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回顾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举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1月8日

  2020年恰逢《陈寅恪文集》出版40周年，为纪念陈寅恪先生，以及为出版《陈寅恪文集》作出重要贡献的蒋天枢先生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辈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重版《陈寅恪文集》，以纪录中国当代学术史、出版史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0年1月4日下午，“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暨纪念版发布会”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会议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古籍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举办，分为致辞、纪念版揭幕仪式、主题发言、自由讨论四个部分。上半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吕健先生主持，下半场由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主持。

一、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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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致辞

  陈寅恪、蒋天枢先生，都与复旦有深远的渊源：陈寅恪先生早年就读复旦公学，而蒋天枢先生长期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古籍所，毫无疑问他们是我们的荣耀，是值得我们长久记忆的先辈。众所周知，他们两位是清华国学院时代的师生，而更因为《陈寅恪文集》而深刻地连接在一起了。

      陈寅恪先生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研究兼括了传统文史的诸多领域，而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尤其具有开辟新天地、引领一代学术方向的典范性。同时，陈先生绝不仅是传统文史学术的延续和光大，更融通与化合了海外的学术观念、方法及视野。他早年游走东洋、欧美，便显示了他在那一代知识人之中最开阔、最广大的人生和知识格局。然而陈先生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自身亦无法超然于二十世纪严酷的历史环境：仅就其学术的一些重大变折来看，他在二十年代末从渊源欧洲学术的佛学、蒙元史、中西交通之学转向中国中古史，很大程度上是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导致的清华教研环境的转变；他在残酷的中日战争前后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伟大的著作；他在晚年盲目而因压力结束教学之时投入明清诗与史的研撰——在很大程度上，都呈现了一个伟大学者面对他无法掌控的时代纷纭所做的顽强奋斗。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先生所表现出的精神是一样的，他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忠于老师、忠于学术，勉力完成第一部《陈寅恪文集》的编校，传续学术文化之精义而不坠，可歌可泣。蒋天枢先生编校的这部《陈寅恪文集》，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很长的时间里，对学术界认识和发挥陈先生的学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很可能是超过以后的各种文集的。

02 复旦大学古籍所所长陈广宏教授致辞

      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近现代人文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型。《陈寅恪文集》承载了陈先生的思想和学问，《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又见证了陈先生和弟子蒋天枢先生传授的渊源，这是我们开这样一个纪念会的缘由。我们复旦古籍所是一个不大的研究机构，我们1983年建所，历史也并不长，建所的整个过程都和蒋天枢先生的晚年联系在一起。蒋先生晚年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为老师出《陈寅恪文集》，一件是古籍所成立之后，带古典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我自己也听过蒋先生专书研究的课，我们那一届是7个人。蒋先生整理师说，是因为他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而他传授师说，也是因为他要为中国文化续命。《陈寅恪文集》当然是陈寅恪先生一生学问所系，陈先生和弟子蒋天枢先生传授的渊源同样是一笔精神文化遗产。

      我们从陈先生所说的“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然后真理得以发扬，再从章培恒先生所说的“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纵罹困厄，毋变初衷”，可以看到精神层面的一脉相承。我们做学问也应该遵从陈先生所说的，如果要在思想上自成系统然后有所创获，必须是一方面输入外来的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我们古籍所一直在筹划建立蒋先生的文库，并已建立了章培恒先生的纪念室，通过这些对我们的研究生进行学术传统的教育，把我们前辈学者的精神发扬光大。

03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先生致辞

    我们回顾这四十年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中国史学界的发展，陈寅恪的影响越来越大，让我们由衷地钦佩四十年前出版文集的前辈是多么地了不起。陈寅恪的著作最早并不是给上海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是给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的，陈先生对其编校质量不满意，请他在复旦的弟子陈守实先生和当时上海的古典文学出版社联系。守实先生也是陈寅恪先生的忠实弟子，对文字格式、出版时间乃至稿费都有具体入微的要求，一年之内给古典文学社写的信大概就有十来封。古典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陈先生非常尊重，几乎答应了陈先生关于出版方面的所有要求,也得到了陈先生的肯定和信任。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改组成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向陈先生约稿，就是《金明馆丛稿初编》，这本书完全是陈先生生前编定的。书信往来中，得知陈先生正在撰写另一部著作《钱柳因缘诗释证》（后更名为《柳如是别传》），也积极约稿，并得到陈先生的同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两种书未能及时出版。

