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兴陆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1

装帧:精装

丛书: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书系(共3册),这套丛书还有 《唐诗求是》,《梯航集：日藏汉籍中日学术对话录》

ISBN: 9787532590124

《文论求实》 自 序

复旦大学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镇。我很有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成为学科组的一员。趁此机会，我谈谈个人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几点体会。

首先，要理论与文献两条腿走路。空谈理论不行；仅仅做文献，也不是文学批评史。理论与文献并重，是这门学科奠基者郭绍虞、朱东润等先生开创的传统。上世纪30年代初，郭先生一方面从事宋诗话辑佚、考证的工作，一方面用现代文学观念重新梳理传统文论；新中国成立后，他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在思考传统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兼顾理论与文献两个方面。我的老师黄霖先生80年代初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200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也是在理论和文献两方面下过苦功夫，做出大成绩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传统保持下去。虚的问题要做得实，实的问题要做的虚。意思就是，提出和阐发“虚”的理论观念，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和现象分析上；文献考证本身不是目的，应从具体的文献考辨提升到一定的理论问题。举一个例子，明末清初许多反清、抗清、与清人不合作的文人，他们的别集在晚清时期被刊刻出版，现在影印本一般依据的是晚清的刊刻本。我仔细对勘过彭士望、王翃别集的刻本与存世的稿抄本，发现晚清的刊刻本有大量的删削和改动，把那些政治性强的、有违碍字眼的诗文都删改了。这不只是哪个本子更可靠的文献学问题，而是清代的文治和文学批评的一个理论话题。以文献为基础，归结点还是在理论。

其次，读古人的书，思考今人的问题。文学批评史既是一本历史学科，更是一门理论学科。从历史学科的角度说，它本身有许多课题，需要像研究文学史那样去探究；从理论学科的角度说，研究批评史不能只埋头读古书，还须抬眼关注当代社会的问题。过去周作人从批评史上提炼出“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对立来概括中国文学史，从学理上说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紧盯当前，用意在为“言志派”个性主义文学开辟道路。郭绍虞用“纯文学”“杂文学”观念的消长来梳理批评史，也不无可议之处，但对于提倡纯文学观念也是不无意义的。思考当前问题，过去曾出现失误，如文学理论上有现实主义，研究批评史就说白居易是现实主义，这种“以古证今”的思维模式今天还很普遍。我觉得传统的意义不在于证明今天已存在的东西，而是提供可以弥补今天缺失的、纠正今天失误的东西。西医治不了的病，用中医来治。比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理（动词）性情”、“诗可以群”、“德”与“言”、“教化”、“讽刺”、“变化气质”、“自然”等等观念，对于纠正当前文化的一些不良现象，还是有意义的。应该从矫正和批判当代社会不良文化、思考文化发展方向的立场来研究传统的文学批评史问题，这样文学批评史才是有力量的。

当前人们匍匐在物欲之下，成为欲望的俘虏，患得患失，没有自性，没有定见。“物”与“我”的问题其实一直贯穿整个中国文化史，儒家、道家、佛家从不同角度解决二者的矛盾。“物”与“我”也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个基本问题。“感物兴情”说，喜柔条于芳春，悲落叶于劲秋，人没定见，是不自由的。中唐至宋代出现了“不感物”“超感物”的诗学心理机制。苏轼说“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黄庭坚说“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强调的是诗人的超越性人格，“我”终于战胜了“物”，成为超越世俗的、自由无碍的主体，这是宋诗背后挺立的主体性人格。我前几年出了一本《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诗学卷》，花费很多笔墨谈中唐至宋代这种超越性的人格精神，视之为中国人精神发展的新层次。其实在下笔的时候，更多思考的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在今天我们需要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决定不是物，方名大丈夫”的超越性人格精神来对抗噬人的物欲。又如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过去人们一讲到文学中的“人性”，马上想到袁枚。但我对袁枚“性灵说”的认识是，在诗学发展史上，它表现为与传统诗教的分离，与格调诗学的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方向，即诗歌的个性化方向。但是，在传统意识形态依然十分坚固的思想堡垒中，这种新的思想动向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扭曲的。清代中期的社会还没有给予个人真情以充分舒展的空间，还没有新的曙光来照亮诗人的心灵，因此这时所谓的性灵、真情、个性化，只是在个人一己的私情俗欲上放荡，表现出颓废的色调。尽管这种世俗化是对正统理学思想的反叛和嘲弄，但它本身是带有先天不足的。如果沿着其庸俗性的一面发展，将会是人性的堕落、艺术的堕落。在《古诗讲读》里，我特地引出袁枚《马嵬》：“莫唱当年《怅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最爱言情之作”的袁枚，能将笔触深入到普通民众中去表现他们的真情，这是清代“性灵”文学的进步。袁枚诗中所咏对今天的文坛依然无不针砭意义。

第三，读世界的书，思考中国的问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当然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文史哲书籍读好，这是不言而喻的。这里说的是要不要读外国书，如何读外国书。自100多年前门户开放后，国人没有不受外国思想影响的。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学无新旧”，有深厚的中学基础，更有利于吸收西学；有了一定的西学视野，可更深刻地认识中学的特点。今天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多读一点外国书，总是有帮助的。但是，切忌把在国外特定的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命题上升为文学的“基本原理”，用来阐释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这种“以西律中”的方法曾经很流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如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有的人就说《诗经》中的《生民》是史诗。过去说“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这是基本原理，但是在刘勰《文心雕龙》里没有发现“形象”，于是或贬斥《文心雕龙》没有认识到文学的本质，或对《文心雕龙》加以曲解以比附。又如20世纪初的研究者把欧美十七、十八世纪出现的“纯文学”观念引入中国，感叹中国是“杂文学”、“大文学”观，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纯文学”，其实西方古代的文学观念也是很庞杂的，雄辩术什么的都是文学，“纯文学”的产生非常晚。钱钟书先生说“参斠人我，辨别异同”，这应该是对待外国文化应有的态度。朱自清先生曾受“新批评”科学主义精神的影响，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努力要把中国文论的范畴解释清楚，撰著了《诗言志辨》，是一部经典著作。但“新批评”把作品当作独立的“文本”，切断它与作者、读者的联系，这个原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杜甫的诗歌，如果不联系杜甫其人、其时代，那是解释不清楚的，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不因“新批评”的引入而失效。古人说：“同而不同处有辨。”今天对待中外文论，也要做这种辨析，不能再把外国的理论当做裁判官，把自己的祖先当做阶下囚。

