的全面。固然,我们也说要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态,但是一个事态的许多片面的总和,仍旧不是事态的全面。这是又一点。还有,历史的记载当然是史,文学批评史也是史,但是和历史的史究竟还有些许的不同。在以往的许多著作里,什么是文学批评,什么不是文学批评呢?在取材的时候,不能不有一个择别,择别便是判断,便不完全是史实的叙述。在叙述几个批评家的时候,不能不指出流变,甚至也不能不加以比较,这也是判断,更不是史实的叙述。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这是第三点。[8] 朱先生说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也就是说,在批评史的选择、叙述、评判中,自然要蕴涵着研究者的历史观念和文学观念。那么朱先生研究中“批评的气息”是怎样的呢?阅读朱先生文史研究的成果,不论是建国前的,还是建国后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政治性视角和人民性立场。大体上来说,建国前的研究更注重于时代战乱、政治黑暗、民族矛盾等问题。建国后的研究更注重于人民性立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和《司空图诗论综述》[9]里,他辨别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而面对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交侵的国势,朱先生显然更着意于为人生的艺术。所谓“为人生的艺术”,与传统文论中关注现实民生的讽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元、白之时,天下已乱,然发而为新乐府,讥刺讽谏,犹幸得邀当局之垂听,谋现状之改进,其诗成为人生的艺术者此也”。朱先生说:《乐记》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确是讨论吾国文学的颠扑不破之论。加以在过去的时代中,中国民族经过了无数的丧乱流离,所以,文学上不断地看到了政治的阴影,在诗,在文,在词,都是如此。[10] 朱东润对司空图的评价显然比严羽要高得多,就是因为司空图虽然在理论上造成诗国之幻境,但是其诗歌则对人生发表悲慨,表现时代“政治的阴影”;而严羽呢?“以其诗论之,则在盛唐诗集以外,添一可有可无之诗;以其人论之,则在南宋区宇之中,著一不痛不痒之人,乱真虽同与刻楮,加冠则等之沐猴,齐豕人言,秋坟鬼唱,固无当矣!”[11] “政治的阴影”,是朱东润先生研究古代文学的着眼所在。朱先生在建国前有两篇研究元代杂剧的文章,正是研究元代杂剧“政治的阴影”。元代杂剧中的“衙内”角色,没有一个是好人,做出种种奸淫掳掠恃强霸占的行为,而且大多数都冠以汉姓,这是为什么?朱先生的《说“衙内”》[12]一文,从元代异族统治下的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制政治来分析这个问题。指出: “‘衙内’是当时的蒙古族兵官,而‘衙内’的行为,是蒙古族兵官对于异族的迫害”,在元人杂剧里有意地歪曲史实,常常借古人的姓名,写着当时的事实,把蒙古族兵官的危害,把当时的民族迫害搬上舞台,并指出苦难同胞的出路。从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南渡以后,直至天兴三年(1234)金亡的时候,在这二十年中,河北一带,包括现在河北省、及山东、山西的一部,完全成为兵荒马乱的世界。“这二十几年的活地狱,在我们的诗文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我们知道中国文学是如何地富于感伤的气息,把人生的艰辛,都写到文学里,那么看到这样的诗文,正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可是我们想到元杂剧的初期作家,大多生于金没元初,还有他们大多是大都——金之中都,亦即今之北京——人,他们生在这个活地狱中,假使在他们的作品里,对当时蒙古统治者的残杀掳掠,一些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才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朱先生研究杂剧的另一篇文章《元杂剧及其时代》[13]也是着力阐发元杂剧中反抗民族压迫的政治主题。朱先生在文中议论说:从种种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奇渥温氏一朝怎样地统治中国。在这里不是以一姓统治万民,而是以一个民族统治另一个民族,在胜利的时候,他们是加紧地掳掠、屠杀,直到失败的时候,他们退出长城,度原来的游牧生活。在中国历史里,元代可以算是黑暗时期中最黑暗的一幕。但是在这段最黑暗的时期中,全部的元人杂剧出来了,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光辉,除了李直夫系女真人外,其余全是汉人,他们的努力值得后人无穷的钦慕。……在元人杂剧里,我们所看到的,是被征服民族的血泪。有些是由痛苦而感到麻木,由麻木而产生颓废,由颓废而追求享乐,享乐是享乐了,可是在欢愉的眼角里仍萦着悲惨的泪颗;但是有些毕竟是痛苦,是呼号,是在无可希冀之中想望解放的方法。……在这里所看到的止是一种特有的趣味、新鲜的生气和一股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姿态。这正是每一种好的新文学产生以后应有的常态,而不是后代作品所能模仿的东西。还有,现代人读元杂剧,只看到这是戏剧,而忘却了杂剧后面的时代,忘去了这是在民族压迫之下写出来的东西。这些文章,就是今天读起来,也能够感受到朱先生反抗侵略和压迫,渴望自由和民主的铮铮铁骨。 1936年,中华民族危难当头,这一年朱东润先生40岁,他发表了《公羊探故》[14]。这可以算得上是一篇社会文化史论文,探讨从《鲁史记》到《春秋》,从《春秋》到《公羊传》,即先秦诸夏民族受到异族侵略的过程中《公羊》作者在改作、解释的过程中所寄寓自己的思想。朱先生说:假如我们认识当日改作底意义,知道这种意义,和当前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也能发生实在的作用,那么这样地读经,才不是浪费精力,也许对于国家,不无相当的裨益。