      陈先生在1969年去世，1976年后，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先生写信给他在“中华上编”的好朋友吕贞白先生，建议出版陈先生的遗文稿，吕贞白征询负责人李俊民。李俊民上报上海出版局，当时负责终审的罗竹风同志认为陈先生的著作非常值得出版，就由上海出版局出面和中山大学党委联系，得到了中山大学党委的支持，将陈先生在中山大学的一些稿子移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蒋天枢先生再加以整理、校勘，1980年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就是三种论文集加《柳如是别传》；后来又收入原来刊行的三种专著，蒋天枢先生撰写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附录，最后形成了现在8种10册的规模。

      《陈寅恪文集》的出版，体现了我们上海出版人敢于解放思想的魄力。因为从1949年到1980年，学者出文集的没有过，只有作家巴金、茅盾等出过文集。给学者出文集，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或者说是上海出版人的一个创举，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当代中国出版史的一大亮点。

04 陈寅恪先生外孙女董景同女士代表母亲

陈流求及姨妈致辞

  今天，我们借《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之际，特别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任领导李俊民、钱伯城、包敬第、魏同贤、李国章、高克勤等先生，以及参与此项工作的各位编辑。40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陈寅恪文集》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出版该类书籍实属不易，时任社领导毅然决定出版，足见当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的胆识和卓见！时隔30余年后，贵社出版的手写本《唐代政治史略稿》，无论是版式设计或装帧，都堪称上乘。

      《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首先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蒋天枢先生功不可没，同时也少不了先父友人和学生的支持，如先父的助手黄萱先生也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先父生前已发行的单行本均由黄萱先生记录整理。

      作为先父文稿出版托付之人的蒋先生，他在先父生前就花了大量精力修订整理旧作，搜集、考辨、抄录了有关史料寄给先父。1976年后，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义无反顾地中断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写作，转而将其全部精力用于编纂先父的这套文集。为使文稿尽早付梓，又致信相关领导请予支持。他为此呕心沥血的付出不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之谊，更体现了一位学人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崇高信念。正是蒋先生这种对学术传承的执着精神促成了《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在整理文集的同时，蒋先生又撰写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在此过程中，为了了解核实情况与我们姊妹及堂姐陈小从书信不断，现存陈流求家中由蒋先生亲笔书写的信封尚有六十多个（大多数信函已转寄他处)。今蒋先生虽过世32年了，但他对中华学术的传授及其学人的品格，至今令我们后人肃然起敬！每当我们翻阅这套文集时，总会想起先生，我们相信，今天这个纪念会也是对九泉之下的蒋天枢先生最好的告慰。（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05 蒋天枢先生外孙女吕海春女士致辞

  外祖父对于我来说，首先是那位被我称为阿公的老人。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很可爱、有点固执又很老派的人。经常浮现在我眼前的那一幕，是他敲着一根拐杖，对着我们几个小娃娃吹胡子瞪眼的那个形象，然后我们几个小娃娃过去哄一哄，他就又开始眉开眼笑了。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和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的那样一个狷介而又耿直的老人形象是难以重合在一起的。我又想起来了很多小细节，外祖父在我心中的形象也立体起来。在生活中他可以很随和，但是在学术研究中他是非常严肃而严谨的。在这里我分享几个小故事，都是和我成长相关的，也是从一个侧面来印证很多坊间的传闻。……小时候我也还挺喜欢读书的。有一年我读了《白话唐传奇》，写信告诉我外公。后来，到了假期，我到上海来，他就说要带我读《唐人小说》，竖排繁体的。那时候我应该是在小学，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让我读原文？我现在渐渐理解了，这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主张，你真正要学习一个东西，研究一个东西，必须要读原典，必须要读原文。外公教我读《唐人小说》的时候，是不允许我坐在那里的，必须要站在他身边。他拿着书跟我讲，这一堂课他讲完一篇小说要多长时间，我就要在那里站多长时间。

