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祥兄将近年所作新旧诗结集为《扶墙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嘱我写几句话于卷首。我于诗虽为外道，但认识文祥兄，到今年恰为三十七年，联系不多，彼此都存敬畏之心，缱惓之情，故不敢辞。
文祥长我一岁，晚我二年进入复旦大学。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在1978年夏秋之间，以在校二年级学生的身分，被破格录取为首届硕士研究生。而文祥则于1979年秋为中文系本科所录取。相隔四十年后回看那一段经历，可以说我们都沾了改革开放初期不拘一格开放大学招生的光。同样作为1967或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文祥与我都没有读高中的经历，原本应该随人流务农或务工，一辈子与大学绝缘，然而历史的“机遇之门”给了我们意外的人生改变，我们也形成了特别的关系。然而，在我们挤进大学一二年之后，那扇门又关上了。我曾自我反思，以我之学历与学力，即便是高考恢复了也未必能考取本科，但有了前面一步铺垫，考研究生似乎并不困难。我不知文祥当年是怎样的经历与心境，但他入大学那年是对历届生开放的最后一次机会。所以说，我们都是时代的幸运儿。
我研究生毕业留校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担任文祥所在年级辅导员，也正因为上述机缘，我与文祥结下师生之缘。说来惭愧，文祥所在班级有历届生有二十多人，年长于我者有三人，文祥最居长，且担任班长，在同学中犹若大哥。虽在来大学前，我也曾任沿江农场的基层干部，但在大学任教还是第一次，对带一个本科班级更全无经验。最麻烦的是，我到班级时，他们已经三年级下学期，还有不到一年就面临毕业分配。那时还处在社会转型的初期，大学生毕业就业还全部由学校分配，各种矛盾都很复杂。我与全班同学还没有全部认识，就必须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确实有些心力交瘁。我感受到的焦点问题，一是分配去向与同学期待的距离，二是班级同学中上海与外地同学、历届与应届同学之间的认知，三是个别特殊问题的处理。在这期间，我得到文祥与班级许多同学的体恤与理解，使许多的复杂事情得以妥善解决。这样，我的首段大学管理工作还算顺利，虽然没有奖励，但系领导马上安排我再带1980级，也算是一种肯定。这段机缘虽已过去三十五年，我因此而与7911的同学建立了特殊的情感，他们后来多次团聚都邀我参加，从师生到朋友，彼此都有特别值得珍惜的记忆。
文祥毕业后，到中国新闻社工作，后来还被派驻香港传媒。逢年过节，偶会有明信片来问候。记得他曾与我谈起这段经历，并希望能在我到香港时安排接待。但我在那期间虽去过一二次，却都来去匆匆，乖违了他的好意。后来我曾有三段在香港长期工作的机会，可惜他已结束在港工作。他后来先后在上海学林出版社与辞书出版社任职，也曾询问我有无合适书稿，可惜也没有机缘合作。
倏忽之间，文祥与我都已是望七之人，文祥且先我休致，生活习惯与人生感受都有很大的变化。他是闲不住的人，不再为上班的琐事而奔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留给自己，所以能够为自己安排丰富多彩的新的人生。就我所知，一是旅游，二是摄影，三是写诗。收在本书中的诗歌，主体是他最近四五年间所写，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众多方面，包括旅游所见，岁时记感，书画记趣，人际述情，因事寄慨，涉时叙谐，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对这些诗歌的具体评价，我不想涉及，一因我本外行，二则我治古代，于当代写作本就不通，三则文祥与我之特殊关系既如前述，高扬则近谀，批评更非作序之所宜。我只想告诉读者，文祥在校期间，便对古代文学有浓厚兴趣，如今他的一切诗作，都是出于个人之喜爱，有感而写，且最初未必有出版的考虑，因而笔锋所及，都有难得的真诚。他觉得就写诗来说，自己还是一位初学者，因而以“扶墙”命集。但就我阅读所及，则时时能感到他倾注的心血与真意。至少就我阅读所引起的联想，觉得有几点可以特别说到。
第一、写诗是一项人人可以从事的高尚活动，从入门到成熟，只要有一定悟性，愿意投入精力琢磨，都可以有所成就。成就之高下，也因人而异，而若有心为此，则有两大法宝，一曰取法乎上，二曰真情实感。何为取法乎上？是宜广泛阅读中外经典，体会名家诗法，从一般怡情，到烂熟于胸，从前人成句，变化为自己心声，是应有一过程，但掌握并不困难。何为真情实感？即自己之真实感受。古人说诗言志或诗缘情，其实就是我手写我感的文言说法。无论世界危机，季节轮换，人生悲喜，友朋情谊，能触动五内、引发七情者，写出来都可以成为好诗。
第二、诗有古今中外之分，今人应何所取舍。这两年恰好是新诗百年，有关讨论很多，大约各述所见，很难有一致的看法。认为古诗好的，主张严守古人诗法，从押韵、对偶、粘对、句法、用典，都主张致敬古人。完全写新诗的，则以欧美各家为取则，无论颓废、张狂或咆哮，都极尽变化，气象张扬。我觉得两者都不错，也看到各有许多的成就。但就我个人而言，仍认为诗歌之民族化，或者说学古人之精神，写今人之心情，取古人之躯壳，装今日之真感，仍不失为新诗发展的一条道路。当然可以有一些变化。比方押韵，从《广韵》到平水诗韵，已经有些变化，今人或主张新诗分十八韵部，当然也是个办法。至于平仄、对偶、句法，在古人并非一成不变，现在取径似乎也可以更宽泛一些。文祥的许多诗，都具这些特点，可以理解。
第三、今人写诗，喜出大言，喜发宏论，私意很不赞同。如唐人写诗，何曾如此？即便李杜之喜以“百年”“万里”一类大辞入诗，而其精神贯注，无不为与一己进退与家国安危有关之表露。秦汉已有大言诗，也多就细节展开。近代以来动辄以放眼世界、倡言变革之大言，溯其渊源，我更愿以宋元间以托言神仙吕洞宾一路的仙诗为滥觞。文祥善于从日常细节中发现诗意，在细节描述中揭出感受，这是很好的尝试。
略述所知，不敢妄托知音，谨此请教于文祥与读者。
陈尚君
2018年11月4日于沪寓
（刘文祥《扶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