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杜甫《麗人行》）、“及第新春選勝游，杏園初宴曲江頭”（劉滄《及第後宴曲江》），春日的曲江，上巳祓禊的士女、恣意宴賞的新榜進士川流涌動，妝點着唐王朝的繁華景象，也將作爲自然景觀的曲江聚結爲一處更具文化意味的空間，被不斷地描摹書寫。呈現在唐人筆下的衆多曲江記憶中，玄宗年間士子泛舟而引發的一次規模不小的覆溺事件，意外地投射下極歡而悲的陰影，在諸多唐人小說中均見重述演繹，分別爲張鷟《朝野僉載》、戴孚《廣異記》、呂道生《定命錄》及李伉《獨異志》[1]，形成了一組彼此映照而又有異別的復調文本。爲便討論，俱引如下：

《朝野僉載》：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眚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游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乃踰垣奔走，羣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2]

《廣異記》：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壻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飮。其妻一夜夢捕捎雲等輩十數人，雜以娼妓，悉被髮肉袒，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其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爲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逼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皆溺死。[3]

《定命錄》：車三者，華陰人，善卜相。進士李蒙宏詞及第，入京注官。至華陰，縣官令車三見，誑云李益。車云：“初不見公食祿。”諸公云：“應緣不道實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詞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車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愛華陰縣。”車云：“得此官在，但見公無此祿，奈何。”衆皆不信。及至京，果注華陰縣尉授官。相賀於曲江，舟上宴會，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翽先起，於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餘人又爭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沒。李蒙、士南等並被沒溺而死。[4]

《獨異志》：開元五年春，司天奏：“玄象有謫見，其災甚重。”玄宗震驚，問曰：“何祥？”對曰：“當有名士三十人同日冤死，今新及第進士正應其數。”其年及第李蒙者，貴主家壻。上不言其事，密戒主曰：“每有大遊宴，汝愛壻可閉留其家。”主居昭國里，時大合樂，音曲遠暢，曲江漲水，聯舟數艘，進士畢集。蒙聞之，乃踰垣奔走，群衆愜望。才登舟，移就水中，畫舸平沉，聲妓、篙工不知紀極，三十進士無一生者。[5]

《朝野僉載》與《獨異志》文本內容高度相似，出處存疑，詳見後文考辨。其餘三家雖各有表述側重，但均提及士子李蒙與朋輩覆舟曲江、不幸遇難。其中《獨異志》因標有明確時間信息“開元五年春”，成爲以往研究推證相關人物科考繫年的重要依據，并因此牽涉唐代博學宏詞科目選設置時間、有無博學宏詞制科等一系列問題。被隱約忽略的前提則是，此類小說家言本身是否可靠并未得到充分檢證，受限於史料，或表現爲全盤採信，或一概斥之無稽。隨着罹難者李蒙及其家族成員墓誌的陸續發現，勾稽關聯人物的行迹綫索，有助於重新梳理舊有考訂得失，對時人筆述的虛實也可再作探究。

一、李蒙科舉行歷再探

覆舟故事核心人物李蒙之名，傳世文獻及李氏近屬墓誌皆作“蒙”。因其本人誌石漫漶嚴重，對應字形左側似存點畫，故以往錄文疑受“諱□字子泉”影響，釋認作“濛”[6]。如視其名取自《周易》，則《蒙》卦“《彖》曰山下出泉，蒙”[7]，與表字“子泉”更相契合。且石刻題寫名諱有偏右書寫習慣，疑似筆畫部分或係石花。除引述他人觀點，本文統稱其名作“李蒙”。

李蒙（715-744）係隋申國公李穆後裔，隴西成紀人。祖李問政（652-720），歷任吏部郎中、和州刺史、鄚州別駕等職。父李韶，開元八年時任新安主簿，以丁父憂去職，後仕至城門郎。叔父四人，其中李符彩（685-742）歷任汝州龍興縣尉、益州郫縣主簿、右金吾衛冑曹參軍[8]。母崔氏（695-745），涿郡人，除李蒙外，育有三女，分適崔涉、鄭咸、王端[9]。