      我觉得在学术上他就是这样一个秉承传统又恪守诚信又极为较真儿的老人，他的这种特质也使他最终能够成为陈先生学术传承的一个托命之人。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外祖父做的这件事情，但是当我得知这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疑惑、怀疑，觉得是这么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外祖父致力于陈先生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精编精校的工作，我的体会是他有一种深沉、强烈甚至很急迫地对中国学术传承的责任感在其中的！

二、揭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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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原社长李国章先生、复旦大学中文系原主任陈允吉教授共同为《陈寅恪文集》纪念版揭幕，两位都是蒋天枢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弟子。

三、主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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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天枢先生与《陈寅恪文集》

邵毅平、陈麦青、陈正宏

  蒋天枢先生的三位学生，复旦中文系邵毅平教授、复旦大学出版社陈麦青先生、复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深情回顾了蒋先生的治学与为人，以及编校《陈寅恪文集》的点滴往事。

  邵毅平教授：“我是1979年到1982年随蒋先生读书的，那个时候正好陈寅恪先生文集进入了收官的阶段……我知道的就是交完稿子以后，大概过了一年，蒋先生得了重病，据说是病毒性感冒，非常凶险。凶险到什么程度？1981年整个上半年基本上就住在华东医院。当时其实我只知道蒋先生是因为编撰陈寅恪先生文集积劳成疾，具体不了解，现在回头再来看，当时蒋先生已经差不多虚岁79，将近80了，这套文集版面字数是两百万，实际字数至少也是一百五六十万。哪怕是后来的校对工作，对这样的一位老人来说任务都是非常巨大的。”

      陈麦青先生：“我是1983年跟蒋先生念书的，当时《陈寅恪文集》已经全部出版。其实帮蒋先生做事情做得最多的人就是邵毅平。……蒋先生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是花在一个事情上面，这个事情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就是刚才高克勤讲的吕贞白先生。吕先生比蒋先生早去世，吕先生去世以后，吕先生的文集都是蒋先生关注张罗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蒋先生不光是对老师，对朋友都倾注了很大的心力，这个精神在我们复旦是有传承的。”

      陈正宏教授：“我是蒋先生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调皮的弟子，我是1985年本科毕业直研，先是做章培恒先生的学生，过了一年章先生跟我说，你老跟着我这样弄不行的，还是要跟着一个比较严格的老师，所以我去跟了蒋先生。……《陈寅恪文集》已经全部出来了，我上课蒋先生也从来没跟我提过陈寅恪。但是蒋先生叫我做过一个事情，可以补充，我进去以后，他基本上病是好了，但是拄着拐杖，他那个时候就开始做陈寅恪先生的读书札记。我后来整理的时候发现过邵毅平的手稿。这个整理出来以后，蒋先生写了一个序，叫我抄，我说现在都有复印机，复印一下不行吗？他说不行，必须抄，而且要抄几份，你可以用复写纸，但是必须抄。我后来慢慢意识到这就是传承，让你这样一个字一个字抄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陈寅恪先生与复旦前辈学人

陈允吉

  “陈先生是我们中国近现代很少几个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学术大家，蒋先生完成了陈先生的托付，把《陈寅恪文集》编辑出来。那么当时他们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同学当中，姜亮夫先生讲过一句话，蒋先生完成《陈寅恪文集》编辑，是我们同学中贡献最大的。……”

