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尚君: 李鳴《紀念張鈁先生文选集》序
发布时间: 2019-09-17

同窗李鳴女士幾年前退休後,矢志蒐輯和研究她外祖張鈁將軍的文獻,毋分寒暑晝夜,奔走南北,且動員了她在臺灣的諸多表親,建立了專題博客,所得甚豐,先就前賢今德回憶文字,編輯為本書。囑序於我,無論公私,我都不能推託。


我最初知道張鈁,是在三十五年前都唐史學家岑仲勉先生之著作時,但凡考證唐代人事史蹟而真相難明者,每引千唐石刻為證,剖疑析紛,舉證確鑿。稍後方知所謂千唐石刻是民國間河南張鈁蒐輯石刻的總稱,三四十年代曾以成套拓片傳播,許多省市和大學圖書館都有藏,我所任教的復旦大學也有一套,但拓片畢竟檢讀不便。1985年文物出版社據說因為統戰的原因(張鈁後人、部屬在臺灣軍政界頗有任要職者),出版了《千唐誌齋藏誌》兩巨冊,定價160元,大約是我當時兩個月的薪水,還是毫不猶豫地在書店九折的時候買下,并立即據以撰文考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詳讀這兩冊大書,在我個人的學術研究,是在基本典籍以外得以把握二十世紀上半葉出土唐代石刻,提升了研究水平(當時據石刻考史還未成風氣,和現在不同),對于藏者張鈁,得知他是民國金石三老之一,另兩位是于右任、李根源。



三老都是辛亥元老。李根源是雲南騰越人,雲南新軍起義時任軍政府軍政總長。于右任是陜西三原人,是唐代最著名的文化家族三原于氏的後人,最著名的當然是他的草書,但更重要的經歷則是他既為早期同盟會成員,以辦報著稱,民國間歷任顯職。張鈁則為河南新安人,但他的辛亥勛績則是在陜西建立——他以陜西新軍混成協砲兵營右對對官參加張鳳翽領導的新軍起義,苦戰三晝夜光復西安,尋任秦隴復漢軍東征大都督,次年授陸軍中將銜,時年二十五歲。三人的革命經歷各異,但共同的文化愛好促成了他們共同的興趣:蒐輯北魏唐代墓誌,其間的核心人物則是張鈁。據《名人传记》199610期刊王小伟《民国金石三老—张钫、于右任、李根源掠影》的介紹,張鈁與于右任之交往始于1915年,其後因陜西軍政事務而交往更密。1930年前後,張鈁先後任河南省交通廳長、民政廳長、省主席兼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職務,其間他註意到吳佩孚駐軍洛陽時大興土木,加上隴海線途經北邙山的施工,許多古墓被發掘,墓誌石刻因笨重而不為藏家所重,多遭遺棄,乃發愿加以收藏。他飭令部下凡得見墓誌即上報登記,上交司令部,然后運往老家新安鐵門鎮。據說一段時間裏掛著二十路軍軍用物資旂幟而裝載石刻的軍車曾絡繹于洛陽、新安之間。他又委託洛陽碑賈郭玉堂代為收購,所得也不少。大約當時洛陽所出石刻,大半為張鈁所得。于右任得知張鈁的雅好,兩人又是莫逆之交,遂與之相商,確定北魏墓誌歸于收購。李根源知道後,也託張鈁代為收購。所以三老核心是張鈁。于右任得北魏墓誌逾百方,其中有七對夫婦墓誌,因題作《鴛鴦七誌齋藏石》,印出目錄。李根源所得擕歸蘇州,藏曲石精廬,凡唐墓誌93方,數量不多,但頗有精品,尤以王昌齡、泉男生、黑齒常之等誌著名。張鈁所得超過1400方,其中唐墓誌1193件,乃在鐵門鎮私邸西側建千唐誌齋收藏。經歷世事劇變,三老所藏最後都歸國家所有:于右任所藏全部捐給西安碑林,李根源所藏在蘇州淪陷前沉入所據池中得無損失,后來捐歸蘇州文管會,改藏南京博物院(王之渙墓誌遺失),張鈁在1949年以後將故居和藏石全部捐歸國家,現在稱千唐誌齋博物館。三老在戰亂年月為保存國寶文物所作努力,當為世人永遠銘記。三老的全部收藏也都已影印出版,為學者所珍惜。今日凡治隋唐文史者,若不知千唐曲石,是不能認為已入門了的。