也就是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意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的精神。这篇文章分析了先秦时期诸夏对抗秦、楚异族,国家为秦、楚所吞没,而与此同时,秦、楚二国,为诸夏文化系统所吞没,“正和日后许多吞没中国的异族,毕竟为中国文化系统所吞没一样”。周秦诸儒文化系统所维系的非常散漫的国家面临外族入侵时,《公羊传》的作者流露出许多理想主义的言论,“读《公羊传》,要记清这是一部充满了理想主义者所写定的书籍。这里的中心思想,是要团结诸夏,抵抗异族”,“我们自有我们底无数志士,奔走呼号,提出团结诸夏,抵抗异族的主张。他们是失败了,但是他们还是成功,因为他们底主张,深深地埋进每一个中国人底心坎。”读这样的论文,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朱先生胸中热烈的民族情感和政治关怀,感受到他的学术中也流露出来反抗侵凌的政治理想。由于朱东润先生早期的文史研究,已经自觉地把学术探索与苦难时代联系在一起,在研究历史中寄寓着对民族侵凌政治压迫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在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他的思想演变,就显得顺理成章,合乎逻辑地自然发展了。政治性、人民性内化为他的自觉立场,而不是“思想改造”压力下所被迫接受。建国前的“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二分论,到建国后,在朱先生的思想中演变为“密切结合现实”和“不结合现实”的分野。在《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里,他说:中国自古以来的诗论,倘使我们作一个粗线条的划分,可以分为一类是密切结合现实的,一类是不结合现实或是反对结合现实的。贴标签是一种不太妥当的办法,但是为了说话的便利,我们可以说一类是现实主义的,一类是非现实主义的。……把文学作品和当前现实联系起来,这是我们文学批评里的优秀传统。建国后,朱先生重视的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论,这是他建国前重视“为人生而艺术”思想的合理发展。建国他发表了《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梅尧臣诗的特点》、《梅尧臣作诗的主张》、《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陆游诗的转变》、《陆游的创作道路》、《沧浪诗话探故》等文章[15]。这些文章中,朱先生侧重于肯定传统文学与文论中关注社会现实、表现现实矛盾和政治斗争的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遭遇的人民性立场。如他论述梅尧臣的诗歌,指出,“早年他因为人民的痛苦和西夏的侵略,深深地感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所以诗中坦率地提出他的怨愤和他自己的主张;中年而后,因为国势的暂时安定和他自己的日渐衰老,所以诗句逐步向平淡方面发展,成为他后期诗的特点。……从尧臣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对于祖国的热爱和对于人民的同情,交织在一处。”在民族危难一度空前高涨的时期,我们在陆游的《剑南诗稿》中可以听到抗战的声音。剑南军旅生涯,使陆游明白了“诗家三昧”在多种多样的生活里,“在国防前线、努力作战的准备里,在积极奋斗、直到死前的一刹那里”。而严羽“在流离失所的时代里,无视人民的痛苦,陶醉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焯风雪,弄花草,这样的诗人,永远不能成为人民的诗人。我们要理解诗人的生活和时代,其故在此”。朱东润先生的这种政治性视角和人民性立场,在他的前后研究中是一以贯之的,是他自觉采取的学术态度。学术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是他自觉追求的目标。如果我们联系前面已经提及的朱先生的家庭背景和早年经历,那么,朱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很容易理解的。 20世纪80年代前期,学术界曾经对建国三十年的文学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和清理,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把“人民性”问题悬置起来。当然,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开口只谈“人民性”,那是不正常的,但是,因噎废食,一个时代的所有文学批评和研究闭口不谈“人民性”,同样是不正常的。文学对社会弊端、民生艰苦的关注虽然不是古代文学的全部,但也是古代文学中值得重视的精神传统。只要社会中还存在“人民性问题”,文学就不应该规避“人民性”话题。当然“人民性”关怀,不应是源自于外在的思想灌输,而应是源自于思想深处的自觉。 朱东润研究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重要成果目录 论著、编著类: 1. 《陆机年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一卷,铅印本1930年 2. 《读诗四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 3.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 4. 《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7年 5. 《史记考索》,开明书店1948年 6. 《文学方面专题讲授;史博文学》,复旦大学1955年 7. 《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年 8. 