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的举行，得到了学界的热烈响应和积极评价，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80馀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他们认为，同类主题的研讨会已举办了三届，从增强该新学科领域的研究意识、扩大它的学术影响面角度上来说，举行这一种接续性的研讨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为学界所高度关注，但就深化学科建设而言，仍存在重新思考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学科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如何进一步打通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故通过研讨的形式加强研究成果的交流，商讨研究对策与出路，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手段。与会代表同时希望今后能一如既往地定期举办类似的研讨会，以推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走向全面和深入。“中国学术会议在线”及“江南文化网”等网络媒体对此次会议作了相关的报道。
从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所发表的论文情况来看，在总体上其所涉及的层面更为广阔，研究的角度更为多样，问题的诠释也更为深入。具体而言，首先如何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视角加强古典文学的现代诠释，成为了一些会议代表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如杜书瀛《面对传统》提出，要在继承中国古典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对于传统经典文化的现代转换，也就是要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现代化，强调超越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创造性”上，而最重要的是需要找到这种创造性转换或转化的内在机制和途径，具体包括要对经典文化的文本作科学的创造性诠释、对全部文化传统进行科学的辨析等。徐志啸《用西方理论解析和比较中国古代文论》表示，用西方理论解析和比较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是美籍学者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核心价值的体现，也是他以西方学者的眼光认识、审视和解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向西方读者作系统介绍的具体表现，由此我们可以透视和比较中西不同的文学理论，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认知。与此同时，不少论文涉及各体文学古代与现代之间的相互影响联系，以及古代或现代文学发展时段内的演变进程，以求从中揭示不同历史时期各体文学发展演化的有机脉络，不乏新见。如范伯群《论中国早期自由职业文化人对文学现代化的贡献》，从上海初萌的一批都市新型的知识分子阶层由旧卵中破壳而出谈起，论述了他们所写的作品和所办刊物已经具有明显的现代性内容，成为替中国文学现代化铺路的新群体，同时也是白话文的倡导与初期文学翻译的先驱式人物。骆寒超、陈玉兰《论词的运思结构对新诗的影响》，讨论了词与新诗结构之间的有机关联，认为词的结构思路是开放的，对新诗的结构探求具有很大的启示性，新诗结构探求中的印象配比式的途径，乃继承了词中小令的结构思路而又超越之，如果说小令总体上还归属于圆美流转型结构体系，那么新诗的这一类结构追求已进入立足于圆美流转、令圆美与方美二结合的结构形态了。刘志荣《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提出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乃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而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其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而她的小说中的言情则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徐艳《“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兼释宫体诗与宫体文的关系》，则探讨了南朝徐摛所创“宫体”的文体创新特征，认为此与之后以萧纲为主创立的“宫体诗”一样，主要立足于文体的创新，在此基础上其以萧纲诗歌为分析对象，探究其与前人作品的语言差异，总结渗透于萧氏诗歌女性、写景等不同题材中的共同语言追求，以考察“宫体诗”的文体价值。郑利华《屠隆与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的承传与变迁》，以后七子文学集团重要新生代成员屠隆的论诗主张为重点，通过对其多所涉及的诗学之论特征及内涵的梳理和辨析，从一侧面揭示明代复古派后期诗学思想发展演化的趋向。陈广宏《晚清以来侠情小说的发达与“侠”观念的变迁》，试图通过对晚清以来侠情小说的发达这一条线索的追溯与梳理，透析其背后人们“侠”观念的新变以及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从而论证它为早期武侠小说的生成、发展提供怎样的基础和影响。再次，一些也涉及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改编，以及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东西方比较研究。如崔小敬《传播学视野中的〈西游记〉——〈西游记〉研究新转向》，认为综观西游故事的演化过程，百回本《西游记》绝非西游故事传播历程的终结者，而是新的出发点，而在传播学的视域之下观照整个西游故事的传播历程，不仅能扩大《西游记》研究的领域，深入西游故事传播的内在机制与动力，而且有助于形成打通古今、融贯中西的“大西游”学术视野。常立《试论网络文化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传播、接受和改编之影响》，认为网络文化的实践特征基于网络技术可以概括为信息海量、传播快捷、交流互动和形式多样；网络文化的思想特征主要表现在知识共享、情感分享、多元开放和去中心化；而网络文化的时代特征则体现在个性张扬、商品主导和娱乐至上。网络文化的这些特征分别对中国文学经典在当下的传播、接受和改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韩洪举《论林纾对中外小说艺术的比较研究》则指出，作为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翻译家，林纾在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对中外小说的比较研究，不仅侧重于描写对象和艺术手法的比较，还将自撰小说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尤其是他的“外外小说”，即外国不同民族间的小说比较，是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一大开拓，同时也昭示出西方文学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的某种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