李蒙的科考經歷是以往研究關注重心。徐松《登科記考》認爲李蒙今存作品之一《耤田賦》係先天二年（713）進士試題，故繫於該年及第；又綜合《獨異志》《定命錄》《廣異記》記載，繫於開元五年（717）博學宏詞制科[10]。王勛成對傳世文獻所見李蒙資料搜討最爲充分，在系統考察唐代科目選始置沿革的基礎上，主張小說家言不可信，開元五年無宏詞制科[11]。孟二冬將李蒙移改入開元五年進士登第之餘，又據李符彩墓誌，以“李□（名未詳，李符彩長兄之子）”列於天寶元年（742）進士[12]。張忱石較早注意到李濛本人墓誌，將之列入年份待考制科[13]。韓震軍參據李符彩、李韶妻崔氏及李濛墓誌，辨明石刻所見李符彩之姪、崔氏之子李蒙與李濛（字子泉）應即一人，但與傳世文獻所載李蒙是否對應，未能決疑[14]。

李符彩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卒、天寶元年七月葬，誌云：“有姪曰蒙，髫年秀發。公每撫之流涕，曰：‘祖德不墜，非爾而誰。見爾成名，吾死無恨。’故遠邇稱其慈也。及公既歿，二生明而蒙以秀才上第”，則李蒙以進士及第應在天寶元年。李蒙卒於天寶三載閏二月，誌文稱“詔天官舉博學宏詞……權授華陰尉”；其母崔氏因獨子猝然離世，傷悼不已，於天寶三載十二月辭謝，誌稱“一男蒙……始登秀士甲科，又擢宏詞舉首……命不與，擬華陰尉而歿”。進士及第如循資參加吏部常銓授職，需依例守選。李蒙以前進士出身提前參赴博學宏詞科目選應在天寶二年冬集[15]，三載初由吏部注擬官職，遞送門下省過官審核。按銓選流程的一般時限，可能尚待授予正式官告[16]。

除前人重點關注徵引的及第信息，李蒙墓誌云：“詔天官舉博學宏詞……權授華陰尉，秩惟再命……人榮勝事，春與良辰，賀錢合乎□□，命曰□舟之會。乘興教檝，誰問衣袽，淪逸氣於□前，喪□文□□□。悲夫！時天寶三載二月戊戌[17]，春秋卅。”誌石雖有殘泐，“舉博學宏詞”“權授華陰尉”與《定命錄》等所敘李蒙經歷適可參證。“衣袽”語出《周易·既濟》“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注云“繻，宜曰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18]，參以“□舟之會”，當婉指李蒙因舟覆而歿，可確證誌主與傳世記載之李蒙實即一人。

李蒙墓誌撰者僅存“右□衛兵曹參軍□端”，結合文稱“親忝維私，義敦久要，竭菲才敘事”、李蒙母崔氏誌“三女並閨門之秀，長適崔涉、次鄭咸、次王端”以及李符彩墓誌署“右驍衛兵曹參軍王端撰”，可知撰者亦即李蒙姊妹夫婿王端，以近屬撰述，所記信實。王端爲當時名士，事具權德輿《唐故尚書工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唐故尚書工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王公改葬墓誌銘》[19]。王端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後再登宏詞，授崇文館校書郎，改右驍衛兵曹參軍[20]。王氏早年與顔真卿、柳芳、陸據、殷寅、閻伯璵、源衍等相交莫逆，與趙驊、蕭穎士等可能也有交誼[21]。李蒙以姻親之故，很可能濡染於這一文士群體。

