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07《文汇读书周报》

  十一年前，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问世。由于该书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在当时引起轰动，受到广泛欢迎。十一年间，主编者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多方听取意见，几度深入思考，重新修订，于今将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呈现给学界和广大读者。

  《中国文学史新著》延续了《中国文学史》“重写文学史”的思路，继承了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发展线索的写作主张，进一步贯通古今，使古典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现代的背景中得到凸现和聚焦。它的出版必将再一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更好地解读这部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联合举办了专题研讨会。本版特刊发此次研讨会上有关专家的发言摘编(章培恒、骆玉明两位主编发言从略)，以飨读者。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这部书当中，关于近世文学的部分我读得比较多，我感觉到这是一部很好很重要的书。就我读到的近代中国文学的书里，这部书应该是代表着一种最新的水平和最新的成果，是最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书，对许多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这部书的近世部分写得非常有特点，对作为近世文学的标志，比方说市民意识的兴起，个人本位观念的得到承认，都在文学史里面得到体现。这部新著有很多新材料发掘出来，有些平常文学史不大写到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作家，像王彦泓，就不但写到了，而且把国外学者的反应、评论，比如日本的永井荷风、美国的韩南等人的意见都介绍出来。新著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每一编的概述都是一种专论，论述得相当深入。例如金末元初那一编的概述主要探讨了市民意识的兴起及其在文学里面的体现，论证得很有力量、很鲜明。

  这部新著还特别突出中国文学自身内在的因素发展，会必然要走到新文学，走到现代文学来，我们的文学也必然走到现代化，这个论述很有力量。《新著》把近世文学跟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对照起来，从这里面互相关照，在关照当中找到发展的迹象、脉络，把它勾连起来，加以说明，这是治学的很好的方法。

邓绍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这部新著经过了两个阶段的写作实践，96版对原有的文学史模式做了一个初步的突破，现在新著则对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有了进一步的突破。很清楚的一个特点是，基本着眼于在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的发展作为贯穿线索，这种贯穿线索本身就建构了它自己的体系。我认为这是文学史著作当中的重大进展。我还注意到主编把王朝体系改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借鉴了前人的一些说法、做法，但从文学史的实际出发，在中世中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在近世中分五期，是从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王朝体系，提出的一种新论断。

  从具体的论述来讲，也使我们耳目一新。比如说，在东汉的辞赋与散文当中，非常注重书信，这些东西是以往文学史不讲的；在谈杜甫的时候，对杜甫后期的作品特别重视，因为编者认为杜甫后期进入四川以后自我意识的强化特点非常明显；对元好问的词作和文学思想很重视，而且把元好问作为近世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这些具体的论述都很有新意。这部书自己建立了一个体系，而且确实进一步突破了原有文学史著作的模式，也就必然有助于促进文学史学科的更新。

陈洪(南开大学教授):96版《中国文学史》无论是体系上的探索还是深刻性上，在已有的同类书里都是非常突出的，对于教材建设多元化的总体想法有着特殊意义。现在《新著》出来了，我觉得比当初的确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特别是在近世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衔接、嬗变的关系上。

  在拜读的过程中，我思考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当中，描述和评判之间的关系。任何一种书写都必然有一个框架和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这个角度和整个的史实描述之间，这个关系、这个度如何把握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评判突出了思想文化内涵的某个方面，使其更具有现代意识，在操作的层面、文学的式样、形式上面的一些东西和思想文化内涵，在处理上还是有研究的余地。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近世篇中尤其是向现代文学嬗变部分，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关注一下明代后期以来女性的写作。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这部书还吸纳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些地方讲得很公平客观，比如大家都知道对于《西游记》的作者有争论，过去因为胡适、鲁迅讲是吴承恩，大家都讲吴承恩，但这个讲法我觉得在逻辑上有问题。但是不讲吴承恩呢，反对的力量非常大，我发现章先生写文学史讲到《西游记》的时候很客观，他并不因为自己是主编，自己觉得不是吴承恩就写不是吴承恩，而是很尊重其他学者的想法。再有就是关于分期的处理方法，我觉得比以前好很多，既有一个分期，同时朝代也要照应，双方结合得比较好。

