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序

       1996年3月，我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广泛而热情的肯定。但我们自己知道这其实只是对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的初步突破，与文学史的应有任务——对文学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的描述——还有很大的距离。至于距离的所在，本书原《序》已有说明，此不赘述。为了对学术负责，我们决定重写一部并迅即出版。

       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各种指责纷至沓来，总的意思是说这么快就决定重出一部是为了捞钱。但我们泰然处之。因为我们认为，原书到底已对早应改变的文学史模式作了初步突破，自应及时出版；但既已知道还须大加改进，也就不应听之任之。所以不但立即动笔，而且很快将《中国文学史新著》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到1998年已出了上、中二卷（至《近世文学萌生期的诗文》止）。其时教育部正拟推荐若干供大学文科使用的教材，经有关专家对已出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上、中二卷进行评审后，此书遂被列入重点推荐教材（见教高司函［1999］49号《关于推荐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主要课程教材的通知》）。不料我在1999年患了癌症，下卷的出版就长期搁置了下来。

       经过五年的保守治疗后，我于2005年初在华山医院做了内放疗手术，同年秋冬间自觉精力较前略为增加，遂决定赶快将下卷完成。但因距离此书的开始写作已近十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 尽可能地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我们不仅在近来新写的本书下卷第九编《近世文学•嬗变期》中努力贯彻这种意图，而且还力图显示出近世文学嬗变期的这些特征是怎样在中国文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变而成的，所以对上、中二卷及下卷中原已写成的部分也相应有所修改。

       也正因此这部增订本对于以前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突破，并且成为自觉地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成果。尽管对于探讨中国文学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来说，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严重的讹误，但至少已经勾勒出了我们所认为的从中国古代文学进向现代文学的历程。

       因为现代文学本身也存在发展的过程，而且对现代文学的性质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本书所能勾勒的，只是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最早阶段演进的脉络，而且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性质还得在这里有所交代。

       关于最早的一次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方向的文学运动——肇始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早在1934年就已正确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以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文中的所谓“文学革命者”——包括鲁迅自己在内——就是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以来投身于新文学的人们。由此可见，从1917年到1927年的新文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追求“人性的解放”；这也正是以1901年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以后的“革命文学”，则是在这基础上的革命性的展开。而当时的所谓“人性的解放”乃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是以郁达夫在其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是‘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
这种性质的中国现代文学，曾被某些研究者视为仅仅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甚至是中国文化传统断裂的结果。——既是断裂，自须重新衔接起来；近些年所兴起的“文化传统热”——“二十四孝”重新受到一些人的提倡；有人虽然缺乏汉文字学的基本常识，但却大言不惭地反对汉字的简化，狂热地要求恢复繁体字——原非无因而至。但若根据本书的描述，那么，中国文学从上古至近世的整个演进过程原是必然要导致这种追求“人性的解放”的文学的形成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加速了它的出现而已。作为这种必然性的内在动力的，是马克思早就阐明过的人类本性及其体现于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的人性。至于此种内容之得以在文学领域内具体呈现，则有赖于文学形式的不断演进。我们不敢自诩上述勾勒具有多大的准确性，但无疑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一种新的——尽管也许会招致严厉批判的——思考。而如没有新的思考，任何学科都只能陷于停滞僵化。这也就是从1996年复旦版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以来我们不恤“忍尤攘诟”一再修订的原因。

       当然，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光从文学来研究文学是不够的，必须从文化的总体发展中来研究文学。我们的看法是： 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确实是必要的，但如没有对于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文学在内——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哪有对于文化总体的多少接近于正确的认识，又如何能从文化的总体来研究文学？即使我们今天已经具有了从文化总体来研究文学的条件，但我们仍然需要对文化各个组成部分的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否则我们对文化总体的认识就只能停留在浮光掠影甚或似是而非的阶段。所以，从文化的总体发展来研究文学和着重于（并不是“光从”）文学本身来研究文学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须——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以至彼此纠正。本书属于后一种工作的性质。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文学内容的演化是受文化——包括经济——的整体演变制约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制约作用又以人性的发展为中介（尽管人性的发展仍是文化整体发展的结果）。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不可能出现现代文学中那样的要求个性解放的内容，然而，现代文学的作者如果没有个性解放的真诚而迫切的要求，又怎能写出具有生命力的追求个性解放的作品？所以，我们仍然坚持本书原定的写作原则。

       必须说明的是： 此书的编写者除了原《序》所列诸位以外，在此次增订时又请曹亦冰研究员、谈蓓芳教授承担了下卷中的一些章节的撰写，并请吴冠文博士校阅了全书、复核了全部引文、改正了若干讹误并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张蕾同学也参加了部分的引文校核工作。——顺便提一下： 本书关于引文的原则，是尽量保持或接近作品的原貌。因此，如确知其为已经改变了作品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读者中已有很大影响，仍不采用如李白的《静夜思》，本书即不取流传甚广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参见本书正文的相关部分。；任意删改原文的《四库全书》，一律不作为引文的依据《四库全书》中也有少数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必须使用的本子，如其据《永乐大典》辑出的著作；但本书恰巧不需用及它们。

       如上所述，《中国文学史》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则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现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先生——他是2000年起担任现职的——的盛情和上海文艺出版总社领导杨益萍、何承伟先生以及有关负责人陈鸣华先生的高谊，此书增订本改由两社联合出版。贺圣遂先生并与杜荣根副社长、韩结根编审共同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对上述诸位先生谨在这里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中国文学史新著》原版的责任编辑戴俊先生（现为上海三联书店副总经理）也在此一并致谢。

       在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和出版以后，当时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院士给予我们许多鼓励和支持。作为理科专家的校长，对文科教师的科研具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和热情的关心使我们深为感动。特在此次增订本出版之际表示我们的敬意和谢忱。——这些话原应写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原《序》，但其时杨福家院士仍担任着复旦大学的校长，为了避免奉承领导之嫌，所以留到了现在。

章培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