李蒙墓誌書丹者姓名難辨，作“河南府壽安縣尉■書”。其人或爲蕭昕，“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22]。蕭昕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撰邢巨墓誌，署“前鄭州陽武縣主簿”，時已任滿解職；天寶元年正月撰蔡鄭客墓誌，作“鄭州陽武縣主簿”，結銜雖未書“前”字，應仍指前官[23]。蕭、李二人今存作品有同題同韻《上林白鹿賦（以君德至天珍物充囿爲韻）》（《文苑英華》卷八九）。《魏書·靈徵志》稱白鹿“王者惠及下則至”[24]，唐代列屬上瑞之一，通常由禮部員外郎年終彙總表聞、有司告廟、百僚詣闕奉賀[25]。李蒙賦云“且夫勁角昭勇，縞色呈鮮，應皇家之盛德，當聖運之承天”、蕭氏賦“嘉貞祥之肸蠁，知君德之屆天”，均呈現出圍繞題旨的頌德歌功意味。以兩人共同行歷推測，或即天寶二年冬集同應宏詞選所試賦題。此類舉選命題往往取自當朝帝王經歷，如玄宗開元二十五年進士試《花萼樓賦》、代宗時獨孤授應宏詞科《放馴象賦》、文宗時李肱省試《霓裳羽衣曲》詩等。《上林白鹿賦》本事或與玄宗朝傳聞事迹有關：

玄宗狩於咸陽，獲一大鹿，稍異常者。庖人方饌。（張）果見之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於上林，時生獲此鹿，既而放之。”玄宗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捨鹿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獲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耳。玄宗又謂果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矣？”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26]

“甲戌歲”爲開元二十二年，其年二月張果徵授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27]。故事雖意在彰顯張果通曉前事的神異，但漢武帝於上林苑開鑿昆明池，擒而縱放之鹿由唐玄宗再獲於皇家苑囿，其間隱含的帝王盛業相繼、瑞應薦至，或因此成爲官方試賦的命題來源。

李蒙當日頗有聲名，誌稱其“才爲時傑，聲滿國朝”“□之□俊，争與論交”“有文德□□尤盛而絕”，未必全屬諛辭。今存作品除《上林白鹿賦》，尚有《娥女泉賦并序》（《文苑英華》卷三六）、《耤田賦》（《文苑英華》卷七〇）、《南有嘉魚賦》（《文苑英華》卷一四〇）三篇。《娥女泉賦》序曰“泉在寧陽城南二里，古老傳稱”云云，所經寜陽城即兗州龔丘，可能爲游歷途中撰作。《南有嘉魚賦（以樂得賢者次用爲韻）》，有開元間楊諫同題同韻作品。《耤田賦》云：“洎正月之吉日，將有事乎昊天，列千官於近甸，屯萬騎於遐阡”，或以開元二十三年正月玄宗親耕籍田爲背景[28]。由各篇撰作時間推考，李蒙大抵在冠歲前後初露頭角，馳走舉場數年，至天寶初及第，次年赴試吏部宏詞。吏部科目選提供了較常調更爲迅捷優渥的入仕晉升渠道，但取錄更嚴，通常以三員爲限[29]。李蒙誌云：“超□□□□□多□握靈虵而集者如林，唯公與（大）[太]平尉李季□□□超□□□日優寵”[30]，意指身懷藝能參選者雖衆，惟李蒙舆另一前資官特受賞睞，脫穎而出。天寶元年知貢舉者爲禮部侍郎韋陟，随即權知吏部侍郎，以取士惜才、掌選公允享有時譽[31]。李蒙在昔日座主手下又取得宏詞舉首，或多或少也屬機緣相湊。吏部注官擬授的華陰尉爲從九品上望縣尉，雖稍遜於“進士擢第，畿尉釋褐”（徐鉉《送張佖郭賁二先輩序》），可能因李蒙年資尚淺，未經歷練，但及第後隔年即獲命秩，較常調十載始得一官[32]，整體而言仍屬優授，自然令人稱羨。李蒙年方而立，又具文名，如再任轉爲赤畿尉、監察御史等職，頗有望步入唐人理想的仕宦雋途。

孰料變生莫測。錢起《經李蒙潁陽舊居》詩云：“同心而早世，天道亦何論。獨有山陽宅，平生永不諼。青溪引白鳥，流涕弔芳蓀。蔓草入空室，叢篁深毀垣。舊游還在眼，神理更忘言。唯見東山月，人亡不去門。”[33]據篇題內容，係憑吊故舊。參以李蒙母崔氏誌云“頃年已來，於潁陽郭村卜居”，可知錢詩所悼者即李蒙[34]。李蒙因泛舟曲江慶賀宏詞登科、如愿授官，卻意外遇難，自然加深了時人“命不與”“天道亦何論”的歎惋。