  章先生关于古今贯通的思想，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96版中就专门有一个结语:向新文学迈进，因为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往上追溯，就要解释五四是怎么发生的。96版的结语，把这个关系讲得很清楚。现在这部新著在讲完诗歌之后就结束了，我感到其实可以把96版的结语加以修订附在后面，告诉读者文学发展的脉络在五四以后是怎么跟上的。或者更干脆地说，中国文学史就应该写到当代，让大家知道在现当代文学的前面还有一个古代，我们的文学是从古代延续下来的。现在的一些现当代作家放在这样一部文学史里，李白是一章，你可能只是一节，或者可能只是一段话，那么这样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位置就摆正了。

王水照(复旦大学教授):我觉得这部书从考订和实证研究的角度有很大的价值。我非常欣赏书中的注解，它发挥了一个注解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我们的脚注一般是引用原文的出处，但是章先生的注解很多是考订，考订材料的辨别，考订材料的来源。

  章先生的新著很有新意，主要贯穿了三个思想，第一就是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是同步的，第二就是重视形式的发展，第三就是古今演变，这是三条非常清楚的线索。尤其是近世文学部分，贯穿了章先生古今演变的文学观念。如果说有个不足的地方，就是感到古今演变这个概念确实是贯穿全书的，但前面两卷贯彻古今演变相对显得弱了一点，只有一些点的比较，还没有延伸到线。中国古代文学与新文学怎么联系，我想有三种形式可以联系起来。

  第一种联系是，新文学里具体的文学事例、具体的文学现象，与古代很明显有联系的，有一些比如像胡适搞新诗革命的时候明确说，自己主要是从宋诗里取得经验；还有譬如俞平伯先生说词，认为词长短句的形式，当它脱离歌唱后变成单纯的长短句的抒情诗的时候，可以给新诗以更大的作用。当然新诗这个问题章先生也说了，小说和散文跟古代的联系比较紧密，新诗的确吸收得比较少，是个特殊的问题，不过古代诗歌肯定是有影响的。第二种联系是，新文学里面的现象跟古代文学里面的现象可以相通，虽然我们不一定有证据表明后者是前者那边直接影响来的，但这种现象写出来也好，就是写出一些相通的意向、相通的构思，可以进一步发掘。第三种联系是，可以互释，就是古代的材料跟今人的材料可以互相来阐述，章先生文章里面已经提到，冰心晚年借龚定庵绝句来抒发自己的感受，当然我们还不清楚冰心的创作里面什么地方受到龚定庵的影响，但从她的做法可以肯定冰心和龚定庵之间有个心灵的共鸣，找到了共鸣点，这个共鸣点是可以研究的。龚定庵的诗句可以作为绝句的材料，反过来又能说明龚定庵的诗至少每个诗句有独立的意向可以供你大量吸取。所以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古今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一些问题。

罗宗强(南开大学教授):章先生这部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来用人性的发展来衡量中国文学史，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真不容易。章先生这个做法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对文学的认识，什么是文学，章先生充分展开来说，文学是表现人格价值、个体价值和作为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价值，他的自尊、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感情，对此做了充分的表达。我看这部书，凡是表达真情的，浓烈的真实的感情的，章先生都加以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个受思想束缚的文学作品，比如唐代的古文运动啊，白居易的闲适诗啊，他就一笔带过了，没有加以充分的肯定，这一点是跟过去文学史有所不同的。

  很多思想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观点，但我的一些思想呢，可能比较偏激，我对儒学的问题有很多想法，章先生讲的政治的压迫和思想的束缚往往使文学处于低潮，举的是明初的例子。儒学有它的优点，但它有很大的束缚，特别是后期儒学，宋明理学以后，三纲五常的束缚很厉害，中国文学史的生命是什么，它发展的主流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我非常同意章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提出来使得我们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仅从这一点来看，在文学史编写的范围内，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另外在描述的过程中，在人性之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艺术的发展。我看章先生作品的举例中有很多新的东西，介绍了一些大家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作家，说明他对他所介绍的作家作品有系统的清理，有自己的选择。这个不容易。我们看其他文学史，举例大都一样，举李白就那几首诗，杜甫就那几首诗，章先生不一样。比如说，杜甫过去一举就是《秋兴八首》，这部书里面没有提《秋兴八首》，我想章先生不提《秋兴八首》可能是因为里面的忠君观念。这个问题是因为在判断文学发展过程中，他是经过考虑的。章先生是从文学发展的内在脉络来分析，他有他自己的体系，前后互相照应的关系。文学史问题复杂得很，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有定论。章先生这套书的价值在于他提供了新的模式，给人很大的启发。

程章灿(南京大学教授):读完《中国文学史新著》之后，我觉得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正好可以借用来概括这部新著的三大亮点。

