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房四友除授集》是一部晚宋的俳谐文总集，该集收录了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四位作家的二十篇文章，它们乃是基于韩愈《毛颖传》这类“假传”而生成的新型“拟体”俳谐文，与前代没有“假传”基础的“拟体”俳谐文颇不相同。在该集中，四位作家的创作形成了三个文本层次，各文本层次均有着了不同的角色扮演，文本内部充满了对话、双簧、反拟等关系，凸显了该集在形式上的独特创造。《文房四友除授集》在晚宋文坛引起了广泛的文章唱和，反映出当时地域文人群体的交流样态，展现了晚宋文坛生态的重要一隅，具有特殊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文房四友除授集》 俳谐文 形式创造 晚宋文坛

 本文作者侯体健

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罢相多年的郑清之（1176-1251）“以少师领奉国节钺，留侍经帷，寓第涌金门外养鱼庄，日有湖山之适”，而门人林希逸（1193-1271）正擢任秘书正字，“官闲无他职，颇得奉公从容”，二人相与往从，时有诗文酬唱。郑清之戏作“文房四友除授”，为毛颖（笔）、石虚中（砚）、陈玄（墨）、褚知白（纸）拟一制一诏二诰，共四篇；林希逸戏拟回应，作谢恩三表一启，亦共四篇。淳祐八年（1248），林希逸外补知兴化军，于此年十二月将二人八篇作品结集，名《文房四友除授集》，刊于郡斋。同年秋，刘克庄(1187-1269)读到这八篇作品，仿郑、林二人，戏拟一制一诏二诰三表一启，又计八篇，续于郑、林二作之后，成《文房四友除授集》第二版。淳祐十年（1250），新安士人胡谦厚客居杭州，于书肆见《文房四友除授集》第二版，读后兴致盎然，继作弹文一、驳奏三，名《拟弹驳四友除授集》,于宝祐四年（1256）刊刻并续于郑、林、刘三人作品后，成《文房四友除授集》第三版，是为今日所见《百川学海》本[①]。

这部收录了二十篇游戏文章的《文房四友除授集》，虽然谈不上湮没无闻，却鲜有专门研究者[②]。学界在审视俳谐文学传统时，常会提及此书乃继刘宋袁淑《俳谐集》之后又一重要的俳谐文总集，但却忽视了该集更丰富的学术意义。倘若我们从文本生成、形式创造与文学生态关系角度来审视此书，则不仅可以见出这些作品的写作脉络、内部结构与特殊趣味，也可窥见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与文学生态。可以说，《文房四友除授集》作为一个整体，其内部充满了层叠与对话，犹如音乐演奏上多声部的“复调”[③]，各种声音相互影响，彼此呼应，应被视作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围绕它而引起的广泛的文章唱和现象，更是显现出晚宋文坛的特殊样态，具有相当的文学史意义。

一、假传与拟体：从《毛颖传》到《文房四友除授集》

古代游戏俳谐文章的创作，在六朝时获得长足发展，出现了袁淑《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沈约《修竹弹甘蕉文》、韦（一作王）琳《䱇表》等一系列作品。[④]到了宋代，这种俳谐传统得到进一步弘扬，有学者统计宋代俳谐文多达150余篇[⑤]，可谓蔚成大国。这些俳谐文，虽统之于“俳谐”一词之下，其体却又各不相同，举其大者而言，假传与拟体即是两途。从时间角度来说，拟体诞生较早，前面所举南朝袁、沈诸篇均已是成熟的拟公文之作，而假传的诞生则要迟至韩愈《毛颖传》的写作。[⑥]从二者的关系来看，韩愈假传之作，应该受到了拟公文的影响，叶梦得即言：“韩退之作《毛颖传》，此本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而小变之耳。”[⑦]王应麟也指出：“《驴九锡》封庐山公，《鸡九锡》封浚鸡山子。《毛颖传》本于此。”[⑧]但是，假传显然与拟公文体俳谐文不同。拟体仅将事物拟人化，然后予以奏表封赐或弹劾缴驳，呈现的是拟人对象的官场片断，而假传则沿袭了史传特点，书写的是对象的重要人生轨迹，从字号籍贯、家族世系一直到官职升降、立朝大节，件件入文，写作也多依史传格式。不过，到了南宋，拟体写作又呈现出新的面貌，我们要讨论的《文房四友除授集》既是六朝以来拟体俳谐文传统的继续延展，又明显受到假传的影响，在假传的基础上衍生而出，可谓假传“反哺”拟体而形成的新的拟公文体品类。

在《毛颖传》之前，所有的拟公文体俳谐文都是独立成篇的，几乎不存在亲缘文本，一篇拟体公文不会与其他拟体俳谐文形成关联与对话，如袁淑《鸡九锡文》的鸡“浚鸡山子”，《大兰王九锡文》的猪“大兰王”等拟名，至少现存的唐前俳谐文中都没有再度作为主人公出现[⑨]；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中，修竹和甘蕉甚至没有获得一个像样的人名，更没有再进入他人文章。这些拟体文在南朝大量出现，自然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但就所拟事物本身来说，并没有明显的承袭和搬用，无法构成写作序列。而《毛颖传》诞生之后，该传“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处必偕”[⑩]之句所虚构的四位人物毛颖、陈玄、陶泓、褚先生都不断地在后来的仿效之作中出现，甚至其他三位也被作为假传的主人公来书写，如洪刍即撰有《陶泓传》（已佚），明代易宗周撰有《陈玄传》，褚先生也被坐实为“褚知白”，文嵩撰《好畤侯传》即是。由此，“四友”的假传作品逐渐形成了系列性，它们之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关联度，可视为彼此支撑的亲缘文本。我们可以将唐宋时期文房四友的假传及其命名列出如下：