2005年9月復旦百年校慶,見到多年未見的老同學李鳴,雖然畢業懸隔二十多年,她依然活潑豪氣,閑談間得知她是張鈁外孫女,更讓我覺得意外。此後到北京,她給我展示家族回河南聚會的照片,并說臨近退休,有意做張鈁研究,我亟表支持。她希望我給她提供建議,我雖然對民國史事毫無研究,僅憑文史研究一般方法提供建議,并挖掘早年讀文史資料的積纍略說一二,我想對她也不會有太多實質的幫助。但她退休後,居然擺脫一切的俗務,傾全力于此。她因為我是同學中不多的在線學人,不免常與我聯繫討論,我也就所知提供一些建議。就我所知,她查閱了各省市的許多文史資料,蒐輯張鈁舊友親朋的回憶;到張鈁曾經任職的地方查閱檔案,複製有關張鈁的史料文檔;她與在臺灣的張鈁子女,也就是她的舅姑及其後人保持密切聯絡,請他們複製臺灣的文檔和回憶錄。她每有重要的收獲,都願意與我分享,也很快在博客中公佈。因為這些緣故,我得以一直知道她的工作,也因她而對張鈁這位民國大老有了全新的認識。特別是閱讀本書以及張鈁所著《風雨漫漫四十年》(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感受更為強烈。


張鈁一生經歷,很富傳奇色彩。張鈁18歲進陜西陸軍小學,21歲進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在清末開始軍旅生涯,也因此參與祕密反清活動。武昌首義後他立即參與陜西起事,在光復西安和東征爭奪潼關血戰中功勛卓著。袁政府時期他被委以軍職,但因不肯同流合污而漸賦閑,又因參加討袁計劃而遭告密逮捕,押送北京軍法處,所幸得友人幫助,袁不久死亡,方逃過劫難。1917年張巡復辟,張鈁參加陜西討逆軍聲討。1918年,他協助于右任在陜西組織靖國軍,呼應孫中山的革命主張,分任正副總司令,歷時五年,是當時北方革命的重鎮。1920年他為父居喪歸新安,又被駐節洛陽的直系軍閥吳佩孚邀請為客卿,參與了直奉戰爭的一些協調聯絡事宜。他又與馮玉祥過從密切,參與馮反奉的密談,參與馮爭奪河南、陜西地盤的籌劃,因此而遭張宗昌部的追緝,被馮玉祥委以要職。但在蔣馮閻大戰中,他則轉而支持蔣,被任命為河南省代主席,因為試圖遊說孫殿英反馮,遭馮追殺,為孫軟禁,但都化險為夷,平安脫險。此後他追隨蔣,也曾勦共,也曾賑災,到抗日軍起,他以十二軍團軍團長兼陸軍七十六師長參軍淞滬會戰,直到主力戰盡,部隊番號撤銷。此後他在國民政府雖也歷任要職,幾乎不曾再帶兵。到1949年蔣政權崩潰之際,他已經撤到臺灣,但因蔣認為他在陜西、河南有廣泛人脈,被委以豫陝鄂邊區綏靖公署主任返回。在隨二十兵團敗守郫縣時,他以一套攻、守、走皆以不可能,殺身成仁也無意義的講說,說服兵團司令陳克非通電起義。1951年他移居北京,擔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直到1966年文革前一月去世。簡單回顧張鈁的一生,不難發現他經歷了從清末以來幾乎所有重要的軍政活動,數次履險而得平安,又參與各次軍政活動而能保持自己的原則,在大時代的驚濤駭浪間能不斷地隨時代進步。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歷,在近代人物中是不多見的。



張鈁一生雖然疊有沉浮,但他始終不逾地重視實業與教育,關心袍澤,熱心桑梓,關切民生,服務社會,一直盡其所能地為生民造福。在本書所提供的諸多回憶錄中,有許多感人的例子。