  所谓“究天人之际”，是指这部文学史中贯穿了“人性的发展”这条重要线索。探讨与文学演进同步的人性发展，也就是一种新的意义上的“究天人之际”。《新著》采取三段九编的分期法，三段包括上古、中世、近世，中世文学又分为发轫、拓展、分化三期，近世文学则细分为萌生、受挫、复兴、徘徊、嬗变五期。这种对文学史的分期与命名，着意以人性的发展为立足点，并着力彰显人性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同步，可谓用心深微。中下卷各章标目中，亦时时透现着这样的用意，说明其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与96年版相比，《新著》对于“人性的发展”这一主题的理解显然更深刻，也更加融会贯通了。实质上，《新著》在追踪文学发展与人性发展同步的轨迹之时，已经展开了对文学以及文学性的重新定义、重新阐释——在我看来，这才是这部新著中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实践，也是最应该强调指出的。

  所谓“通古今之变”，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它是指在古代文学史内部，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在《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对这些关系的叙述随处可见，上下前后串连生发，使得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条贯。其次，它是指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亦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众所周知，这一概念是章先生率先提出的，意在揭示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代发展到现代是合乎逻辑的演变，其间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内部，蕴藏着决定中国现代文学走向的内因，而西方文化只是加快其朝着这一方向演变的外因而已。实质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说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性作了重新定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不仅为文学史叙述设计了新的策略，而且为文学史思考开辟了新的方向。透过贯通古今的表面诉求，我们应该看到其有更远大的目标。

  所谓“成一家之言”，当然是说这部新著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独到的特点。在内容方面，从作家作品的取舍轩轾、抑扬轻重，从文本例证的择定到具体的解析；在形式方面，从历史分期、章节分合到标题设计，乃至具见功力与匠心的文献注释，都有鲜明的特色。

曾华鹏(扬州大学教授):十多年前看到96版《中国文学史》，当时非常激动。章先生当时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有点冒险，但现在已经被比较多的人接受了。现在就可以更冷静、更理性、更深入地梳理他的基本观点如何深入地渗透到这部文学史写作的整个过程。《中国文学史新著》基本上达到了这个要求，把初版导言中的基本思想渗透到了全书当中。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都在努力找一条贯穿中国文学史发展的线索。现在章先生在这部书中很鲜明地提出，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以及艺术表现就是贯穿中国文学从古到今演变过程的基本线索。过去长期困惑我们的东西，比如山水画、花鸟画、古典乐曲，这些怎么体现它的积极性，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人都能够共同地欣赏，过去很难解释。这本书从文学史的写作中，从对中国文学全过程的梳理中论证了人性是贯穿文学艺术的最核心的东西，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贡献。

  这本书最精彩、最有创建的还在于对文学嬗变过程的描述。第九编“现代文学•嬗变期”，把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结束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作为文学的嬗变期，考查这个时期文学嬗变的种种新的因素、新的成分，理出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嬗变的整个目录，处处与后面的新文学相呼应，对中国文学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作了一个整体的把握。在具体的描述当中，很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注意前后的思想联系，他提出从嬗变期到新文学期的许多作品里面，体现了对人性的尊崇、对礼教的批判，比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同时一些诗歌里表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这与五四以后的人性是相通相连的。第二是注重形象的联系，这里就不多举例了。另外就是一些作品的相互映照，比如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与俞平伯的《花匠》有共同的东西，龚自珍的散文《尊隐》和鲁迅的散文《影的告别》在写法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还有语言方面、叙事模式方面，这部文学史中都注意到了这些变化。

黄霖(复旦大学教授):这部《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它有明确的治史目的。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基础。章先生写这部文学史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即要突破“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成一家之言，以推动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入。为此，这部书充分地体现了一种精益求精、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

  第二，这部文学史有独立的文学史观。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灵魂。章先生这部文学史，是努力构建自己独立的文学史观。我理解它的核心精神是三条:人性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与之相适应的艺术形式美的演变；古今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次的新著的确清晰地表现出用这样的文学史观统率了全书。比如在分析高启的人与诗时，就突出了他“对个性的尊重”，并将他对个性的尊重与庄子、嵇康、李白、杨维桢等作了比较，使人清楚地了解了时代在发展、尊重个性在不同人身上的不同特色。再如在讲《文心雕龙》时，并没有再讲它的整个体系如何构建，而是从“雕龙”出发，围绕着刘勰对“美”的认识为中心来加以阐发。再如在分析张岱小品文时，就指出了“这样的审美情趣，与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已有相通之处”。