韩愈《毛颖传》：中山毛颖、绛人陈玄、弘农陶泓、会稽褚先生

文嵩（陆龟蒙）《管城侯传》[11]：宣城毛元锐、易玄光、石虚中、褚知白

文嵩（李观）《即墨侯传》：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文嵩《好畤侯传》：宣城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文嵩《松滋侯传》：毛元锐、燕人易玄光、南越石虚中、华阴褚知白

苏轼《万石君罗文传》：歙人罗文、毛纯（毛颖后裔）、墨卿、褚先生

周必大《即墨侯传》：齐人即墨松、管城毛颖、歙人罗文、鲁人褚先生

可以看出这些四友假传命名的交错性非常明显，虽然中间也有一些差异，如《毛颖传》里的笔叫“毛颖”，而《管城侯传》中笔名“毛元锐”，《万石君罗文传》中的笔叫“毛纯”；《毛颖传》称砚为“陶泓”，而《管城侯传》中的砚已名作“石虚中”，《万石君罗文传》中的砚则改姓更名为“罗文”；同是褚先生，有占籍华阴，有占籍鲁地等等，但是他们的趋同性显然高过差异性。正是这样的假传群落，给拟体俳谐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土壤，以“四友”为中心的成组的专题系列拟体公文开始出现，《文房四友除授集》便是肇端之作。

笔墨纸砚在《文房四友除授集》的除授制诰中交叉出现，互相呼应，已然一体。如郑清之《陈玄除子墨客卿诰》“尔与毛颖、陶泓之俦，娱侍始皇，乃能黤黮盖覆，知黑守白”，《褚知白诏》“朕稽古之暇，富于著述，方与毛颖、陶泓、陈玄三人者，朝夕从事，独卿怀长才”,在提到四友之一时,均不忘其他三者；林希逸《代毛颖谢表》则有“褚知白尝反面，以臣点污而见疑；石虚中恃粗才，欲臣流落而后已”之句，《代石虚中谢表》亦有“毛颖以尖新相夸，陈玄以刚介自许”之联，以四友为对偶语辞，都表现出拟体组篇的彼此照应。这些拟体文赖假传而生，与假传可谓已经互为表里，没有前人的假传对文房四友各自人生的勾画与描摹，它们的拟除授便缺少了有力的文献支撑。我们可从郑清之《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与《毛颖传》的关系，一窥假传对拟体的“反哺”路径。

在《毛颖传》中，韩愈充分利用了前人描摹毛笔的典故，再加以自己的想象，采取拟人、隐语、双关、夸张等修辞手法，虚构了中山人毛颖的传奇一生。他的思路展开，乃是按照毛笔制笔的过程，由兔子被获，再取毛、束毛、毛笔制成使用直到被弃用为线索。韩愈撰写此文时，除了驱使了许多典故，如兔名明眎出《礼记》，韩卢逐兔出《战国策》，蒙恬制笔出《博物志》等等，更多的是创造了许多新情节，将典故通过截取、剪裁、变形等手段，融入到史传新思路中去。诸如毛颖被赐之汤沐，拜中书令，封管城子，与陈玄、陶泓、褚先生友善等经历，以及强记便敏、善随人意、不喜武士的性格，都是切合毛笔之特性而作无中生有之想象的。《毛颖传》里的这些传统典故与新创情节，都在郑清之《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一文中得到继承，其文曰：

制曰：造书代结绳之政，孰与图回？将军拔中山之豪，式隆任使。载畴爵秩，庸贲时髦。中书令、管城子、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毛颖，美秀而文，神明之胄，本长生于月窟，亦分配于日辰。何特显于秦汉之间，盖自别于卫聃之裔。记夙标于明视，得而称焉；昔见逐于韩卢，非其罪也。俾归掌握，爰布腹心。简牍是资，拔一毛利天下；文明以化，知百世俟圣人。通篆籀于古今，公《春秋》之褒贬。自蒙恬始资其用，至韩愈复传其功。博学强记，无以尚之；殚见洽闻，有如此者。虽尝赐汤沐之邑，未能展摹画之规，赏不酬劳，位宜称德。爰剖丹书之券，大开孤竹之封，期益广惠施之五车，毋但乐渭川之千畮。分土壤黑，勒勋汗青。于戏!万里封侯，岂效昔贤之投笔；三朝受籍，遹观寰宇之同文。往尽乃心，毋替朕命。可进封管城侯，依前中书令，加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

该文标题中书令、管城子、毛颖三个要素，已经昭示了与《毛颖传》的直接关系，而上文中加点部分，更是能在《毛颖传》中找到源头，其中“将军拔中山之毫”、“盖自别于卫聃之裔”、“简牍是资”、“虽尝赐汤沐之邑”等句，或为《毛颖传》成句，或乃《毛颖传》首此拈出，特别是“至韩愈复传其功”就直接点明了《毛颖传》的文本渗入，一种互文结构隐然存在。可见，正是有了《毛颖传》提供的语辞、思想、情节资源，作者才能驰骋翰墨，设想毛颖加官进爵，由管城子擢为管城侯。同时，也因建立在《毛颖传》的基础之上，读者阅读此文时便已有“前理解”，也就更容易获得共鸣，戏谑的效果更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毛颖传》是《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的“母体”。

《毛颖传》因其独创性与经典性，影响至为深远，唐宋时期文房四友的其他几篇假传对《除授集》的影响，自然没有《毛颖传》这么明显，这么强烈，但它们当中的许多文辞情节也多少参与了《除授集》拟体的创作，成为郑清之们写作拟体时必须调动的文本资源。郑清之笔下的四友之名就是综合了多个假传的名称而成，毛颖来自《毛颖传》、石虚中来自《即墨侯传》、陈玄来自《毛颖传》、褚知白来自《好畤侯传》；而且内部用名也是多个假传的名字混合一体，《陈玄除子墨客卿诰》和《褚知白诏》均用陶泓代砚，而郑清之为砚所作诰命，却使用的是石虚中之名。陶泓是烧土制成，石虚中则是采石而成，材质有所区别，文章的用典、双关也就会取材不同。林希逸《代毛颖谢表》“对扬麻卷，幸袭元锐之封”，所谓“元锐之封”也出自《管城侯传》毛元锐袭爵管城侯。《除授集》的作者们这种杂糅多篇假传的写法，看似逻辑混乱，实则并未冲淡该集肌理中拟体与假传的密切关系，倒是更能说明假传对拟体的“反哺”乃是群体性的渗透，非仅名篇效应而已。