二、曲江覆舟事件原委與同舟諸人命運

確定了李蒙遇難的曲江覆舟事故發生於天寶三載初，另一篇唐人作品的撰寫本事也由此更爲明晰。《唐文粹》收錄樊鑄《檄曲江水伯文》，聲討江神恣興風浪，吞噬生靈，敦促其改行易轍。據篇題下原注“天寶三載溺群公之故也”，以及文云“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沿洄江干”[35]，正與李蒙墓誌所記卒歿時間相符，可彼此印證。樊鑄天寶中及第，傳世作品除本篇及《明光殿粉壁賦（以上春早朝伏奏青蒲爲韻）》（《文苑英華》卷四八），另有敦煌寫卷S.555錄存《及第後讀書院詠物十首上禮部李侍郎》組詩（存八首）及P.3480闕題詩一首[36]。其人與李蒙等或亦相識。

據樊鑄檄文渲染的事發景象，曲江漫溢，水勢洶涌難遏，沖潰堤岸，傷亡範圍恐遠非李蒙同游數子。文云：“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痡，簣禍堦於沙岸，垣死府於花島”；“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舋豈相及。爾岸不崪屼，流不唐突，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易之誘。俾水衒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螗。捫空呼天，迄死不救，倏恣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弃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去夜藏舟之壑”；“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牋請弟之兄，奏箜篌傷妻之夫，厲波濤徇聓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曲江是長安城東南的一片天然池沼，隋初開引黄渠，導滻水入池。水域地跨數坊，《雍錄》引《長安志》稱“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37]。玄宗時曾重加疏鑿，“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竇澤流以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檝”[38]。曲江周遭廣植花木，營修亭臺殿宇，是當時最爲繁鬧的游覽勝地。適值春日，也是民衆結伴出游的首選之處。此次蕩覆舟船、致李蒙輩溺亡的曲江水患，突如其來、變生於輦轂之下，無疑在時人心目中投下了深刻而久遠的印記。

除李蒙外，各書提及留有具體名姓的同舟者有李捎雲（《廣異記》）、裴士南（《廣異記》《定命錄》）、梁褒（《廣異記》）、史翽（《定命錄》）四人。考按諸人行迹，裴士南別無所見，且爲兩種記載述及，或與李蒙同時遇難，餘者多得以脫險。

《廣異記》敘述主人公李捎雲因夢感而持奉《金剛經》，最終破戒遭懲的靈應故事，形容其人“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飮”。一般認爲即指以擅作酒令辭章而知名的李稍雲，如敦煌P.3093《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有“令章爭笑李稍雲”，元稹《寄吳士矩端公五十韻》詩稱“曲庇桃根盞，橫講稍雲式”，項楚《令章大師李稍雲》勾勒其人事迹尤詳，且據《廣異記》等定其卒年爲開元五年上巳日[39]。而據開元二十九年二月盧伯明葬誌，署“隴西史翽撰，魯國李捎雲書”[40]，知其至少在開元末仍活躍於世。盧伯明與《廣異記》所言李捎雲婦翁盧若虛爲同曾祖兄弟[41]，李氏或職此之故書誌。是否同歿於天寶三載待考。

盧伯明誌撰者史翽，據《定命錄》記載，也是當事者之一。史翽爲史務滋後裔（《元和姓纂》卷六），乾元二年（759）十二月以御史大夫出爲山南東道節度，次年四月軍亂被殺（《舊唐書》卷一〇《肅宗紀》），應幸免於此次曲江事難。

梁褒曾以“朝議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知河東節度上都留後”轉授監察御史，改官敕文由常袞撰寫（《文苑英華》卷三九五）。常袞寶應中（762）充翰林學士（韋執誼《翰林院故事》），元年十二月授考功郎中知制誥（《文苑英華》卷五八八常袞《謝除考功郎中知制誥表》），永泰元年（765）遷中書舍人（《舊唐書》卷一一九《常袞傳》），大曆九年十二月（775）改禮部侍郎（《舊唐書》卷一一《代宗紀》）[42]。監察御史爲正八品上，唐制六品以下敕授官員由中書舍人或他官兼知制誥者起草文書。如非重名，梁氏至少寶應、永泰間仍在世。