海外汉学也是外国的书，读时应区别对待。海外汉学分为两类，一类是余英时、杜维明、王德威等先生，既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又具有国际化的视野，着眼点在研究中国的问题，他们的著作更能给人以启发。现在搞文史的，大约多多少少都受到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的一点影响。另一类人，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法新奇，多禁不起推敲。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上作出的贡献，但不应该把他们奉若神明，抬高他们的学术，仰其鼻息，尊为范式。举一个例子来说：潘岳的悼亡诗非常有名，但是现存文献关于他与妻子杨容姬婚姻的记载是有矛盾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先生《潘岳年谱稿》较早注意到这个矛盾，提出疑问。国内学者顺着兴膳宏的疑问，说潘岳再婚了，凭空猜测，毫无文献根据。人家提个疑问，打个问号；我们就把它坐实，划上了句号。我们这种跟着人家跑的学风，实在是要不得的！大家还记得“屈原否定论”在20世纪里闹得沸沸扬扬几十年。70年代，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大陆学者捍卫屈原的存在，争执不下。其实，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存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用一个声音说话，显然有自己的政治用心。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做论文，以引用外国文献为自豪，转弯抹角绕到某些大汉学家头上。在他自己认为是炫博，其实正暴露出自己的幼稚。英国学生研究莎士比亚，难道会频频征引陆谷孙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引以为荣吗？如果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那就是我们的大悲剧。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有自主意识。对于外来学说——不论是东洋还是西洋的，都要多加检视，不能盲目相信。一百年前，30余岁的黄人撰著《中国文学史》，旨在熄灭国人“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文史学者来说，这个任务依然很艰巨，很迫切。

第四、多读前面的书，研究后面的问题。这一点主要是就我个人说的，不具有普遍性。六朝以前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不大可能有重大的创获，研究者应该注重传承，而不是一味地求创新。比如刘勰《文心雕龙》，今天研究的人很多，如果能把刘勰提到的作家作品认认真真地读透，把《文心雕龙》文本钻研透彻，在研究中把它传承下去，就是很了不起的，不能抱着一鸣惊人的心理去琢磨实现大的突破。明清时期不一样，有大量的材料没有人去整理研究，有很多空白点，需要人去垦荒。所以做学位论文在明清时期很容易找到题目。但是研究明清时段，不能眼睛只盯着明清，应该系统地阅读先秦汉魏以降的书，前面的基础越牢靠，对后面的认识越真切深刻。如明代的诗话，大量地论述前代的诗歌，如果不读前人诗歌，或者读得少，明代诗话就读不透。翻看请人的文集，多是讨论经、子、史的问题，如果没有对前面上古、中古时期知识的相应储备，清代的别集就读不下去。像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那真正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张先生小学、史学功底好。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所取的路径。这条道路实在漫长，我只能说是尚在起步而已。古人说：“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我把自己的“路头”说出来，就是希望得到行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免得路头差了，误入歧途。

2011年，我曾将此前的论文结集为《诗歌评点与理论研究》，作为庆祝我的老师黄霖先生七秩华诞文丛之一种由凤凰出版社推出。现在这本集子收录的是自2011年以来公开发表的28篇学术论文，主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理论与文献研究，因此取名曰《文论求实》。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陈尚君主任要推出一套学术文丛，承蒙不弃，将这本集子纳入其中，我心存感激！拙书稿是否会拉下这套学术文丛的整体质量，我又是诚惶诚恐的。其中一定存在许多不足和不当，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这些论文曾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理论研究》《复旦学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苏州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山东社会科学》《南京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编辑老师都给予我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激！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黄亚卓女史为拙书稿费心费力！我只能以更勤奋的工作来回报大家的关爱。

《文论求实》目录

自序2

中国文学的渊与源6

从汉代宾客之盛衰谈班固《答宾戏》之主旨8

“潘岳两次婚姻说”辨疑19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德”论26

刘勰论鸿都门学发微35

《文心雕龙·通变》辨正45

《文心雕龙》析疑三例54

五言是“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吗？62

《钱本草》非唐代张说所作65

从宋钞本考察《诗话总龟》的早期形态68

吴澄《送何太虚北游序》本事钩沉72

白居易与明代吴中诗坛79

冯复京《说诗补遗》浅论86

彭士望的诗集、诗论与诗作98

吴应箕《甲乙遗诗》考108

从《王介人集》论王翃诗歌114

少年记忆与《秋柳》诗之微旨124

关于金和诗歌的两种文献133

叶昌炽《辛臼簃诗讔》流传、批注和索隐140

“小说改良会”考探157

新发现梁启超致张元济等尺牍十七通169

胡怀琛的“新派诗”理论175

从新发现的散佚诗稿解读晚年的杨圻192

“文笔论”之重释与近现代纯杂文学论204

文道关系论之古今演变219

俞平伯早年的《中国小说史讲授纲要》231

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出版的前前后后243

一笔重要的思想资源——略谈传统文论的精神内涵与现代意义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