当然，《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拟体也不是完全笼罩在假传的阴影之下，尚有更丰富的文学取资和新的创造，这从郑清之、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四人拟作递相争奇的比较中就可清晰看出。

二、对话、双簧、反拟：《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文本结构与形式创造

笔墨纸砚因乃文人文房的日常用具，很早开始就进入了文学世界，“笔赋”、“砚歌”、“纸诗”“墨铭”之类的专门性文章辞赋层出不穷，由此形成了一定的书写传统。北宋初年，苏易简（958-997）即编成《文房四谱》一书，备选前代文献中关于笔墨纸砚的典故诗文，以叙事、制作、杂说、辞赋四类统摄相关材料，大体展现出文房四友的书写脉络。到了南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林洪又撰《文房图赞》，罗列了文房十八种用具，开篇即是笔墨纸砚四友，并仿照《毛颖传》将它们分别命名赐官，笔名毛述，字君举，为毛中书；墨名燕玉，字祖圭，为燕正言；纸名楮田，字为良，为楮待制；砚名石甲，字元朴，为石端明。目前来看，《文房图赞》稍早于《文房四友除授集》，但细味郑清之所言“某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诰，因官湖外而归，旧稿蠹蚀不复存，今仅能追忆一二语”之辞，则郑清之首次创作应不会晚于《文房图赞》[12]。大体同时出现的这两部著作，均给文房用具集体拟文授官，不同的是《文房图赞》行文非常简略，如其中《毛中书》条，全文仅言：“唐中书维颖有声，至我宋有自宛陵进者，亦颖之孙。二公在当时，帝方欲柄用，发皆种种矣。使天相之早仕，以究所学，则昌黎、和靖翁亦安有可怜不中书之叹？呜呼！科目资格之弊如此夫。”[13]语调诙谐，感叹深长，但终究言短意薄，没有情节和辞章的充分展开，各篇之间也鲜有照应。《文房四友除授集》则不同，它不但采用六朝拟体模式，吸收假传营养，篇幅相对较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从一开始就是以组篇的形态出现，并经多人多次反复唱和、模拟、反转，逐渐形成了多层级的文本空间，展现出游戏文章融诙谐调侃与对话竞技为一体的特殊美感。在该书中，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结构，成为文章写作的逻辑起点，所讲求的角色扮演也在文本冲突中表现出来，可以说，它从内容到形式都突破了传统的书写模式。

《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成书过程，前文已经谈及，乃是先有郑清之的四篇制诰，再有林希逸的四篇谢表，刘克庄又循郑、林故辙，仿写八篇，若干年之后胡谦厚反郑、林之意而行，拟弹驳文四篇，由此形成了三个不同版本的《除授集》，而最后的版本可谓一个稳定传续的最终版本，已形成了一个文本整体，它的内部则呈现出既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的三个文本层级和意义单元。

第一文本层级乃是郑、林二人的文学对话。郑清之作《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陈玄除子墨客卿诰》、《褚知白诏》四文，采取了三种不同文体给文房四友除官，其中前两文用骈体，后两文乃散语。揣摩全书，郑清之所作似是最容易的，因为他是第一个写，可供调遣的典故最多，辞藻选择余地最大，思路展开最自由。前文已经分析了《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与《毛颖传》的密切关系，说明他充分吸收了前人假传的营养。同时，在假传基础上，他又熔铸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典故成辞，如“爰剖丹书之券，大开孤竹之封。期益广惠施之五车，毋但乐渭川之千畮”之句，所用均是大家熟知的语辞故实。四六骈文的写作，本就讲究“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14]，而且以运用成语为得体，所谓“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15]，郑清之首倡之作，在这一点上自然容易占得先机。像孤竹之封、渭川千亩，已成书写竹子的套语，以致于林希逸《代毛颖谢表》“上林借一枝，已愧卓锥之贫士；渭川封千亩，重怀孤竹之清风”、刘克庄《代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加食邑封制》“提笔居公槐之位，久倚任于英豪；剖符拓孤竹之封，肆褒崇于勋旧”、《代毛颖谢表》“上林一枝，今以借汝，亲逢明主之右文；渭川千亩，比之封君，深愧古人之辞富”等句，都复加剪裁，虽有别出之心，亦不得不承袭沿用。

然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郑清之的写作又很不容易，第一次成组写作文房四友除授文，自然是开启山林、无复依傍的创举。因有著名的《毛颖传》在前，《中书令管城子毛颖进封管城侯制》尚有相对丰富的辞章与情节资源可资凭借，而其他三篇吸收文嵩所撰假传的成分就明显减少，更多出于郑清之的重新建构。如他作《褚知白诏》，开篇即言“朕读司马迁《史记》，知褚先生名旧矣。想其议论风采，恨不同时”，并未承袭文嵩《好畤侯褚知白传》的思路，而是从与《史记》密切的褚先生起笔。褚先生，名少孙，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学者，因增补过《史记》而闻名儒林。此“褚先生”与褚知白，实无多大关系，仅因姓氏相同而已，郑清之以他起笔，正似诗歌中的“比兴”之法；另外两篇，亦能跳出假传窠臼，写石虚中从磨镌石器开篇，写陈玄又以李斯起笔，都能宕开一笔，自铸伟词，真不愧林希逸“巧而不斫，雅而能华”的赞誉。