  第三，这部文学史有创新的精神。这是衡量一部文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标识。这部书的文学史观首先是新的。在这一指导下，分期也就是新的，很有创意。在这样的全新的大的框架下面，具体对每个时期的作家作品的取舍、详略及其分析、评价，都鲜明地显示了一种创新的特色。特别如《玉台新咏》、《妖红记》、王彦弘、《浮生六记》等过去不为重视、甚至根本否定的作家作品都上了目，作了较为详细与肯定的评价。还有不少过去一般文学史中没有提到的二三流的作家作品虽然没有上目，但都照顾到，增加了全书的新鲜感与丰富性。当然，更多的是对一系列的作家作品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分析。

  第四，主编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这是真正能写好一部文学史的生命。严谨的学风首先表现在运用材料的正确性上，特别强调了“确知其为已经改变了作品原貌的引文，即使在读者中已有很大的影响，仍不采用”。严谨同时也表现在论辩中。全书在分析时，常常进行论辩，论辩时都言必有据。例如在辩析钱谦益诗“莫教肠断李龟年”时，引用了吴伟业的相关材料，有力地辩析了钱谦益“怕自己与柳如是的婚事和那些艳体诗有损名誉”的心态。

董乃斌(上海大学教授):我觉得这部书的价值是划时代的。这部书之后，文学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观念会有些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部文学史中，章先生找到了一条线索，把人性的发展变化和文学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贯彻下来，写出来这部杰出的中国文学史。我理解，章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概括，他首先是从文学史资料中寻找线索，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在写作的过程中又把理论用大量的事实具体化。文学史著作包含大量的史料，但如何来操作和运用这些史料，还要有选择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史新著》引用的史料做一个索引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部书与前人编写的文学史在(运用)史料方面，有很大不同。

  章先生为何选择这些史料，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的文学观的问题，一个是文学史观的问题，这两个观决定了史料的选择。我认为，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思想，它为我们提供了有思想的知识体系。章先生通过很严密的论证，辨析了很多材料用到这部书中去，但关键还是要有思想，用思想把这些材料统率起来。我说这部书划时代，也在于它呈现出来的思想是划时代的。章先生的价值就在于起到一个示范作用，打破了文学史始终是在一种范式之下来写的模式，其他人可以用其他的思路来概括一下文学史，但实际做到又是很不容易的。章先生这部书表明，多元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激励了后来者，一方面发现材料，一方面锻炼思想，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就是不断在前进。

  大家都认为，这部书对研究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都有启发意义，我觉得，最有启发的应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因为章先生在什么是文学这方面，提出了完整有力的看法，在什么是文学史方面，提出了完整的看法。

廖可斌(浙江大学教授):我认为，这部书是一部全新的文学史。本书以人性发展为脉络，以古今演变为特色，另外特别重视历史分期和史料的考辨。我打个简单的比方，人性发展好比这部书的血脉，注重古今演变的非朝代划分是其骨架，特别注重艺术分析和史料考辨，可以看成皮肉。如果把这部书比喻成人的话，这是全新的一个人。这部书和当下的很多文学史的确是不一样的，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

  章先生是一个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化追求的、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除了文学史以外，他又有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是借助文学史表达他的理想。章先生实际上有思想启蒙的意图在里面。启蒙看起来好像不新鲜，自五四以来讲了近百年了，但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呢？远远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通过研究非常专深的专门之学，使读者通过这些著作感悟到这种意图，启发人们的思想，它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文学史了。我感觉，章先生是有理想在这部书中的。这部书不仅是像刚才诸位提到的是文学史编纂的里程碑，是跨时代的著作，我觉得也是思想文化界发出的一种声音，或者说是标志性的一个著作。

  我觉得，从人性的角度考查文学史的发展和演变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或者现代文学会有新的思路，会开辟新的途径。对我的启发是，中国古人，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人，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主要是随着商业环境的发展，实现了自食其力，文化教育得到普及，这样一个时代，使人们不再迷信过去的权威，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过去人们是没有注意的，在君权专制时代，人们对这个变化没有达到充分自觉，或者有一定程度的自觉，但是不能明言，所以当时的人对此解释不够。近代以来的人又把它看成落后的东西，没有去理解它，我们现在如果换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古代特别是宋代以来人的心理的变化和思想的变化，也就是这部文学史中说的人性的变化，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重新来看。如果按章先生、骆先生的思路来梳理宋元明清文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我觉得章先生他们这一代学者是有承担的一代人，他们的学术是有承担的。这存在着三个方面的承担，一个就是对自我的生命的承担；一个是对学术、对学科的承担；另外一个就是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发展的承担。我觉得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勇于承担的人。这部新著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了十年，尤其放在当下的语境来看，用十年来写一部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仔细想一下，实际上十年也是不准确的，他实际上是用一生在写作这部文学史。