三、唐人小說所記覆舟故事之虛實

  天寶三載二月，曲江岸畔沉浸在游賞歡愉中的民衆遭逢了一場沒頂之災。隨着時序推移，此次覆舟事件的追記也由曾經真實發生的事故嬗變爲播傳衆口、彰顯命定的異聞故事。反觀開篇所引幾種小說家語，可知李蒙因覆舟沒溺本身并非憑空虛構，參以樊鑄檄文，較之諸多已無從得知名姓的遇難者，小說看似誇張的敘述背後實則隱伏着波及更廣的慘景。彼此記述間的分歧，可大抵視作傳聞中的訊息變形與小說筆錄過程中的再潤飾，交織呈現爲虛實掩映的文本面貌。

      前舉唐人撰記李蒙傳聞的四種小說文本，如按成書先後，以張鷟《朝野僉載》爲最早。然而《朝野僉載》明清以來的通行本皆自《太平廣記》重新裒採成編，已非該書原貌。今人已指出通行本條目頗有篡亂之嫌，如記事涉及天寶乃至中唐以後，不應爲張鷟所見[43]。“李蒙”一則因繫於開元五年，似與張鷟生平無明顯抵牾，故未被納入質疑範圍。

      比勘《朝野僉載》通行本卷一“李蒙”條與《太平廣記》卷一六三標引的《獨異志》內容，二者幾乎完全相同，即使此類撰作存在抄撮因襲，文句也不應如此雷同。其次，由《朝野僉載》通行本的纂輯方式而言，卷一的相關條目依次爲“飲酒令”“白馬寺”“李蒙”，均見於《太平廣記》卷一六三，“李蒙”後一則“夏侯處信”見於《太平廣記》卷一六五。《太平廣記》卷一六三大半條目錄自《朝野僉載》，“李蒙”條之後及卷一六四整卷內并無其他《朝野僉載》內容，直至卷一六五再引“夏侯處信”條，可證《朝野僉載》通行本的編纂應據《太平廣記》逐卷檢錄，輯入李蒙一事或承前諸條出處而誤及。據前文所考，曲江覆舟事件發生於天寶三載，張鷟聞見并筆錄之可能甚微[44]，記作“開元五年春”應屬《獨異志》傳聞異辭。“李蒙”一則作爲《朝野僉載》原有條目，在基本史實、撰者生平、文本辭句、輯本編纂等方面，均存在諸多疑點，《朝野僉載》的重新整理應對舊本的此類明顯誤輯有所區分辨析[45]。

      大和間呂道生《定命錄》記車三卜測李蒙官運，固然旨在凸顯命祿前定，但敘述相對平實，所載細節如“進士李蒙宏詞及第”“注華陰縣尉授官”等皆近事實。因爭相傳看序文而致舟只翻蕩，又逢曲江風浪席卷，救護不及，可能也較爲切合事發情境。通常認爲《定命錄》二卷增續天寶時趙自勤《定命論》十卷而成[46]。呂書是否吸納《定命論》原有內容，因所標卷帙少於趙書，加之今存《定命論》佚文寥寥無幾，難以比勘驗證，以往多認爲各自成書、不相關聯[47]。目前列屬於《定命錄》名下的各條幾乎均由《太平廣記》錄存，且以記述初盛唐事爲主，開元、天寶間逸事尤多，僅個別條目涉貞元之後。如全出大和間呂氏續作，似略顯不侔。以李蒙一事而言，所記身份細節獨合，應有較爲確切的傳聞來源。《定命論》撰者趙自勤仕於玄宗、肅宗時[48]，與李蒙時代相近，類似條目不乏原載於趙書而再由呂書承襲的可能[49]。

      成書於晚唐的《獨異志》，因標具事件發生於“開元五年春”，在未發現明顯反證的情況下，爲此前相關考據採信援引，致誤處已如前辨。文中其他異辭，如稱李蒙爲貴主家婿、以當年新及第進士旋即遇難等，揆之目前史料，均難以證實。簡言之，三種敘述曲江覆舟原委的小說家言，以《獨異志》分歧出入最多，卻因偶書年份，意外地被視作信史採摭。