林希逸面对郑清之的四篇文章，一方面感叹郑“年德俱崇，健笔雄词，不少减退”“非晚辈所可企望其万一”，另一方面又说“此前人文集所未有也，然既有除授，而无谢，可乎？遂各为牵课表启一首以呈”（均参林序）。我们可以揣摩林希逸当时的复杂心理，既推崇拜服于郑作，又跃跃欲试，激起了创作的欲望，甚或还有在郑清之面前展示文才、以获青眼的想法[16]。但窃以为，林希逸最主要的心理状态，恐怕还是觉得郑作有趣味，所以尝试从日常公文制度角度，将之补全为一次完整的官员除授活动，由此营造更真实的氛围，以获得更强烈的戏谑效果。林希逸的四篇谢表，均以骈文写就，他的展开思路与郑清之一样，既建立在前人假传基础上，又吸收其他典故资源；与郑清之不同的是，他在写作谢表时，不能完全自由发挥，必须考虑与郑清之除授文之间的对话。仍以《褚知白诏》为例，郑清之文章写了三层意思：一是褚知白操行高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是褚知白博学多识，“学贯九流，事穷千载”；三是怀想长才，诏其入宫，“与众贤杂沓而进，以抒心画，以展素藴”。林希逸《代褚知白谢表》承此思路，首言：“云隔几重，自喜卷舒之适；风驰一札，俾陪杂沓之贤。”“杂沓之贤”的词汇复现，足见对话口吻明显；次言“臣源流好畤，飘泊剡溪”，乃是就纸张的制作、特性展开双关性叙述；最后说“裁其偏侧，束以规绳”，准备进宫奉侍，结束谢表。行文过程中，林希逸十分注意恰如其分地回应郑文，通过剪裁制诰之辞入表文，从而加深制诰与表文之间的关联性，形成一定的互文效果。比如《褚知白诏》说：“朕稽古之暇，富于著述，方与毛颖、陶泓、陈玄三人者，朝夕从事，独卿怀长才，以佣书自给，浮湛市肆间，人情番薄，坚忍不顾。”林作则对之“岂陈玄、毛颖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蔡伦之后，久叹寂寥”之句，与诏文呼应，让褚知白的除授与谢恩显得更为真切，以增强俳谐的趣味。林希逸的四篇谢表，表面上是四友与皇帝的对话，深层来看则是他和郑清之的对话，所以郑清之才有“某屡尝以词翰荐兄，信不辱所举矣”（见林序）的回应。

郑、林之间的对话是《除授集》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文本结构，他们采用最常见的下行文书制诰和上行文书表，通过拟人的方式，展开了文房四友一次完整的除授文书往来，为后来广泛的仿作、反拟活动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尤其是林希逸的和作行为，激活了周边文人的写作兴趣，由此掀起了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俳谐文唱和事件。

第二文本层级是刘克庄一个人的双簧，双簧背后凸显的是文人群体写作中强烈的竞技意识。刘克庄一个人模拟两种身份写作，一是中书舍人以皇帝口吻撰制诰，即郑清之扮演的角色，二是除授对象撰谢表，即林希逸扮演的角色。从骈文艺术角度来看，刘克庄之作明显胜出郑、林二人。其作不但能够游刃有余地驱使更多新鲜故实，而且对郑、林二人已经使用过的典故成语，也能再加剪裁融液，表达得更为清通畅达，颇得宋体四六流动的神韵。比如《代石乡侯石虚中除翰林学士诰》：“具官某内涵珍璞，外凛丰棱。不肤挠于他人，亦眼高于余子。膺朝廷之物色，得于筑岩；加师友之切磋，可以攻玉。性非燥湿所迁变，语不雕镌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万斛之源所从出。”每联对仗都极工稳，又句句切中砚台特性，真可谓一大作手。刘克庄在跋中坦言创作机缘云：

右一制一诏二诰，今傅相越公安晚先生老笔；三表一启，公客竹溪林侯肃翁所作。本朝元老大臣多好文怜才，王魏公门无它宾，惟杨大年至则倒屣，晏公尤厚小宋、欧阳九，居常相追逐唱和于文墨议论之间，不待身居廊庙，手持衡尺，然后物色而用，盖其剂量位置固已定于平日矣。竹溪所以受公之知，公之所以知竹溪有以也。夫竹溪出牧于莆，以副墨示其友人刘克庄，亦公门下客也。虽老尚未废卷，因拾公与竹溪弃遗，各拟一篇，公见之必发呈武艺、舞柘枝之笑。淳熙戊申季秋望日克庄书。

这一年（淳熙戊申，1248），刘克庄“就畀宪节，即家建台”，以福建提刑任而驻家办公，正在莆田；林希逸“自玉堂翠帷求奉太夫人出临莆郡”[17]，知兴化军，治所亦在莆田。刘、林二人本即深交，得遇良机，自是唱和频繁。刘克庄见此奇文，不免技痒，虽然自谦“公见之必发呈武艺、舞柘枝之笑”，但能如此一人兼施两职，并且呈献给郑、林二人，不说其有必胜的信心，至少也觉得可以与二人旗鼓相埒，颇具以一敌二的豪情。他在郑、林二人的文章对话中，看到了争奇斗巧的空间，他曾说“四六是吾家事”[18]，显然具有阐扬骈文创作的自觉意识，而这次恰是高扬主张的重要契机。刘克庄在文体选择上，完全重仿郑、林二人故态，也是六篇骈文和两篇散文（诰、诏），与郑、林二人面临的处境不同的是，他必须在文辞上另辟蹊径、再翻新招，《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即云：

此题安晚倡之，竹溪和之，后余联作，已觉随人脚跟走矣。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然止有许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许多意说了又说，譬如广场卷子，虽略改头换面，大体雷同，文章家之大病也。[19]