      陈允吉先生回忆了向蒋天枢先生问学及交往的点滴故事。“古籍出版社的书出来以后，我没有钱全买，买的是《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和《寒柳堂集》，《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是蒋天枢先生送给我的。有一次看到《金明馆丛稿初编》中有一篇《书魏书萧衍传后》引《颜氏家训》的话，标点有点问题。……蒋先生跑到我宿舍来找我了，我住在4楼，当时他已经七十几岁的年纪，爬4楼很累的，背着个蓝布包。他说，听说你看到这个书上有错，你给我看看，我马上找出来，蒋先生一看发现是错了。然后跟我说，这样我把所有校出的错都给你，你把这些都抄下来，过录到一个本子上。蒋先生这么认真，不敢不照他说的做。……我过录下来以后，蒋先生就叹了一口气，他说这样的书，现在读的人越来越少……”“大家对蒋先生印象比较深的是上课的吟诵，凡是韵文，蒋先生都是吟诵的。蒋先生平常看他身材很瘦小，但是吟诵起来的声音绵渺宏长，非常好听。”陈先生曲终奏雅，模仿蒋天枢先生现场吟诵了一段。

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

姚大力

      “已经过去整整50年了，陈寅恪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今天重读他留下的文字，我们仍很容易产生虽已隔世而略无隔世之感的慨叹。正因为如此，陈寅恪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就愈加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姚大力教授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陈寅恪是一名深深扎根在中国文化传统土壤之中的现代学术巨人。第二，用陈寅恪自己的话说，他自始的出发点是探求真实，而其指归则为以供鉴训。第三点，陈寅恪对今日中国史学的意义在于，他用自己的行动昭示我们，无论外在环境如何，只要你自己还想从事严肃认真的史学研究，经过努力，这一点总还是能够做到的！”

陈寅恪先生诗史互证治学方法

与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学风变化

陈尚君

  陈尚君教授回顾了自己在学生时代和《陈寅恪文集》及蒋天枢先生结下的特别的因缘。然后提出：“《陈寅恪文集》的出版，对于最近40年中国文史之学转型所起的作用，我特别愿意讲唐代文学的部分，尤其是唐诗研究的部分，现在人愿意讲的就是陈寅恪先生治学的核心是‘诗史互证’。我愿意更直接地说，陈寅恪先生的‘诗史互证’，大概是与他的家学以及他早年的读书习惯分不开的。”围绕陈寅恪先生所做的唐人别集批点本如韩偓诗、《陈子昂集》之批点，个人撰著如《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二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的相关部分，分析指出陈寅恪先生善于在常见文献中读出一般人读不到的问题及有别于传统文史考据的治学方法，在文史互通中推究事情之真相。“陈寅恪的考证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很多问题之追究是打三四个不同的弯，也就是说，反复地推究史料以后得出新的结论。”最后总结，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研究在考订作品、别集笺证、阐发新史料价值方面的学风转向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与陈寅恪等先辈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影响分不开的。

不负国宝，襄进学术

 ——陈寅恪对敦煌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荣新江

  远道而来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首先回忆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陈寅恪文集》，“不仅有我们常见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还有把寅恪先生散篇文章汇集在一起的《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以及我们过去没有见过的《柳如是别传》，这对于我们当时如饥似渴读书的中古史、敦煌学的学子来说，是多大的恩惠”！之后荣新江教授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陈寅恪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以及他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及其方法：“第一，明确提出‘敦煌学’的概念；第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宗教、历史、文学并关注民族语言文字；第三，为敦煌学研究指出宏观的发展方向。”

四、自由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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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讨论阶段也是气氛热烈，高潮迭起。陈福康教授回忆当初读《柳如是别传》是如何“带劲”，以及写文章指出书中几处错误而与《柳如是别传》责编魏同贤结识。查屏球教授以个人读书经历，阐发对“自在之学”“自由之学”的理解。陈建华教授对《柳如是别传》也是情有独钟，并从海外留学、研究的角度，反观陈寅恪先生学术之“前卫”。傅杰教授说他年轻时曾“打着姜亮夫学生的旗号”而有幸与蒋天枢先生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漫谈”，并分享了几个与陈寅恪先生、蒋天枢先生相关的掌故。何佩刚教授深情回忆了在蒋天枢先生生平的最后几个月，因为之写作传记的缘故，曾有七八次深入采访的机会；叙述陈寅恪先生、蒋天枢先生人生经历时，感佩其精神而一度哽咽。

陈福康教授

查屏球教授

陈建华教授

傅杰教授

何佩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