      《獨異志》明鈔本序稱：“記世事之獨異也。自開闢以來迄於今世之經籍□□耳目所見聞、神仙鬼怪，並所摭錄。”[50]表明文本素材源自摘尋舊籍、筆錄聞見，是此類小說慣常的撰作方式。由於李蒙的實際經歷與罹難情形已可藉助誌文等大體復原，與之相較，《獨異志》版覆舟事件增改棄取的諸多細節，遠於事實而切近文理，將波及範圍可能頗廣的一場災患，重構爲新榜進士無一生還、悉數蒙難的聳聽奇聞，借用傳統政治文化語境，將事件根由歸因於天意謫譴。《獨異志》所云“司天”，玄宗朝稱太史監或太史局，肅宗乾元元年（758）更名爲司天臺，負有觀測、占候、奏報天象職責[51]。天文徵兆已由太史令密奏宸聽，此一訊息如何傳遞示警，則以無從考實的貴主作爲媒介，串接起宮闈內廷與布衣士子間的區隔。《獨異志》編纂的晚唐時期，每歲及第進士的曲江宴慶活動，較玄宗朝有過之而無不及。相較本爲銓選注官的事實，又將更受世人矚目的進士身份與新登吏部宏詞科的時間嫁接，賦以李蒙預集曲江盛會的必然。而天象玄機不可輕易道破，玄宗隱晦的密囑一旦面臨朋輩曲江勝游的招誘，規戒效力自然大爲削減，終致悲劇的應驗。空間設置上，李蒙叔父李符彩宅第原在永寧里，可能是李蒙入京時實際寄居之處。《獨異志》將故事場景中的住所由永寧里南移兩坊至昭國里[52]，與地處修行坊南、晉昌坊東的曲江相毗鄰，晉昌坊內的大雁塔又是每歲新榜進士登高題名之所[53]，使得隔垣聞知“時大合樂，音曲遠暢”、得以“踰垣奔走”的情節推衍，即屬誇張，也基於相對合理的空間布排[54]，在在滿足於讀者的心理預期，扣合徵奇述異的需要。

      《獨異志》標示的“開元五年春”，尚乏可資比附的“玄象謫見”綫索。而在覆舟事件實際發生的天寶三載二月前後，史載曾連續出現一系列天象異動：正月十五日“庚戌，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棄光，天下有兵’”，同日“月有紅氣如垂帶”[55]。《乙巳占》云：“日暈五重，是謂陰謀，女主喪，其年饑，天下有兵，其地破亡”；“月若變色，將有災殃……赤爲爭與兵”[56]。同年閏二月辛亥（十七日）“有星如月，墜於東南，墜後有聲。京師譌言官遣棖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縣尤甚，發使安之”[57]。《開元占經》引述多種星隕占辭，其中《京房易傳》云“星以春三月墜，歲凶不登，其二月大殃”[58]。此時距離玄宗自矜功業、以“唐虞之際，煥乎可述”而詔頒改年爲載制不過月餘[59]。中唐之後，歷經玄宗朝的盛極而衰，面對昔日繁華象徵的曲江，除了依舊描繪士女如雲的盛景勝游，唐人的曲江書寫時而也記錄下浪濤奔涌、猙獰可怖的一面，流露着對巡游無度的憂思。貞元五年（789）歐陽詹在《曲江池記》中寫道“至若嬉游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熒熒渟渟，瑞見祥形。其或淫湎以情，泛覽無斁，則飄風暴振，洪濤噴射，崩騰駱驛，妖生禍覿。其棲神育靈，與（《唐文粹》卷七一作“興”）善懲惡，有如此者”[60]，同樣將自然水文變化視作天道示警、附會於政事治亂。《獨異志》將玄宗朝此次曲江覆舟事件釋作“玄象謫見”的徵驗，或許既源自某種傳聞的變形，也雜糅着時人所熟悉的解釋慣例。

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