刘克庄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翻空出奇，才能避免文章大病，而自己的困境就是容易“随人脚跟走”。但从实际效果来说，他在这里不免还是自谦，《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记载了这次仿作获得郑清之的赞赏：“安晚郑丞相两宰天下，名位之重，机务之繁，虽操化权而未尝一日释笔砚。尝为文房四友除授制诏，客录本示余，戏拟数篇，依本葫芦尔，公见之击节。”[20]看似依样画葫芦，却如诗中窄韵、险韵的次韵酬唱一般，因难见巧，愈和愈奇。刘克庄的八篇仿作虽仍蹈袭郑清之的起笔思路，却能在用意上突过前人。如《赐褚知白诏》，郑清之原唱乃以“朕读司马迁《史记》，知褚先生名旧矣”起笔，从褚少孙逗引出褚知白；刘克庄仿作亦承此，开篇云：“汉儒推尊谊、仲舒至矣，然于谊曰贾生，于仲舒曰董生，友之而已，独于褚先生者师称之，其为世所崇尚如此。”所言其实也由褚少孙引出褚知白，但在用意上又较郑清之转深一层，更显典重雅正，增强了谨严的文本与虚无对象之间的冲突之感，也就更具俳谐效果。

刘克庄的八篇仿效之作，一人之笔，两种口吻，以双簧方式在仿作内部展开了新的对话，又以整体方式与郑、林二人之作形成了文思、文辞、文意的竞技，这是《除授集》文本形态结构的新突破，也是除授文章达到的艺术高峰。

第三文本层级是胡谦厚的四篇弹驳除授文，他更改了文体，凸显的是文学创作上“影响的焦虑”。四友除授、谢表，展现的已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官场活动，除非破坏这一过程，否则只能像刘克庄一样，再次仿写郑、林之作，这无疑是困难的。胡谦厚在跋中记载：“予中表李几复，且作一奏三状代辞免。吁！至是又穷矣。小子狂简，辄为弹文一驳奏三，以附编末。”李几复的“代辞免奏状”，显然破坏了郑、林拟定的除谢结构，因为林希逸既已作“谢表”，表示接受了除授，再有辞免就错乱了秩序，所以李几复的作品无法融入进郑、林的既定结构之中。与李几复相似的是张端义，刘克庄记载：“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自谓反骚，然材料少，边幅窘，非善辞令者。”[21]由除授改作贬谪，张端义之作显然完全改变了郑、林的写作结构，等于另起炉灶，更无法与原有作品形成有效对话。胡谦厚的写作却不同，他似乎意识到要继续在原有思路中写作，已无法超越前人，于是引入了新的因素，添入否定性的弹驳，在不破坏郑、林原有结构的前提下，有了继续增进整个故事情节的可能。弹驳文的写作，既能够吸收原有除授谢表的基本情节，又能更容易地避免文辞与用意的重复。如《拟驳陈玄除子墨客卿奏准中书门下省送到录黄一道今月日奉圣旨陈玄除子墨客卿令臣书读者》一文，缴驳除授陈玄子墨客卿，云：“陈玄不能洁己，动辄污人。石虚中见谓刚方，首遭蒙昧；褚知白继被点黦，终难扫除。”又云：“刮垢磨光，虽幸见收于此日；知白守黑，必难自全于他时。”所言均能体现墨之特性，而又确实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将四友的亲密关系，离间成伤害关系，更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胡谦厚的拟弹驳通过改变文体走出了郑、林、刘的阴影，并且由此构成了与前三人的依赖和对话关系。郑、林、刘之作都不出除授谢表范围，弹驳文写作身份是御史和门下给事中，从官场文书的流转次序上来看，乃是在除授之后，而与谢表几乎平行，所以它能够以一对多，既可谏言皇帝，否定除授，又能反诸四友，回应谢表，由此成功地弥合了多重文本间可能产生的次序矛盾。四篇文章虽然题作《拟弹驳四友除授集》，实则已无法完全独立单行，而只能依赖《四友除授集》一起流播，一旦离开了《文房四友除授集》，《拟弹驳》便成了无源之水。所以，从形式构成上来说，胡谦厚的拟弹驳就成为了四友除授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获得了与除授集并列传播的可能。同时，《拟弹驳》的加入，给《除授集》整体结构带来了新突破，丰富了四友除授的故事情节，拓宽了四友除授文唱和活动的维度，让二十篇文章犹如联章组诗一般获得了逻辑上的稳固，是俳谐文总集的形式创获。

总之，《除授集》三个文本层级逐渐叠加，它不同于简单类聚的文章总集和诗词酬唱集，而是在多层级的文本内部充满了呼应、对话、焦虑、抗争、剪接等因子，它们互相交织，形成一张意义之网，完成了一种新的形式创造。全书作品呈现出的不但是四位作家的机敏才思和骈文创作的精工妥帖，更有宋代文人所特有的书卷精神和戏谑趣味，围绕《文房四友除授集》而产生的俳谐文唱和与衍生，更成为晚宋文学的一大景观。

三、和声与独奏：晚宋文人群体性唱和的承袭与突破

自郑、林、刘的拟体唱和发其嚆矢，晚宋文坛掀起了一阵拟体文的创作热潮，持续时间颇长[22]，波及范围亦广，堪称宋代俳谐文的高峰期。[23]因文献散佚，我们已无法了解全貌，但在时人文集以及《文章善戏》中，我们尚能管窥一斑。在郑清之之前，现存文献尚无为四友作除授拟体者，而在他之后却作者蔚起，林希逸说：“昔安晚先生以帝师留经席，时取文房四友入之北扉西掖之文，继而作者不翅数十家。”[24]今数十家的多数已湮没无闻，文献可考者，除了林希逸、刘克庄、胡谦厚之外，尚有如下人物参与唱和仿写：

刘翀甫，刘克庄侄，莆田人，余不详，作《四友除授制》。[25]

胡颖，字叔献，号石壁，湘潭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见《宋史》本传，作《四友除授制》。[26]

刘希仁，字居厚，刘朔孙，刘克庄从弟，莆田人，嘉定四年（1211）进士，弘治《兴化府志》有传，作《四友除授制》。[27]

