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与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韩国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共同主办，2008年9月21日到9月23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日本东北大学的矶部彰、高桥章则、曾根原理、佐佐木聪、田岛花野、大野晃嗣、穗苅翠，一桥大学的若尾政希，庆应义塾大学的高桥智，富山大学的矶部祐子，神奈川大学的铃木阳一，岛根县立大学陈仲奇，韩国高丽大学的崔溶澈、姜赞洙、安芮璿，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的黄  霖、陈广宏、郑利华、钱振民、黄仁生、黄毅、陈引驰、查屏球、邵毅平、邬国平、罗书华、郭立暄等30馀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中国出版文化”、“日中出版文化交流史”和“朝鲜朝出版文化”等。三国学者交流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心得。
在中国出版文化的研讨中，复旦大学查屏球教授率先以《周弼&pxfs;唐诗三体家法序>辑考》为题作了讲演。查教授认为，现存最早的《三体唐诗》元刊圆至注本与裴庾注本中保留有方回与裴庾之序，据此推断，“在元刊本之前，此书应有一个无注本在流传，原书也似应有周弼自己的序”，“但今存本都未见”。而其所发现的元人吴澄《吴文正集》卷十九中《唐诗三体家法序》一文的前半部分，与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二引用周弼的一段话完全相同，“据此基本可断定本序作者应是周弼”。其主要依据在于范晞文《对床夜语》一书“至少成于1262年”，而“依吴澄（1249-1333）生平看，1262年他才13岁，这之前似不能写出如此的序言”，故《唐诗三体家法序》一文“应不是出于吴澄之手”。除此之外，查教授还提出方回《至天隐唐贤三体诗序》引文、《唐诗三体家法序》中的内容等旁证来佐证该文“应出自周弼之手”，从而具体揭橥出《唐诗三体家法序》的真正归属，为进一步研究《三体唐诗》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复旦大学博士郭立暄也宣读了《&pxfs;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再认识》的论文。郭博士以上世纪四十年代潘景郑、顾廷龙合作编撰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为研究对象，认为该书“是中国版本学者建立版刻时空框架的开端，他所体现的类型学的方法论，以及重视版刻风气考察的方向，仍是今天的版本学研究所应当坚持的”，对版本图录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日中出版交流亦甚是频繁。日本庆应大学的高桥智准教授宣读了论文《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日本庆长时期汉籍活字本出版的意义》。他首先介绍了日本古活字版汉籍的现存情况，然后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例，具体阐释了儒家经典进入朝鲜、日本重新刊刻出版后体现出“经过咀嚼而接受”的文化特质。认为“朝鲜的活字印刷文化、中国宋元时代的出版文化和校勘学成果，在日本被柔和地接受，然后向自己国家的汉字文化渗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日韩三国汉字文献的出版文化中，这是否是完全融合的实例”这一东亚出版交流的学术问题，体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文化意识。日本东北大学的博士佐佐木聪也就《关于&pxfs;道要灵祗神鬼品经>的鬼神分类和其书的特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思考，他从《神鬼品经》和《女青鬼律》两部道教经典出发，具体探讨了六朝到唐代以来鬼神观念的演变，也阐释了道教鬼神观与志怪小说之间的关系问题。指出，六朝初期所成立的《女青鬼律》中鬼怪描写， 如实地反映了六朝初期的乱象的反映。这种鬼怪在社会保持比较安定的秩序的唐代，已经较少出现。在分类上，《神鬼品经》不顾《女青鬼律》教义上的鬼神体系，而只是将杂多的鬼神的记述，置于他独特的分类之中的。因此，这部书与其说是说明玄奥的教义的经典，不如说是当道士给民众传教的时候，为了讲述各种各样的鬼神，而作为参考书使用的象“蓝本”那样的东西，也因而更具有实践性，也更贴近志怪或传奇小说。
朝鲜朝出版文化的研讨也是本次研讨的重点问题之一。韩国高丽大学的姜赞洙教授在会上作了《&pxfs;古文真宝>在韩国——以其书的刊刻、接受与研究为中心》的发言。该文首先论述了《古文真宝》东传以后，刊于韩国的版本情况以及朝鲜文人对此书的接受问题。作为文人学者的常用读物，朝鲜时代前期的文人大体上肯定《古文真宝》是“能打好古文基础、积累教养的优良选本”，但也有指出其繁杂俚俗、注文误谬等不足的评价。与此同时，他还谈到了朝鲜本《古文真宝》向中国回传这一出版交流的典型事实，指出《古文真宝》研究成果上存在的缺陷等问题。韩国高丽大学的安芮璿则以《有关朝鲜时期&pxfs;事文类聚>的流传问题》为主题发表了讲演。她具体探讨了中国类书在朝鲜的流传情况，韩国人对《事文类聚》的评论以及中国类书如何影响到朝鲜类书的编撰等问题。在指出中国类书对朝鲜类书的影响的同时，也指出朝鲜类书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中国历代的类书以，官修为多，篇幅往往很大，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而朝鲜的类书主要是由私人编撰的，几乎没有官修的，篇幅往往短小。编撰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刊刻行世，而是为了方便自己浏览。所以流传下来的类书，大都都是一些写本，连具体的编者也不能确定。中国的类书只是文献编辑与分类，而朝鲜编撰的不少类书里面常常附有编者的看法或考证，比如李睟光《芝峰类说》、李瀷《星湖僿说》、安鼎福《杂同散异》、李裕元《林下笔记》、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等。辨证地看到了类书出版在中、朝两国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又独具个性的不同特点。
总而言之，此次会议参与人员广，论文质量高，问题涉及面宽。从参与讨论的人员来说，既有高校名老教授精彩的点评，也有年轻教师敏锐的提问，还有在读博士不俗的讲演，可谓各抒己见，各显其能。就提交的论文而言，诗文序跋的探讨、总集、类书的研究和版本图录、宗教典籍的讨论，均有涉及，且在不同的层面发现新材料、采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令人耳目一新，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出版文化学术的深入发展。此次讨论会论文的问题涉及面也极为宽广，从时间的纵向看，几乎囊括了从魏晋、隋唐、元明清乃至近代以来的诸多文学问题；而从地域的横向看，既有中、日、韩三国的出版交流研究，也涉及到西方“类型学”等理论的探讨。而很多论文均从东亚汉籍的整体视野来考察出版文化的交流情况，以中、日、韩三国出版交流的比较研究为重点，来考察东亚的出版文化，真正体现出立足于国际研究的高水平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