張鈁的主要經歷當然是帶兵和從政,但他在個人精神上,則似乎文人學者氣更重一些。現在提供的家族資料足以證實,他的伯祖張宗泰(17501832),名成元,號魯巖,是河南大儒武億的門人,嘉慶丁卯科舉人,歷任河南府學教授等職,平生長于論史考史和文獻校勘,所著《魯巖所學集》十五卷為阮元所稱道,所作詩被陳衍推許“詩格在靖節、香山間”(《石遺室詩話續編》卷六),即能學陶淵明、白居易詩而自成面貌。張鈁很為這位先伯祖而自豪,于1931年、1936年兩度刻印其著作,遍贈海內名宿,傳為佳話。他的父親張清和也以儒學名世,章太炎為其撰墓誌有所讚譽。張鈁雖然早年為救國而從事戎伍,但始終熱愛文史,喜歡詩文,行軍餘暇,偶有所作,也頗具氣象,可惜沒有結集。他的書法也很有根底,現在千唐誌齋中還有他自書一聯:“百二關山嚴鳳闕,五千道德跨龍門。”是很厚重的漢隷書體。他為陜西辛亥革命一周年親書的碑文,則為很流麗的行書,可見他早年對右軍書體有很深掌握。家學傳承再加本人喜愛,使他一直有儒將的名聲,海內外文人儒士也樂于與其交遊。他在身處戰亂、戎務繁忙之際,得以傾力蒐輯出土墓誌,完成滙聚碑刻大成的壯舉,正是發自內心地對此感到歡喜。六十年代初,在周總理號召政協耆老撰寫回憶錄的感召下,他以八十高齡,在助手協助下,完成26萬言的回憶錄《風雨漫漫四十年》,詳盡敍述了從陜西新軍起義到川中歸誠期間,自己所經歷的事實真相。我很仔細地閱讀了這本書,感到他是以很充沛的情感和細膩的感受,記錄自己經歷的重大事件,敍述自己熟悉的民國重要人物的真實面貌。在數量鉅大的現代文史回憶錄中,是很難得的既富有文學色彩,又真實可靠的史料實錄。其中最精彩的,一是對陜西新軍起義幾位主要領袖和烈士的記錄,如張鳳翽、井勿幕、錢鼎、萬炳南、王天縱等,都極力寫出他們的性格、建樹和遭際,可以當很好的人物傳記來讀。比如《張鳳翽事略》,既寫他領導陜西起義的功績,也寫他退隱後的許多軼事,比如他拒絕為馮玉祥入陝籌餉,說“關中連年戰禍不斷,百姓苦透了,馮玉祥帶著飢兵來陝與民爭食,我無力援救關中父老,已感慚愧,還能忍心替他從人民的干骨頭上再搾取油水嗎?”可見其風骨凜然。張鈁說民初各省都督,他是參加人民政權的惟一一人。他對北洋時期在河南長期主政的趙倜,在陜西主政的陳樹藩,對于最大的軍閥吳佩孚、馮玉祥,乃至蔣介石,也都有很細膩的描寫。因為接觸密切,觀察細致,態度客觀,有很高的價值,許多也足可備談資。比如他對趙、陳二人觀感極壞,但說陳在華北陷敵後隨難民徒步南行,歸鄉告祖墳“決不當漢姦”,加以肯定。他寫吳佩孚的起居作風極其詳盡,說他生活儉樸,沒有姨太太,講究禮儀,喜歡讀書,不吸煙,不賭博,推崇孔孟,輕視西方科學文化。可能因為個人的恩怨,他對馮玉祥似乎好感較少,也留下與當今主流看法不同的記錄。張鈁參與了民國前期許多重大事件的內幕,一生交往極其廣闊,因此這部著作無疑是現代史研究的珍貴記錄。  

去年九月初曾有幸到洛陽開會,在文物專家齊淵先生和年輕史學家仇鹿鳴博士陪同下參觀千唐誌齋和張鈁故居,仔細觀察他當年蒐輯的一千多方墓誌,更增加對這位前輩的敬意。離開的時候,再看到他的故居題寫的兩句箴言:“誰非過客,花是主人。”油然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永恆的自然面前,人是那樣的渺小,百年匆匆,花開花落。但若能以個人的力量奉獻于民族文化建設,致力于國家民生發展,則生命的光芒當如金石永固,精神長留。


收入李鳴编《紀念張鈁先生文选集》(时代文献出版社201212月),又刊《河洛春秋》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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