《陆游选集》,中华书局1962年 9.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0. 《梅尧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1.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2. 《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 《诗三百篇探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4.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简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15. 《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 16. 《陈子龙及其时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7. 《中国传述文学的过去、将来》,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 18. 《中国文学史·宋元部分作品选读》,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油印本论文类: 1. 《诗人吴均》,《新月》第2卷第9期,1929年 2. 《述钱牧斋的文学批评》,武大文哲季刊第1卷第3期,1931年 3. 《述钱牧斋之文学批评》,《文哲季刊》第2卷第2期,1932年 4. 《袁枚文学批评论述》,《文哲季刊》第2卷第3期,1932年 5. 《诗教》,《珞珈》第2卷第4期 6. 《王士禛诗论述略》,《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1934年 7. 《古文四象论述评》,《文哲季刊》第4卷第2期,1935年 8. 《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文哲季刊》第5卷第1期,1935年 9. 《论大小雅说臆》,《文哲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10. 《古诗说摭遗》,《文哲季刊》第6卷第1期,1936年 11. 《诗心论发凡》,《文哲季刊》第6卷第2期,1937年 12. 《怎样读诗经》,《国文杂志》第1卷第4、5期,1943年 13. 《诗三百篇成书中的时代精神》,《国文月刊》第45期,1946年 14. 《元杂剧及其时代》,《国文月刊》第77、78期,1949年 15. 《离骚的作者》,《光明日报》1951年3月3日 16. 《楚歌及楚辞》,《光明日报》1951年3月7日 17. 《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 18. 《淮南王安及其作品》,《光明日报·学术》35,1954年4月 19. 《现实主义是什么时代成熟的》,《解放日报》1959年3月16日 20. 《陆游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70期,1959年7月19日 21. 《说女嬃》,《解放日报》1961年7月22日 22. 《杜甫的八哀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411期,1962年4月22日 23. 《关于梅尧臣诗的一些议论》,《文汇报》1962年9月5日 24. 《黄庭坚的政治态度及其论诗主张》,《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3期 25. 《梅尧臣的诗》,《复旦学报》1978年第5期 26. 《梅尧臣诗的评价》,《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1978年 27. 《论传记文学》,《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28. 《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读书》1982年第3期 29. 《传记文学能丛<史记>学到什么》,《人物》1983年第1期 [1] 章培恒《<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导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 朱东润《诗人吴均》,1929年《新月》第2卷第9期。 [3]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文哲季刊》第2卷第4号。 [4] 朱东润《述方回诗评》,《文哲季刊》第2卷第1号。 [5]朱东润《述钱谦益之文学批评》,《文哲季刊》第2卷第2号。 [6] 朱东润《王士禛诗论述略》,《文哲季刊》第3卷第3号;《袁枚文学批评论述评》,《文哲季刊》第2卷第3号。 [7] 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文哲季刊》第3卷第2号。 [8]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 [9] 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文哲季刊》第3卷第2号。 [10] 朱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国文月刊》第78期,1949年。 [11]朱东润《沧浪诗话参证》,《文哲季刊》第二卷第四号。 [12] 朱东润《说衙内》,《文学杂志》第一卷,(1935年)。 [13] 朱东润《元杂剧及其时代》,《国文月刊》七十八期,(1949年)。 [14] 朱东润《公羊探故》,《学原》第1卷第10期,1936年。 [15] 均收入朱东润《中国文学论集》,中华书局198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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