  很多先生提到这部书是有思想的知识体系，其实思想背后是有一种生命意识的，这是有生命的一部著作。其实它背后的东西也许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仅仅将这部书纯粹看成是一部学术著作，而应该关注它背后的一些东西，我读这部书感到感动也是因为这个背后的东西。他是总结了一生的生命的经验在做一个发言。

  章先生为什么强调古今演变，实际上他是反对现代文学是对古代文学断裂的说法。我觉得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对断裂这样的思潮保持警惕非常难得，这对于研究现代文学是很大的精神支援。他讲确知被改变了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读者中有很大影响，仍不采用。他举例说，作了删改的四库全书全不作为引文的根据，这表现出章先生严谨的学风。这部文学史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它有独立的史实，其实也有独立的材料准备。鲁迅曾经讲他治史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对资料有独立的准备，章先生这部书就是有独立的材料准备的。

  第二个方面，我认为任何一部有贡献的学术著作，它的贡献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局限。常常在有所发现、有所突破的同时，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章先生强调的人性的解放，是个性的解放，他强调文学怎么从群体转变成为个体的过程，他讲中世文学总趋势，说是从群体利益为中心向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转变的过程，这个叙述是历史的叙述，但背后却是有价值判断的。中国历史上存在长期对人性的压抑，本书特别强调个性的解放，这是正确的，事实上也构成我们文学史发展的一条线索。但能不能反过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强调个性解放是一个传统，但强调忧国、忧民、忧时也构成一个传统，虽然本书在叙述上并没有否定忧国忧民传统，但在具体叙述上是有一定偏向的，所以我不是很同意书中对白居易和元白诗的评价，我觉得评价偏低了。再比如，还有对杜甫和韩愈的评价，也有这么一个问题。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1985年提出20世纪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是现当代的研究者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可以看成是转型期的酝酿时期，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也不仅仅是针对现代文学。这个问题是提出了，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落实。这部新著是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进入转型期以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唯一的一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文学史是“破天荒”的。在未来的学术研究史上，它会有很高的地位。

  这部文学史的写法是有源头的，不仅仅是1985年的源头，从上个世纪我们有中国文学史开始，就有它的源头。黄霖先生讲有两种文学史，肯定了其中黄人的文学史，我也是这样的想法。黄人的文学史，就是这本文学史的源头，为什么呢？黄人的文学史对文学的基本的评价标准是“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黄人提出文学是演进的，虽然这个想法他没有完全做到。文学是演进的，正是这部文学史从头到尾贯穿的线索，不过梳理得更加明确了，有人性方面的演进，有审美形式方面的演进。所以如果为我们这部文学史找源头的话，黄人的文学史就是其源头。当然现在的文学史不知道比黄人的文学史要进步多少。这部文学史特别重视鲁迅的文学史观。章先生把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文学史观作为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来撰写这部中国文学史，他引用的鲁迅的著作非常多，这都是非常高明的地方，也说明这部文学史是有源头的。

  第二个方面，这部文学史对于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现在对五四的研究，的确是意见分歧，而这个研究又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来看，它应该是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五四到底是不是一个断裂？这部文学史是反对五四断裂论的。它以整个的文学史来反对五四断裂论。章先生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都准备着进入五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不同意五四断裂的。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这部文学史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以前进入学术界的先生们的顶峰之作。这代学人是有特点的，比如说第一，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二，这代学人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全部的生命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了。第三，考证细密、扎实。第四，文字生动，不艰涩，好读。第五，综合上述四点，这样的研究你不能说它不前卫。这五条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人的学术生命力没有停止，不但没有停止，可能还要进入巅峰，对后面的几代学人还会有启示，这个意义我们应该认识到。

