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骊兄编集最近三十年论文为《古典文献与浙江地域文学论集》成，嘱我为序。家骊年长于我，他的研究领域也为我所不太熟悉，因此而觉得自己没有资格也不太合适作序，但我终究无法推辞，则是因为以下要说到的一段特殊机缘。

认识家骊是在1986年秋。当时国家教委感到高校年轻师资培养的必要，乃责成各重点高校主办专业助教进修班。复旦中文系主办了美学和古典文学两个助教班，分别由蒋孔阳先生和王运熙先生领衔主持。我当时虽然已经评上了讲师，但留校方四五年，学术上还没有可以称说的建树，承王先生看得起，分派我负责古典文学助教班的日常管理和协调工作。这是重要的责任，我当然不敢疏忽。这个班共三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以省级地方院校为主，历时一年半，学员都很勤勉。家骊是与我接触最多的学员。他来自杭州大学，本科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主攻方向为六朝文学。杭州大学当时还没有并入浙江大学，虽然是省属院校，但中文学科则因先后有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等前辈任教，吴熊和、郭在贻等中坚支撑，学科实力在浙江首屈一指，足以进入全国十甲。家骊到复旦前已经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也从杭大诸名师处饱饫高论，有很好的体悟与追求。他参加助教班，更多地希望转益多师，在学术上更上台阶，也期待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的学术突破点。他禀性淳和，性情温厚，勤学多问，笃实进取。虽然我比他年轻，他一直称我为老师，至今不变，我则一直视他为朋友，所思所虑，无不真诚告诉，绝无保留。记得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深谈非常频繁，当然所谈的中心都是学术课题，因此有很多的了解。就我所知，他在复旦的收获，一是就《文馆词林》的文本流传和文献价值发表了系列论文，走出了有积极意义的学术开拓，二是将沈约研究作为今后研究的重点。后一点是王运熙先生的首肯，前一点则我也曾略输涓微。

那时我刚完成《全唐诗续拾》的辑校，并蒙中华书局委托修订《全唐诗外编》，因此当家骊询问我六朝文献有那些工作值得做时，我即告严可均全文六朝部分有大宗可补的资料，最直接可见的一是《文馆词林》，二是《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文馆词林》原书一千卷，唐高宗时许敬宗编，日本所存残本在清末民初有过数次印行，以《适园丛书》本和董康影印本收录最丰，均不足三十卷。1969年日本古典研究会出版《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一是收录最备，凡三十卷又残简若干；二是文本最善，多据相当唐写本的弘仁本影印；三是资料完足，所附《文馆词林盛事》和《文馆词林参考资料图录》对该书流传日本有详尽记录，四是研究深入，所附阿部隆一《文馆词林考》详述该书之流传始末，尾崎康《文馆词林目录注》则交待该书收录诗文在中国的存佚情况。此书当时仅印三百册，又值中国文革时期，因而学者很少了解。神户大学伊藤正文教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赠送王运熙先生一册，我从王先生处借阅，因而知道此本之可贵。将上述情况告诉家骊，他立即表示有极大兴趣，将原书影印一份自留，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很快写出了收入本书的《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及其文献价值》、《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与我国先唐遗文》、《日本所存〈文馆词林〉中的王粲〈七释〉》三篇论文，还将阿部隆一《文馆词林考》从日文译为中文，在台湾发表。家骊的研究充分尊重日本学者的成就，并就该书保存汉魏六朝作品的文献与文学价值，有很充分的阐释。此组论文在《文献》等刊物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相比较来说，1990年前后出版的《全汉赋》和《王粲集》都没有收录完整保存在《文馆词林》中的长文《七释》，是很大的遗憾。还应该说到的是，后来整理并在中华书局出版《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的那位四川学者，所据就是家骊提供的线索，且曾由我转介，出版时全无说明。且在文献存佚方面，主要利用尾崎康的成绩，还要自诩“遍检载籍，一一勘覆，纠其误，补其缺，拾其遗，填其漏，使整理工作成效更臻完美”，大体是八九十年代国门初开时期的自欺心态，缺乏对海外研究的尊重。家骊的研究则尊重前说，充分讨论，在学术起步阶段就表现出从容自信的风范。