林公掞，莆田人，余不详，作《四友除授制》。[28]

方至，字善夫，莆田人，方子容后裔，曾任白鹭洲书院山长，著有《鄙能小稿》，作《四友除授制》。[29]

黄牧，又名以牧，字景渊，莆田人，咸淳元年（1265）进士，作《四友除授制》。[30]

蔡伯英，林希逸友，余不详，作《四友集》。[31]

张端义，字正夫，晚号荃翁，姑苏人，著有《贵耳集》、《荃翁集》，作《四友贬制》。[32]

李几复，胡谦厚表兄弟，余不详，作《文房四友辞免奏状》。[33]

方岳，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人，绍定五年（1232）进士，著有《秋崖先生集》，《宋史翼》有传，作《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34]

郑楷，字持正，号眉斋，三山人，余不详，作《文房拟制表》。[35]

以上11位，均是模仿、唱和郑清之诸人之作，所拟均不脱郑、林文房四友除授之范围。与此相应的是，受郑、林四友除授启发、影响，当时不少文人创作了其他物品的除授谢表之文，今亦可考知若干作者如下：

方至，字善夫，同上文，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36]

吴必大，字万叔，临川人，淳祐七年（1247）进士，有《山林素封集》，作松竹梅“岁寒三友”、螃蟹“无肠公子”除授。[37]

张立道，四明人，尝入福建宪幕，余不详，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38]

方名父，字持叟，方晋子，莆田人，作松竹梅“岁寒三友”除授。[39]

胡锜，字国器，括苍人，著有《耕禄稿》，作田谷农具等除授文二十五篇。[40]

宋无，字子虚，号翠寒，余不详，作《文房十八学士制》。[41]

上列6位与前文所列11位，去重后共计16位，再加上郑、林、刘、胡四人，目前可以考知的四友除授及其周边写作群体即可达20人之多。这个群体以莆田为中心，而辐射全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引人瞩目。究其原因，一是郑清之、刘克庄的文坛影响力颇巨，门生故旧众多，追随唱和自然就多；二是南宋词科与骈文写作有着密切联系，撰写此类游戏作品，可作词科之练习[42]；三是晚宋刻书产业发达，能让《文房四友除授集》在全国范围内迅疾传播，从而引起了各地士人的仿效，由此造成了一次具有广泛文学史影响的拟体俳谐文的唱和。

现存模拟酬唱的创作作品中，方岳与郑楷的拟体除授之作最值得关注。

方岳写有两组八篇四友除授，即《拟文房四制》和《再拟文房四制》，两组文章立意不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不同。第一组仍是完全承袭郑清之，他在序中说：“文房四制，经安晚、后村老笔，无复着手处矣。日长无事，试一效颦，亦可知文章之无尽藏也。”[43]所作题目与郑作几无二致，行文思路也步郑、刘故辙，如《赐褚知白诏》云：“顾侯颖侯泓而卿玄，几若汉朱云所谓相吏者，至知白，则独师尊之曰楮先生，奈何不与三子者俱耶?”[44]简直完全出自刘克庄《赐褚知白诏》“独于褚先生者师称之”之意，真如刘克庄所言“止有许多事用了又用，止有许多意说了又说，譬如广场卷子，虽略改头换面，大体雷同”[45]。但是另一组除授，方岳显然更具竞技意识与创新思维，努力跳出了郑、刘窠臼。《再拟文房四制》序说：“予既为四制，或曰前二骈俪，后二散文，纸墨得无有语？乃为二诏二诰，使之前二散文，后二骈俪云。”[46]他改变文体，更换语体，随之而来的就是行文思路的全部更新，所作分别题《赐毛颖辞免进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诏》、《赐石虚中辞免翰林学士恩命不允诏》、《陈玄除凌烟阁学士依旧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诰》、《褚知白赐号纯素先生诰》。可以见出，方岳前两篇是“不允诏”，它所对应的官文书流转体系，与制书明显不同。从文书的次序来看，先有制文除授，再有辞免谢表，然后才有“不允诏”，所以方岳这里其实省略了一个环节，即辞免谢表，而直接写作了皇帝回复的“不允诏”。这也就从拟体情节上突破了郑、林原有的除——谢结构，形成了新的潜在结构：除授——上表辞免——不允——谢表。后两篇又新增了凌烟阁学士、松滋侯、纯素先生三个官职称谓，其情节自然与郑清之的除授有异，用词遣句也有了新的空间。如果说方岳的第一组文章仍是四友除授合唱中的同调而已，那么第二组显然就已变为合唱中的异响。这种异响增添了四友除授活动的辞免、不允情节，与郑、林、刘、胡同声相和，而又别出心裁，是四友除授中的别样音符。

至于郑楷的《文房拟制表》（更确切地应称《毛颖制表》），[47]更是从形式到内容都突破了《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框架，添入了更多的个人创造，形成了新的模式。《毛颖制表》仅取毛颖一人来写，但却达十二篇之多，郑楷所汲取的最直接的营养，仍是《毛颖传》和《文房四友除授集》，但其题已大大扩展，拟体所依赖的故事情节变得愈为复杂，分别是《毛颖封管城子诰词》、《毛颖辞免管城子恩命第一表》、《赐毛颖上第一表辞免管城子恩命不允批答》、《毛颖辞免管城子恩命第二表》、《赐毛颖上第二表辞免管城子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管城子毛颖谢上表》；《除管城子毛颖特授守中书令馀如故制》、《管城子毛颖辞免中书令恩命第一表》、《赐管城子毛颖上第一表辞免中书令恩命不允批答》、《管城子毛颖辞免中书令恩命第二表》、《赐管城子毛颖上第二表辞免中书令恩命不允仍断来章批答》、《新除守中书令毛颖谢表》。