吴承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新著》顾名思义，重点在一个新字。那么，《新著》究竟新在哪里呢？全书明确具有一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先说“通古今之变”。这确是本书的新特点。本书有一种综合的整体的观念:“距离此书的开始写作已近十年，我们的基本写作原则——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文学内容的演进是通过形式的演进而体现出来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对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可能显示中国文学的前现代期所出现的与现代文学相通的成分及其历史渊源。”可以看出这是编者的明确的学术追求。所以在文学史研究上，“通古今之变”应该是对于已有文学史和章先生、骆先生主编的96版《中国文学史》的超越与出新。

  再说“成一家之言”。本书除了以古今演变的眼光考察文学与人性、文学形式的发展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注意之处，也是属于可成一家之言的地方。比如，按文学发展线索分为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比如，该书非常重视审美感受；比如书中的脚注，我很喜欢这些脚注，这些脚注的学术含量是非常高的。

范伯群(苏州大学教授):文学有它自身的特点，我觉得总得有一天把文学还给文学，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部文学史，这一点让我很感动。黄人在编《小说林》的时候，提出文学是“美的一种”，美是文学的灵魂，没有美，文学就失魂落魄。章、骆两位先生的文学史阐述了人性发展制约下的文学的美感及其发展，自成体系。

  第二点，我谈一下古今演变。原来的时候古今演变是放在最后一章的，现在分散在书中，而且有具体的例子，这非常好，很有说服力。谈及五四不是断裂的时候，说这是土壤和种子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文学有这个土壤，外国文学有一个种子下来，不是断裂而是促进。这一点我觉得讲得很到位。

  第三点，看了书中的很多文字，我们会感觉到“借古可以鉴今”。实际上，除了章先生的学问之外，包括他的阅历，他讲古代，有时候使我们会心微笑。

另外，我觉得章先生这部书给我们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出了一个难题，我常想，多年以后，别人怎么看我们编写的现当代文学史？这部书的近世文学部分七百六十年左右，划分为五段；我们现代文学是三十年分为三段，如果1900－1916年也算为一段，就是四段，半个世纪分成四段；后面当代文学又分成四段。一千年后，后人以此划分文学史的话，要划分出七八十段。我研究了多年现代文学，发现我们的学科是很不稳定的学科。章先生这部文学史影响到我们现代文学的研究，我们的现代文学史怎么写？这成了问题。需要我们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认真思考。

栾梅建(复旦大学教授):以我的看法，这部文学史初步找到一条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文学史发展框架，具体而感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艺术规律。简单地讲，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讲，上层建筑肯定是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的。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虽然从人的依赖性阶段到物的依赖性阶段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条基本规律，虽然中间会有曲折，我觉得这条规律在章、骆这部文学史当中得到了具体的展现。这部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20世纪初期黄人的文学史直到现在，找到了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和框架。

  另外，如果没有外来影响，到底有没有五四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已经讲得很好了，这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这也是我们看待这部文学史的一个角度。

张新颖(复旦大学教授):章老师固然是一位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但是我觉得这部书是强烈体现现代文学精神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他为什么对人性和人性的发展的概念“耿耿于怀”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20世纪的中国人、甚至几代人艰难挣扎的痕迹在里面。从这个角度讲，这部书不仅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著作，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的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他关于人性的看法，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导论里面谈到《水浒传》，谈到石秀杀潘巧云，这在金圣叹批点《水浒传》第45回时，已经把武松杀潘金莲和石秀杀潘巧云作了一番对比，说武松杀潘金莲还有情可原，石秀杀潘巧云就不可理解了。金圣叹指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到了周作人那里，对此有一个激烈的批评。再到了施蛰存那里，他干脆重新写了一个石秀的故事，在这个新故事中，施蛰存先生把金圣叹说得不可理解的石秀的心理作了一个解剖，主要是从性心理扭曲变态的角度作了一番解剖。而在章先生这部著作里，他比金圣叹走得更远，也可能只有我们今天的人才会这样想，就是对女性的认识。换一个角度讲，我觉得这里面有人性不断发展变化的因素，章先生的文学史已经加入了从金圣叹到周作人到施蛰存再到今天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讲，这部著作不仅是研究著作，而且也成为后世研究的对象。

第二点，这部文学史的雏形，是课堂上的文学史教学。我是一个在复旦受教育的学生，我觉得特别幸运。复旦的文学史教学一直是非常个性化的文学史教学，为什么我们会发现复旦大学出来的文学史著作是非常个性化的，我觉得它的雏形是在课堂教学上形成的。我觉得这个有特色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教学方式可能是复旦的一个传统，在这样一个传统里面诞生这样一部文学史，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以上纪要以座谈会发言次序为序，经录音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