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博士编历年论文二十篇为一集，问序于我。因为我曾忝任他博士期间的导师，看着他走过十几年的努力与进步，很为他的成绩而感到高兴，一直希望写点文字，也就马上答应下来。

与万里第一次见面，应该是1997年的春天。他因陶敏教授和蒋哲伦教授的推荐，拟报考到我名下读博士学位——前一年我刚取得指导博士的资格。见面先报名，我一听就大高兴：“久仰啊，大诗人杨诚斋来了。”他马上解释，他出身在湖南岳阳农家，父母都不了解古代文史或历代名家，只是抱着期待儿子前程远大、鸿图万里的愿望，给儿子起名，他的弟弟叫千里。谈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万里充满自信：中学毕业后，考入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追随陶敏教授初悟学术之门径和意义；硕士期间到上海师范大学，导师是蒋哲伦教授，在词学基本文献方面作了一些努力。接着就出示硕士论文的初稿，题目是《<草堂诗余>研究》。这些引起我极大的兴趣。陶敏教授在经历二十多年曲折经历后重返学术岗位，他对唐代文学文献的总体把握和精细考证，在国内唐代文学圈堪称翘楚。1995年我曾与他合作完成《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之补正，深切体会他在资料相对匮乏的湖南，硬是从全唐诗文的缝隙中努力探寻唐代诗人生平和唐诗本事的卓越建树。蒋哲伦先生则前此已经读过她整理的《尊前集》和《周邦彦集》，很佩服她在唐宋词基本文献方面所作遵循规范而又有独到开拓的工作。万里经过他们的指点，已经具备很好的文史基本根柢，具有了进一步深造的潜资。万里告诉我，他的学位论文研究《草堂诗余》，是蒋老师指定的题目，并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从这本书的存世版本调查、收集做起，在比较文本同异的基础上寻觅各本的关系和演进，并进而探讨这本书在宋元间广泛流传的内在原因。他还告诉我，他在硕士期间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协助导师完成七十万字的《唐宋词书录》的工作。虽然当时这本书还无法看到，但陈伯海先生所编《唐诗书录》是我案头的必备书，这一网罗唐诗基本典籍于一编的工作，编录者当然极其辛苦，但给与研究者的方便，则功德无量。对于年轻学子，能参与这样的工作，我相信可以为一生的学术道路奠定根基、明确方向。我至今仍然记得万里说到他的经历时的朴实坦率，认真诚恳。

经过严格的入学考试，万里顺利进入复旦，从我读书。对于唐宋词学，我以前只写过几篇词家生平和著作考证的文章。大约从八十年代中期起，因为全力做全唐诗文的辑录补订，很少再涉足词学研究。万里已经在词学研究方面作了很可贵的努力，放弃很可惜。在考虑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坦率地与他交换想法，希望他继续宋词方面的研究，并在原来偏重文献研究的格局中，寻求一些变化，可以考虑选择做与宋词有关的重大课题的研究。几经反覆，才确定《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的选题。因为我对此也不太熟悉，虽然也经常与万里讨论，但所见当然不免隔靴搔痒，万里倒确实如现在研究生培养要求那样独立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他的论文分为《宋词与都市》、《宋词与节日》、《宋词与歌妓》、《宋词与市民》四大块，对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宋词作了全方位的论述，有很多创新的见解。举个小例子，宋词是歌宴上的文学，许多作品都由歌妓演唱。他特意辑录唱词歌妓的资料为《红尘声党录》一编，正可见用功之勤。他的论文得到答辩老师的称许，并最终得以修订出版，我也预有荣也。

博士毕业后，万里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担任编辑，我与他仍有较多的来往。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古籍专业出版社之一，对于出版图书的学术把关一直有很严格的规范，对编辑的学术要求也很严格。万里原来的专业所长派上了用处，他在另一个学术环境里努力地耕耘。就如他自己说的，九年间将博士论文以及与蒋老师合作的《唐宋词书录》整理出版，校点了六种古籍著作，写了四本普及读物，还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当然，他的本职工作還是做古籍编辑，有关情况他说得不多，我也不尽了解。但就知道的，一是参与策划并实际操作完成了《唐宋人选唐宋词》一书，题目当然是模仿明末开始成型的《唐人选唐诗》，但求全备则有许多困难，终于完成出版，对学者是很有用的基本典籍。二是就我经手的书而由他担任责任编辑的，就有《卿云集——复旦大学中文系建立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朱東潤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以及我的《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总约250万字，他都很认真地处理文稿，按时出版。这当然只是他全部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当编辑当然很辛苦，当然是为别人作嫁衣，但有这段经历，在他的学术道路上也是弥足珍贵的。这几天因为要写序的缘故，又重新翻阅他当年的博士论文，读到他在后记中写到自己入学前的兴趣和爱好：“然性好结交特立独行之友，喜谈天下大势，呼朋引伴，慷慨有提剑看山之志。”還有一首完成博士论文后的遣興诗：“遁迹京华枉自嗟，莺莺燕燕逝天涯。十年学就屠龙技，转寻原上斩小蛇。”这当然是近代以来湘人的共同性格和追求，也是万里从农村来到上海，从兴趣读书到专业研究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矛盾的记录，可惜我当年对此注意很少。但在工作九年后，成了家，有了孩子，他的性格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激情逐渐平和，多幻想的性格也渐趋务实，更能以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再如当年的青涩，但真诚的进取精神和认真的学术态度依然保持未变。