《沈约研究》是家骊在杭州大学随姜亮夫先生攻读博士的学位论文，也是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沈约研究的学术专著，其成就学界已早有定评。他在读博期间，姜亮夫先生如何建议指导，我都不甚清楚，但就我所知，这一选题形成于他在复旦读助教班期间，最初是王运熙先生支持可以做此一课题，当时家骊就曾多次与我谈到有关设想，读博期间也曾多次向王先生驰函请教。王先生是六朝文学研究的专家，中年转治文学批评史后，学术视野又有很大的转变。以往文学史一般仅讲到沈约四声、文笔说的学术意义，其实他的成就在史学、政治等领域都有重要建树，在南齐到梁初事实上据有文学领袖的地位。王先生早年写有《释<河岳英灵集>论盛唐诗歌》等论文，十分重视张说、张九龄等文学领袖在文学风气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尽管其本人的创作可能并没有达到超一流的水平和影响，但所起转变文学风尚的贡献则十分巨大。王先生的意见，正是出于以上认识。《沈约研究》的特点，是首次对有一代辞宗之誉的沈氏，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全书多达37万字，王运熙先生为此书作序，认为该书“对沈约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观念、声律论、诗文与辞赋创作、史学成就等等，均各列专章进行深入的考辨和分析，堪称对沈约进行全面考察、深入探讨的第一部论著，其筚路蓝缕之功，令人赞叹”。是很恰当的评价。本书所收一组沈约论文，就是当时撰写的单篇论文，是家骊在沈约研究方面最有创见的部分，可以和前书参读。家骊曾多次与我谈到，他在学术上的发展，除得益于杭大诸前辈，受益最多的是王运熙先生。对此我也有同感。王先生治学的特点是平实中肯中见其研究深入，见解允洽，且能从复杂的学术研究归纳出清晰简明的研究方法，示后学以基本门径。学生能细心体会，当可终身受益。最近王先生因意外受伤而卧病已历数月，在此也祝愿他早日康复。

就当时参加助教班的多数学员来说，有了这段进修的经历，得以晋升职称，陆续发表一些论文，也就可以满足了。但家骊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他在四十岁时决定再考博士，跟随学术大师姜亮夫先生读书研究。虽然因为年纪偏大，外语和学位论文的投入都比别人更为辛苦漫长，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许多困难，总算走完这一过程。这是使我很感佩服的。因为这样，家骊在最近二十年间能够始终保持国内一线学者的地位，在学术上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收获新的成就。收录在本书中的许多论文，先后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国内权威刊物登出，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论文有些我很早就读到，有些则在这次写序时方仔细阅读。我总觉得家骊在从老杭大到新浙大变化的过程中，始终坚守从文献做起、踏实研究问题的基本原则，继承前辈的学术传统，不断进取，有所建树。他在复旦的那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他也非常珍惜，将复旦开阔独立的治学精神贯彻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这些，我相信本书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就不作一一评述了。

我想特别应该在此提出讨论的，是本书收有两组研究浙江地方文人和文学的论文。家骊是温岭人，我则是慈溪人，同属浙人，他的研究也是我所很有兴趣的。有关沈约的部分，前文已经说到，这里想特别说到茶陵诗派重要领袖谢铎的研究。谢铎是太平也即今温岭人，也许因为是同乡的缘故，家骊为此投入很大精力加以探索。他不仅考清了谢铎的家世与籍贯，勾勒出了谢的生平梗概，揭示了谢在明中期盛行的茶陵诗派中的特殊地位，还就谢的论诗主张及其理学思想与当时浙东学派的关系，作了很有学术深度的探讨。这组论文其实很有学术示范的意义。一是浙江地方文化从南宋以来，一直居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核心地位，历代产生了许多很有成就的作家，今人已有的研究其时祇是很少的一部分，值得研究的地方文人数量还极其巨大。二是在任何时代，都曾产生伟大的作家和重要的诗派，有关的研究已经作了很多。其实伟大作者的出现，是那个时代许多杰出文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术研究到一定的深度，就会更多地关心如谢铎这样有个性和成就而一般文学史很少提到的作者。历朝历代其实都是如此，类似谢铎这样的个案还有很多。三是地域文学和乡邦文学研究，这些年也算开展得轰轰烈烈，但有一些共同的遗憾，就是在文献发掘方面不作认真的真伪判断，在学术评价方面则有意拔高，缺乏科学精神。家骊则不是这样，始终以客观认真的态度来加以研究，不虚美，不讳恶，堪称乡邦文学研究的范例，值得学者重视。

我与家骊初识之时，彼此都还不到四十岁，正是积累学问、开拓学术且精力旺盛的年纪。二十多年来彼此珍惜，常互通声气，互相砥砺，得各有所成绩。不觉都到了六十左右的年纪，回首固无遗憾，前瞻更当珍惜。盈缩有期自无法改变，学术生命则可绵续而延传。珍摄自己，矜持学术，当与家骊共勉。

2011年7月31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林家骊《古典文献与浙江地域文学论集》，中华书局2018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