这十二篇文章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毛颖封管城子，其基本情节为封诰——辞免——不允——再辞免——再不允——谢表；第二组是授毛颖中书令，情节设置与第一组同。管城子和中书令两个头衔，是在韩愈《毛颖传》中已经赐封的，所以郑楷的逻辑起点，就与郑清之进封毛颖管城侯不同。更具个性的是，郑楷虽也是模拟皇帝与毛颖两种口吻，但全组文章仅有一个除授人物，写作总量又增至十二篇，比之此前任何一位作者所需要调动的文学资源都更有挑战性。同时，如此大规模地为一个人写作制诰、辞免、谢表之文，其中所涉层面与叙述立场也变得更多端，制诰是从他者角度赞美毛颖，辞免奏状是从自身角度谦虚退让，带有一定自贬意味，谢表又从变而从自身角度肯定自我，如此回环往复地书写，将毛颖这位虚拟人物的内心活动和个人品性表达得愈为丰满，一支毛笔可以双关、拟人的各种特性和功能，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充分的发挥。

特别是《毛颖制表》新添入的辞免与批答环节，这是郑、刘之作中所未有，也是其他模拟酬唱之作所少有，显示出郑楷锐利的写作气势和饱满的仿拟热情，展现了四友除授写作“无尽藏”的文学可能。对比宋代官场习惯，《毛颖制表》无疑更为真切地体现出当时官场文书往来的现实复杂性，加强了制诰谢表书写的真实感。其中煞有介事的写作态度、往复来回的文书环节与丰赡的成语典故、多变的文章手法，构成了这组文章端庄严肃、渊纯典雅的文本世界，而这个文本世界与子虚乌有的主人公毛颖之间产生了更为巨大的落差，从而形成了俳谐组篇的特殊张力。可以说，与四友除授多位人物的简单除谢模式相比，《毛颖制表》围绕一人展开的多次往复，形成了俳谐文新的审美趣味，其意蕴颇堪玩味。

总之，围绕郑清之的四友除授文，晚宋文坛出现了一次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拟体俳谐文写作高峰，这些作品多数都是以假传为依托的新型拟体，它们或直接模拟唱和郑、林之作，或间接受此影响，由此延伸开去，扩大了拟体俳谐文的写作范围，创新了俳谐组篇的规模形式，并且不断从宋代官场文书流转中借鉴新的因素，让声势浩大的拟体文合唱与独奏交相辉映，促进了拟体俳谐文的形式创造与内容发展。《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周边亲缘性文本在晚宋的涌现，既是俳谐文学史上的壮阔景观，也是晚宋文人群体酬唱和文本传播的特殊样态，展现出晚宋文坛的重要一隅。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宋代祠官文学研究”（项目批号：17YJA751012）阶段性成果。本文修订又得到朱刚先生、罗宁先生、邬志伟先生的赐教，特此致谢。

[①]以上引文及信息参看《文房四友除授集》林希逸序、刘克庄序、胡谦厚跋、陈垲跋，《百川学海》本。本文所引《文房四友除授集》内容均据此版，不再出注。

[②]笔者所见唯一一篇专论，是程章灿先生的《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清华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另有祝尚书《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及拙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章第二、三节，第五章第二节第对此集也有多处讨论，但都未探讨该集收录的作品本身。

[③]本文所言的“复调”，借用的是该词在音乐上的原始意义，即指《文房四友除授集》的文本所体现的多种发言立场与书写角色，各自独立而又彼此和谐地结合一体，犹如音乐上的多声部。巴赫金曾用“复调小说”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本文并不是对此理论的套用。

[④]魏晋六朝俳谐文学的研究，学界成果丰硕，比如谭家健《六朝诙谐文述略》（《中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徐可超《汉魏六朝诙谐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张影洁《唐前俳谐文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陈玉强《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都是重要成果，兹不一一列举。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言“拟体”俳谐文概念，即出自徐可超文。该文虽未明确定义“拟体”含义，但所指是清楚的，即从动物、物品的角度，以拟人口吻写作的官场公文书。

[⑤]参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

[⑥]“假传”概念的提出，最早是明代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他认为自司马迁《史记》创“传体”，“其品有四：一曰史传，二曰家传，三曰托传，四曰假传”。（参《历代文话》第二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24页）

[⑦]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全宋笔记》第二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338页。

[⑧]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55页。

[⑨]明代有大兰王传，但这种做法显然已是受到《毛颖传》影响的结果。

[⑩]韩愈《毛颖传》，《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66-569页。本文所引《毛颖传》均据此，不再注。

[11]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收录文嵩《管城侯传》、《即墨侯传》、《好畤侯传》、《松滋侯传》四文。《全唐文》卷九四八录前两文、《唐文拾遗》卷五一录后两文。其中《全唐文》卷八〇一又系《管城侯传》于陆龟蒙名下，高似孙《砚笺》卷四又署《即墨侯传》作者为李观。

[12]所谓“因官湖外而归，旧稿蠹蚀不存”，则郑清之四友除授第一次成文当作于从湖外归京之前。检其仕履，自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后，为外官时间仅前五年，后三十年均为京朝官，保守估计这组文章第一次成文当在1223年前后。

[13]林洪《文房图赞》，收入《文房四谱（外十七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87页。据罗宁先生赐示，《云仙散录》记载薛稷给笔墨纸砚封九锡，然今只见所封官名，不见九锡文。

[14]谢伋《四六谈麈》，《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页。

[15]刘祁《归潜志》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8页。

[16]程章灿先生认为：“林希逸作此四篇表启，既是与郑清之之间的文字酬答，也是晚辈致敬前辈的一种礼仪行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作为‘备数校雠府’的闲职下僚的林逸，向前权相也可能是未来宰相郑清之表现自己词翰才华的一个绝好机会。”可备一说，参前揭《文儒之戏与词翰之才——〈文房四友除授集〉及其背后的文学政治》。

[17]均见林同《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序》，《全宋文》第35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2页。

[18]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按，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克庄集笺校》不但笺释时有讹误，文本校勘亦多错漏，本文不采。