编在本书中的论文，除了谈《草堂诗余》的硕士论文等几篇写于九十年代，多数是最近十年的论文，很可以见到万里这些年学术发展的足迹。这些论文的学术价值可以由读者来判断，我作为曾经的导师，在这些论文中读到的是他的学术领域进一步开拓，研究态度较前更为客观公允，研究见解也更为深入妥贴，这些都是很可喜的。其中一些论文以前曾读到过，多数则是这几天才读到，有几篇我很赞赏。比如《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温州“太学九先生”的学术与文学》，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文学群体，在地域文化研究方面也有特殊的意义。《流星般消逝的状元》谈刘輝的生命轨迹，以前我作欧阳修的时候关注过这个人，但没有做全面分析，万里的研究给我很多启发。《论苏轼<书李主词>之失》重点是辨析苏轼批评李煜“垂泪对宫娥”一词的意见是否妥当，讨论很充分，结论也可靠，更精彩的是由此而引发苏轼的政治识见并不高，又好发高论，“作翻案文章的强烈愿望在驱使着他手中的笔”，经常“真诚地说了一些见识低下的话”。“由于他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些见识低下的话产生了较为广泛的负面影响。”就超越了仅仅讨论李后主词的范围。这几篇在本书中都不算长篇，更好的应该是谈《花庵词选》，谈徽宗朝政治与文学，谈词学尊体，谈乐剧词和俗文学交流，我就不一一重复了。

去年夏初，万里来找我，说决意要到南开大学追随孙克强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准备辞去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工作，这让我很感意外。最近几年，上海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博士毕业都留不下来，而万里在出版社已经评上副编审，担任了编辑室副主任，工作顺利而胜任。我很想劝他再作斟酌，但万里告诉我，自己一直有继续从事专业研究的愿望和冲动，而且相信自己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因此而选择重新出发。为此，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也充满自信。这样，我只能祝福他的选择。

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表达对万里的期待。万里在从学的十七年间，主要从事唐宋词学研究，在基本文献和专题研究方面都已经有可观的积累。继续努力，在开拓的宽度和成果的数量上有更多的收获，以他的敏锐和勤奋，都是可以预期实现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格局，出现新的气象和变化。就以我比较熟悉的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来说，大约黄金时期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的十多年，在文献积累和视域开拓方面都有至今值得称道的成就，似乎比相邻的唐史研究和敦煌吐鲁番研究更显得突出。但是最近十多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快，文史圈的研究兴趣和方法都有天翻地覆的改变。相比较来说，文学史研究的变化要小得多。许多学者都在关注今后的发展方向，追求新的突破和变化。我虽然以做文献为主，但始终觉得作品的增加和考订，作家生平的揭示和厘清，只是研究的基础工作，学者应该追求更高远的目标，探索更复杂的真相。就我现在的认识，一是更强烈地感到中国学术只是国际学术的一部分，学者一定要改变长期闭关自守形成的仅以国内出版物为研究积累的狭小格局，打开眼界，更多吸取海外学人的研究成就，学习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二是纯文学的本体研究当然很重要，但文学毕竟是社会生活的记录，古代文学是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我们应该吸取古代文史研究所有特定领域的研究成绩，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三是文学是人的经历和情感的记录，文学研究仍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家生命历程的研究。许多年以前，朱東潤先生从英国传记文学中看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向，并为此将后半生的努力全部投入，可惜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延续。小说家当然更愿意向壁虚构，学者也更乐意浅尝辄止，似乎没有人愿意在详尽分析文献后彻底理清文学家的人生轨迹，再来解读他的人际关系和作品真相。但我相信这一现状迟早会有所改变，毕竟原有的积累已多，文学研究早晚总要走进具体的人的世界。就唐宋词学研究来说，基本文献因为有朱祖谋、夏承焘、唐圭璋、、任半塘、王仲闻等杰出学者的积累，整体水平比其他领域要高出许多，在作品和作家研究方面尤其突出。但词学研究一直很单纯，自成系统，自有规范，它的成就和局限大约都在此。今后的突破和开拓，我相信与其他方面的研究会面临同样的机缘与挑战。不知万里对此是否赞同。

我在到大学以前曾经在农场有八年的务农经历，有幸能够从事学术研究，更感到机缘之难得，学术性格上与万里有些相似，或者说不免有些狂狷。虽然唐宋以后觉得狂狷有违中道而稍存贬义，但《论语》中“狂者进取，狷者有不为也”一句，《汉语大辞典》解释为“指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自守的人”，我还比较赞同。随着年岁渐增，人可以不狂，但进取之心则不能轻弃。狷之有不为，我则体会可以是学术上的洁癖，因为抱定高远的目标，可以放弃眼前的利益，不必追逐世俗的乐趣，不要重复已有的研究，也不要满足一知半解的所谓创获。谨此与万里共勉吧。

                         2010年8月8日 于上海武川路寓所

收入杨万里著《负暄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