[19]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0]刘克庄《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全宋文》第330册，第97页。

[21]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2]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认为本次唱和时间不长，所言无据。从现有材料来看，仅刘克庄周边文友时隔十余年，仍有唱和者，如刘克庄所记《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即是。该文至早成于景定元年（1260），翀甫所作离郑清之首倡，十余年矣。（按：《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六有《庚戌写真赠徐生》成于淳祐十年（1250），此文后第三篇有《黄孝迈长短句》，可知《黄》文大体亦成于此年或更晚；卷一〇八有《再题黄孝迈短长句》云“十年前曾评君乐章”，则《再题》文至早成于淳祐十年之后的第十年，即景定元年（1260），而《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又列于《再题》之后，可推知该作至早作于景定元年。）

[23]前揭祝尚书《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对此有初步勾稽，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亦有涉及。

[24]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全宋文》第335册，第358页。

[25]《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26]《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有“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之句。刘克庄又有《送胡叔献被召》“信庵丞相如通讯，为说狂生霜满头”句，信庵即赵葵，与胡颖入赵葵、赵范幕经历合。

[27]《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有“既而胡卿叔献及仓部弟各出奇相夸”之句，仓部弟即刘希仁，拙作《刘克庄的文学世界》第69页脚注有详考。辛更儒《刘克庄集笺校》（第1482-1483页）认为仓部为刘希谦，误。弘治《兴化府志》卷四七有刘希仁传，云：“宝祐三年，除仓部郎官。”

[28]《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有“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之句，卷一三〇有《答林公掞监场书》云：“诸文惟有韵与无韵之作为近古，偶俪最俗下，不必苦求工，然不工又不可读。”可见其骈文水平稍欠。

[2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六有《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馀参拙著《刘克庄的文学世界》，第141-143页。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言方至为睦州分水人，方回宗兄，误。

[30]《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有“里中士友如林公掞、方至、黄牧竞求工未已”之句，其他信息参卷一〇七《跋黄牧四六》，卷一三三《与淮阃贾知院书》、《与方蒙仲制幹书》。

[31]林希逸《鬳斋续集》卷一三《跋蔡伯英四友集》，《全宋文》第335册，第365页。

[32]《后村居士大全集》卷一〇八《翀甫侄四友除授制》“有张端义者，独为四友贬制”句。

[33]胡谦厚《文房四友除授跋》：“予中表李几复，且作一奏三状代辞免。”

[34]方岳《秋崖集》卷一八有《拟文房四制》、《再拟文房四制》，小序云：“文房四制，经安晚、后村老笔，无复着手处矣。日长无事，试一效颦，亦可知文章之无尽藏也。”《全宋文》341册，第308页。

[35]郑楷著有《文房拟制表》，见收于《文章善戏》，可参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第93-126页。关于郑楷的活动年代，金文因误读孙德之《郑持正毛颖制表序》，而定于1192年左右，误。该序云：“嘉定庚午，予侍先君子官中都，危逢吉、李公甫俱克词章，间相过，戏草《淇国夫人竹氏进封制词》……危则裂之，李稿今犹在集中也。……三山郑君持正与处几年，一日以所拟制表等作见示，大抵假托以寓其言者也。”所言“嘉定庚午”即1210年，孙德之19岁，显非此序作年，乃是其侍奉父亲，见危、李二人作文之年。序中说“危则裂之，李稿今犹在集中”，足见作序已与嘉定庚午相隔甚久，联系郑清之作文房四友除授制乃是1246年之事，有理由肯定，郑楷文章及孙德之序，定晚于1246年。另，姚勉（1216-1262）有《回郑持正书》，语气颇不客气，谅郑楷年龄与姚勉相仿。

[36]欧阳守道《题方山长鄙能小稿》云：“又得见近作数十篇，通旧作为一集，题曰《鄙能》。如岁寒三友召除辞谢之类，视旧为文房四友作，尝经先生品题者，愈出愈奇，不知先生见此又如何其叹赏也。”《全宋文》第347册，第37页。

[37]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〇九《跋吴必大檢察山林素封集》一文言其集收有17篇拟体俳谐文。今《文章善戏》收录其《岁寒三友除授集》11篇、《无肠公子除授集》3篇，或即《山林素封集》的部分内容。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亦云：“既又转为岁寒三友除授，余向留京，已得之同朝临川吴万叔，及还三山，得之宪幕四明张立道。”祝尚书《论宋季的拟人制诏》、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言吴必大，字伯丰，兴国人，误。

[38]作《岁寒三友除授》，林希逸《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云：“既又转为岁寒三友除授，余向留京，已得之同朝临川吴万叔，及还三山，得之宪幕四明张立道。”

[39]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有《方名父松竹梅三友除授四六后语》，林希逸《鬳斋续集》卷一三有《跋方持叟岁寒三友制诰》。

[40]胡锜《耕禄稿序》云：“近之学士大夫游情翰墨，且以褚知白、石虚中、竹媛之类作为制诰矣。锜，牛衣子也……辄辑农书为诏为制诰为表，凡二十五篇，名曰《耕禄稿》。”《百川学海》本。

[41]《文章善戏》收录宋无《文房十八学士制》，参前揭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

[42]刘成国《宋代俳谐文研究》已指出此点，参该文第38页注二。

[43]方岳《拟文房四制序》，《全宋文》第341册，第308页。

[44]方岳《赐褚知白诏》，《全宋文》第341册，第310页。

[45]刘克庄《跋翀甫姪四友除授制》，《全宋文》第330册，第10页。

[46]方岳《再拟文房四制序》，《全宋文》第341册，第310页。

[47]全文参金程宇《静嘉堂文库所藏〈文章善戏〉及其价值》，《稀见唐宋文献丛考》一文所附，第93-126页。孙德之有《郑持正毛颖制表序》，据全部文本来看，名集为《毛颖制表》应更切当。

本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